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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是我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型，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体系之完整，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类型： （1）石窟寺是传承脉络最清晰，关联性最密切，体系最完整的文物类型。石窟寺以佛教为主线，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分布，向南至西藏地区，时间及传播脉络十分清晰。中国石窟寺规制相似，文化内涵相同，内容关联密切，自成体系。与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文物类别相比，石窟寺体系是最完整 的。 （2）石窟寺分布广泛，是规模最大的文物类别。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国有各种级别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群，数量超万座，如果按单个窟、龛核计，则有几十万处，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3）石窟寺是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物类型。其内容包括古建筑、古遗址、洞窟构筑物、壁画、彩塑、石雕像、题刻等，丰富多彩。 （4）石窟寺是真实性、完整性保存最好的文物类别。虽然石窟寺原有寺庙建筑以及环境遭到严重损毁，但现存洞窟构筑物、石雕、壁画、彩塑等内容，基本保持建造时期的状态，内容真实性及完整性是最好的。 （5）石窟寺是人工建构与自然地质岩体相结合的文化景观。古人在选