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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乾：清代乾隆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控制及其效果考察 ［摘 要］乾隆时期是清代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清廷通过订立专项法律，加重对聚众犯罪的惩罚，在法律的解释和司法适用上，也形成“高压”势态。从法律的实施效果看，整体遏制住了聚众案蔓延的势态，从而为保持社会总体稳定乃至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乾隆；群体性事件；法律控制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8）06-0083-05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治官之法：中国传统行政法律与国家治理”（16JJD820022） ［作者简介］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聚众抗官专项法律的制订 清代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聚众罢市、罢考；抗粮闹漕；冲击或堵塞官署，殴打官府差役人员；通过匿名揭贴等形式，纠约众人等，官方用语多用“聚众抗官”来表述。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聚众事件属于群体性越轨行为，它对社会秩序具有直接的威胁性和破坏性，如不能及时加以控制，或者控制力不强，也会极大冲击乃至危及社会秩序，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 整体而言，传统法律有关群体性事件方面的立法处于缺失状态。《明律》首次订立“激变良民”律，惩罚的客体是官吏，立法的宗旨是对为非作歹、横征暴敛等容易激起民变的官员渎职行为的惩罚。清律沿用明律，并于康熙五十三年，针对山西、陕西，制定第一个附例。雍正二年，又援引山、陕之例，针对福建订立第二个附例。旋经律例馆奏准，将以上两条例文，附于《大清律》下［1］。这两次定例，适用范围仅限于三省，属于特别法性质。而订立专项法律在全国施行的是乾隆十三年定例。 自乾隆十一年始，全国许多省份不断出现聚众抗官案，且聚众的规模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对官府的冲击也愈演愈列，山西安邑、万泉，围困府县达数日之久，苏州府顾尧年案甚至围困巡抚衙署。纷至沓来的奏报令乾隆帝大为震惊，他多次发布上谕，认为这些事件是因地方官不能及时处理所致，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机之由，积小成大”［2］。表现出通过法律解决的意图。 聚众案在多省频发，也引起了地方官的高度重视，他们建言订立专法。乾隆十一年，浙江处州镇总兵苗国琮奏请赋予地方文武官更多的临时处置权，并纳入处分条例：嗣后凡有塞署、罢市、抗粮、殴官等不法之事，许令文武即时带领兵壮，持械往捕，如有抗拒者，许即麾兵壮，施放器械，照盗贼拒捕之条，杀死勿论。乾隆帝着该部议奏［3］。刑部议复时整体采用了苗国琮的上奏，但对持械往捕一节，认为聚众者与盗贼毕竟不同，故未予采纳。最后定例：凡刁恶之徒，聚众抗官，地方文武员弁，即带领兵壮迅往扑捉，如稍有迟延者，即照定例严议。其扑捉之时，该犯即俯首伏罪，不敢抗拒，应分别末减；如该犯等持仗抗拒，许文武官带同兵壮，持械擒拏。若聚众之犯，并未执有器械，文武官纵令兵壮杀伤者，严加议处。［4］ 十三年五月初六日，乾隆帝发布长篇上谕，提出“聚众抗官，大干法纪，最为地方恶习，不可不亟加整顿。”认为屡屡出现聚众抗法，是因为“虽有严究重惩之谕，并未专设科条，是以无所畏惮”。他着重强调，对此类案件如果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虽然也能事后惩治犯罪，但参加者已然归去，事过境迁，反以逞快一时为得计，不如将首犯立置重典，使人触目惊心，凛然知不可犯。法律全在因时制宜，而辟以止辟，乃帝王经世之大用，“此等直省刁民，聚众抗官要犯，作何令其警戒不敢干犯法纪之处，着该部另行严切定例具奏。”［5］刑部等随即定例：凡直省刁民，因事哄堂塞署，逞凶殴官，聚众至四五十人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该督抚遇此等案件，即据实先行奏闻，严饬所属立拏正犯，速讯明确，分别定拟，如系实在首恶，即一面具奏，一面正法、枭示，并将犯由及该犯姓名，遍贴城乡，使愚民咸知儆惕。如承审官不将实在首犯审出，混行指人为首因而斩决，及差役诬拏平人、株连无干，滥行问拟者，即将承审官分别革职，依律治罪。该督抚一并严加议处。［6］乾隆帝在批准这项专法时称，“此朕刑期无刑，不得已之苦衷，将来革薄从忠，刁风丕变，再行酌定，另降谕旨。” “激变良民”律由此变为“首条聚众抗官律”［7］，惩罚的客体由官吏而变为聚众者，适用范围涵盖全国，具有普适性。概括乾隆十三年定例，其重点有四：一是从重从快，对首犯不经过一般的司法程序，而就地正法，所谓“一面具奏，一面正法”，实际上赋予地方官“先斩后奏”权。二是扩大了主犯的惩罚范围，适用就地处决的犯罪客体被延伸到“同恶相济”，包括“同谋者”、邀约聚众者、下手欧官者等三类，涵盖了从起意、聚众到实施行为的整个过程。三是警示性强。要求地方官将犯事缘由及正法人犯姓名刻示，遍贴城乡晓谕。四是对相关官员的失职行为予以处罚，将乾隆十一年的文武员弁“稍有迟延者，即照定例严议”，修改为“同城专汛武职不行擒拿，及该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者，俱革职。” 二、专项法律的实施及其效果 十三年定例随即由刑部移咨地方各省，在全国颁布实施。五十三年，刑部将前述康雍时期的两个附例，与乾隆十三年例合并为一，载入《大清律例》。嘉庆十四年再次修改聚众抗官法，将聚众罢考、罢市、抗粮、打官等类犯罪，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惩治力度整体有所减轻。此后未有修改。故论清代对聚众犯罪的刑罚，以乾隆时期为最严，其实施过程及其效果，尤可关注。 整体看，十三年专法的适用更趋严厉，不但从犯的惩罚超越新例，适用于积匪为害地方例，永远枷号；而且，使用“王命旗牌”就地正法之案，屡见不鲜。 苏州聚众案是促使乾隆帝最终选择订立专法、严惩聚众犯罪的重要枢机。巡抚安宁遵照谕旨，将首犯顾尧年等三人立毙杖下。随后在处理青浦县朱家角地方罢市一案时，安宁也将首犯秦朴等二人杖毙。乾隆帝认为如此办理不妥，提出既经拏获究审，自应按律定拟，若加以杖毙，必有议其法外用刑、草菅人命者。并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安宁办此二案，尚未接到部议，是以遵照寄信谕旨，将顾尧年等杖毙；其秦补等二犯亦行杖毙，未免轻率，致滋谤议。嗣后办理此等案件，拏获到案后，应照新定之例，立置重典。对于为从充徒之犯，照京城积匪为害地方例，永远枷号各城门示众。［8］ 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大吏最初掌握的尺度并不严格，而乾隆帝每每饬令“严办”。乾隆十七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审拟邢台县监生王方平等聚众抗官塞署一案时，没有按照“一面正法，一面具题”的新法执行，而是具题等待刑部核准再行“正法”，乾隆帝览奏颇为震怒，称聚众抗官，最为风俗人心之害，王方平审系首恶，自应照例，一面将该犯押赴邢台先行正法，一面具题。该督仍循例具题，欲俟法司议覆，再行办理，殊属周章顾虑，命传旨申饬。并将此本交刑部改办，王方平着即行解赴邢台正法。［9］类似这种由乾隆帝亲自命刑部“改办”或令地方大吏“多办”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次年福建巡抚喀尔吉善奏报惠安县民何献等抗粮拒捕一案时，乾隆批谕：“从重多处数人”［10］。二十八年春，直隶遵化州民闹赈哄堂案，聚众者达一千数百人，并在州署拆砖砌门。事闻后乾隆帝命布政使观音保“从权请出王命，将为首数犯立行正法”，并谕令“毋庸通详具题，转致有乖事体，亦不必俟（总督）方观承审鞫定拟。”［11］观音保随即遵旨将起意指使之主犯朱履泰等三人斩决，但乾隆帝仍斥责观音保“一味姑息”，命将崔四等从犯五人一并即行正法。［12］三十二年，河南巡抚阿思哈奏报审拟新野县革役杨蛟等聚众扒毁民房一案，因所拟立决、监候者仅有数人，乾隆帝以其“意存轻纵”，命交刑部另行核议，分别定拟。［13］越一年，甘肃阶州成县毛嘴山民谭壮等因差役催粮凌虐，拆毁县役房屋多间，陕甘总督明山奏请将谭壮照聚众为首例斩决、枭示，乾隆帝谕示：“岂可不从重多办数人，大示惩创？！”［14］五十年，处州卫前帮水手聚众勒加工钱，在直隶泊头地方停泊哄闹，不肯开行，并伤官抢犯。乾隆帝命传谕直隶、山东督抚派兵严密截拿，拿获后即于该处正法示众，必须多办数人，以示惩儆。并一再申明，“不得存化大为小之见”“不可存姑息完事之见”［15］。此类案例甚多，恕不具引。 对聚众案的从犯，将从重、从快的惩罚原则上升到司法层面的，始自乾隆十九年。当年闰四月，福建巡抚陈宏谋在处理诸罗县民吴兴等纠众辱官、拒捕两案时，将为从各犯，全部已拟绞候具题，但尚未经刑部核复。按照规定，应入于下次（次年）秋审。但陈宏谋认为，此二案情罪重大，因而令臬司归入本年秋审会勘办理，并以此奏请。乾隆帝予以肯定，并规定嗣后停勾年分，著刑部将情罪重大案犯，开具事由，另行奏闻，请旨正法。并传谕各该督抚，凡遇此等案件，俱照此办理。［16］ 乾隆帝在督办聚众案时的从重从快取向，特别是对地方大吏的一再训诫，极大影响了后者。地方官甚至将一般的人命案件，也恭请王命，斩决枭示。这势必冲击固有的法律秩序。为此，乾隆帝予以纠正，他指出，如果此等寻常案件亦一律恭请王命，尚有何案应行按例请旨定夺耶？其后，又发生直隶总督梁肯堂将抗粮殴官一案首犯先行正法等事，乾隆帝只是饬谕了事。［17］ 十三年定例的严格执行，整体遏制了急速上升的聚众事件。笔者据《清实录》、《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等统计，乾隆朝共发生大小近三百起聚众案，而以乾隆六年—十三年为最多，占比达百分之七十五。乾隆十三年以后，特别是乾隆二十年起，急速下降。［18］从乾隆六年—十三年间每年十起以上，下降到年均不足两起。总计乾隆二十年以后的四十年间，共计50起。 群体性事件发案率的急速下降，有多种因素，其中，与中国灾害周期的发生密切关联。据统计，乾隆六十年间灾害死亡人数，乾隆六年首次出现千人，当年达2000人，其后续有增加，但仍维持在1000—3000人之间，而乾隆十二年陡然达到前期的第一次峰值，即23000人。［19］据此或可推断，“因灾致变”是乾隆十三年前聚众案高发频发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乾隆朝聚众案高发的峰值及其曲线，与乾隆朝灾害受灾强度曲线存在高度吻合。乾隆朝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乾隆五—九年（1740－1744），是有清一代水旱等自然灾害集中发生的高峰期，［20］其影响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且因社会趋于动荡，而导致包括法律在内的统治政策由宽缓而向严猛转换。而聚众抗官新例的制定，以及在适用上的加重、从严，无疑也是聚众案急速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与乾隆中期清廷通过修订法律，废止“完赃减等”条款，着力惩治官员犯罪，即由治民而转向治官的政策转向，也存在高度契合。也说明专项新法的制订及实施，整体遏制住了聚众案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使得乾隆朝保持了社会总体稳定，从而为国家各项政策措施得以实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 三、问题及影响 乾隆时期对聚众案的处理过程及善后措施，具有长远影响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普遍加强了府县防护力量的配置。乾隆帝在钦差大臣讷亲复奏万泉案情折内，于该处兵丁连外委只有十名之处，特加朱批称：一邑而如此兵单，应筹调补。考虑到万泉地处山僻，城市窄小，不能移驻多兵，最后连同原有10名，新增30人，共40名兵丁专驻。安邑地方原不甚僻，距运城只15里，原有9名兵丁，又从平垣营拨兵11名，共有20名驻扎。万泉、安邑归河东道管辖，比照晋省归绥道例，给与兵备道衔，都司以下等官，听其调遣节制，以便呼应及时［21］。增加驻兵、将原来主管民事的道员改加军事属性等措施，随即由署理山西巡抚德沛组织落实，主旨是“防范周密，足资弹压”。［22］在处理苏州聚众案时，乾隆帝一度考虑在这里添设八旗驻防，并命军机大臣传谕巡抚安宁，令其斟酌妥议，密行陈奏，勿令幕宾家人传知，稍漏风声，以致人情恇惧。八旗驻防是清朝在重要城市单独圈设的“旗城”，关系重大。安宁回奏称，苏州地处腹内，非杭州、京口沿河沿海可比，且地方情形，实亦无庸添设。此议遂罢。［23］其他地方均有类似增加兵丁驻扎的举措。此举在整体加强地方防护力量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家的行政成本。乾隆以后地方吏役的普遍增加乃至膨胀，大多可以追溯到乾隆时期。 二是加大对处置聚众案不力官员的惩处，文职官员也照“武职失守城池例”惩办。乾隆十五年，是秋审制度中官犯册单列成册进呈的第一个年份，而这项制度的推行与加大对聚众案处置不力官员的惩办直接相关。乾隆十四年十月，本年朝审缓决本内，有斩犯朱发、李廷栋等四案，其中三案，多是因处置聚众不力而由三法司改斩决为缓决的官员，乾隆帝认为三法司“办理俱属错误。”他指出：朱发、李廷栋身为司牧，奸民哄闹，擒捕无方，三法司所拟比照武职攻破城池之例治罪，减等处罚。夫奸徒小蠢，本属子民，何至仓皇失措，以朝廷所付民社之寄，弃而不守，乃谓本非武职，比照治罪，缓其处决，岂城池仓库，专责之武臣，而地方文职，可置不问乎？胡璘以都司奉委协拏人犯，奸民哄闹，即望风不进，乃谓非逗留观望，然乎？否乎？刘锺虽是末弁，但畏缩远避，以致偾事，何情可原？着另行改正。并令嗣后职官治罪，除杂犯外凡实犯罪名，秋朝审时，或应缓决，或应情实，著另为一册进呈。［24］ 三是不即时追究官员的过错责任，从长远看有诸多负面影响。乾隆帝在处理聚众案时，最初一再秉持“民有犯当置国之法，官有罪当处官之刑”的衡平原则。但随着更多聚众案的发生，他对激变良民官员的责任追究，不再实行“即时性”，理由是一旦官员因此解任，一似其进退升调操之在民，定会滋长刁悍民风。因而对此类官员往往不即时处理，时过境迁后而以其他原因迁调。乾隆八年，湖南出现多起聚众抢谷案，巡抚阿里衮奏称：奸民借米价稍昂，鼓众挟制，若立即参劾牧令，恐愈长顽梗刁风。乾隆帝对此大表赞成，朱批称：“甚是。即使应参，亦不应以此事参处，况不应参乎？阿尔赛（湖广总督）奏闻时，即批示矣”［25］。按察使明德进而上奏，请求乾隆帝特降谕旨，训示督抚提镇，嗣后不许混参有司。乾隆帝朱批道：前日阿尔赛欲参县令，朕批示不可。不谓汝见到此。好，勉之［26］。 聚众抗官专法制定前，乾隆帝多是就案指示，尚未形成统一的处理意见。乾隆九年五月，直隶滦州等地出现民众聚集强借粮食、抢割麦田之事，总督高斌参奏知州李钟俾不能体察民情，即将其掣回。随着聚众案的频发，特别是新法颁布前后，乾隆帝改变了对官员的即时处理原则。乾隆十二年，万泉聚众案发，山西巡抚爱必达将万泉知县佟浚题参革职，乾隆帝谕称：不职知县原不可姑容，然何不查察于平时，而纠参于刁民聚众之后？随即将爱必达解职。大学士讷亲到山西省城后，奏请将失机文武官弁革职，拿交刑部治罪。乾隆帝予以肯定。本来，革职处置的是“失机文武”，即因处理聚众案履职不力的官员，但又出现“奉提官犯，民间颇有荒唐之词，引以为快”之事，讷亲立即奏请“特颁谕旨，俾官吏军民知二邑惩治官弁，悉由玩纵之故，交与抚臣照例发臣衙门，敬谨謄黄刊布，遍示穷乡僻壤。”乾隆帝肯定这种做法，称朕之所以重处各官者，以其不能安辑地方，发奸摘伏也，岂意愚民反因此而得计哉。有旨谕部。［27］ 在办理苏州聚众案时，安宁因杖毙人数实际多达三十余人，致物议沸腾［28］，遂自请议处。乾隆帝称其并无办理不善之处，无庸交部议处。并称：法纪所在不容假借，奸民敢于肆横，则其咎在民而不在官，初非严于百姓，而宽于安宁也［29］。乾隆十七年，湖南巡抚范时绶在处理湘乡县民周二等聚众抗官一案时，将首犯就地正法，并奏称知县卓尔布激成事端，办理不善，现在会疏题参。乾隆帝认为就地正法办理正确，而题参之事未见妥协：若因刁民滋事，将地方官即登白简，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胁制官长，殊非整饬刁风之道。此后若遇此等案件，应于事后酌量改调，或再行参革，均未为晚［30］。 乾隆中期，聚众案发案频率、强度都大幅下降，乾隆帝改变不即时查处责任官员的做法，政策及法律调整的重点又转向整饬不法官员。二十九年，湖南新宁县刘周佑控告书役舞弊，署知府王锡蕃交发本县办理，知县李鹏渊将原告禁押，置所告之事不问，致街民散帖罢市。聚众案处理后，地方大吏对有责任官员以议处上请。乾隆帝颇为不满，称向来外省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胆，不可不防其渐也。今该府县等即心存袒护，而措置乖方，是先不能守其正己临民之本，又岂可与仅系稽查不力、弹压不严者，竟予一律议处，使复持缓治之议？有意为之姑息，将穷檐冤抑，终无上闻，覆盆尚可言耶！［31］命将王锡蕃、李腾渊同时查明参处，随即又派刑部侍郎阿永阿驰驿前往，会同总督吴达善查办此案。四十四年，直隶正定井陉知县周尚亲派累致变案，也经乾隆帝及时纠正。知县周尚亲派钱累民，生员梁绿野等传单聚众，赴正定府控告，及正定府饬委典史前往查拿，生员梁进文又聚集村民，殴伤差役。事闻，乾隆帝谕示直隶总督周元理从重惩处，并须多办数人。周元理随即遵旨奏拟结案，乾隆帝将其结案折交三法司速议。此时，提督衙门接获案内被缉捕的梁绿野，赴京呈诉该县科派侵肥。乾隆帝复阅周元理结案折，怀疑他袒徇劣员［32］，遂派刑部侍郎喀宁阿等驰驿前往查办。喀宁阿等途次先将梁绿野逐款讯问，随即奏上，乾隆帝据此判断，井陉一案并非奸民捏词诬控，谕称：若州县实系科派累民，以致激变，而该督尚欲为之消弭开脱，于政体官方，大有关系，非寻常公过可比，若复置之不究，致各省相率效尤，吏治尚可问乎？！因事关重大，加派尚书、军机大臣福隆安前往彻查。随即查明周尚亲短价侵吞为实，依律拟绞［33］。周尚亲被执行绞决。周元理随后也被解任，降为三品职衔。 总论清代群体性事件，有两个高发期，一是乾隆朝前二十年，一是道光中期前后的二十年。乾隆时期除万泉安邑和苏州二案外，大多规模较小，更没有演化为强烈的对抗性冲突，整体上仍然在可控的范围内。而通过专项法律的制订及适用上的从严、从速，使得聚众案得到极大遏制。道光时期的群体性事件以“闹漕”为中心，尽管案发频率没有达到乾隆时期的高度，但烈度极大，［34］有的甚至围城攻地，官府大多用兵弹压，而湖北崇阳、湖南耒阳两大案，官府急调两省大兵，经月而事平。包世臣预言，“东南大患，终必在此。”［35］太平天国随即而起，而在有漕省份得到极大响应。二者的关联及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十九。 ［2］［5］［8］［9］［10］［11］［12］［13］［15］［16］［23］［24］［29］［30］［31］［32］《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一、卷三百十四、卷三百十六、卷四百十四、卷四百五十三、卷六百八十三、卷六百八十四、卷七百九十七、卷一千二百二十九、卷四百六十三、卷三百十四、卷三百五十、卷三百十四、卷四百十九、卷七百十八、卷一千七十八。 ［3］朱批奏折，苗国琮奏，乾隆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4］ 朱批奏折，刑部尚书阿克敦等奏，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十九。 ［6］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一。 ［7］ 《大清律例根原》卷四十五。 ［14］ 朱批奏折，陕甘总督明山奏，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四十三。 ［17］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881页。 ［18］ 参见林乾：《因灾致变-乾隆朝群体性事件高发的“灾害”诱因》，朱勇主编《中华法系》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15。该文著录乾隆朝群体性事件136起，统计未包括规模较小事件。 ［19］ 朱凤祥著：《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 ［20］ 《地理研究》，1995，4。 ［21］ 朱批奏折，讷亲奏，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22］ 朱批奏折，署理山西巡抚德沛奏请拨弁兵以资防守事，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九十四。 ［25］ 录副奏折，阿里衮奏，乾隆八年五月初一日。 ［26］ 朱批奏折，明德奏，乾隆八年闰四月初九日 ［27］ 朱批奏折，讷亲、爱必达奏，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28］ 萧奭：《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年，395页。 ［33］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七辑，169－170、174页。 ［34］《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340页。 ［35］林乾《新喻漕案与包世臣罢官》，《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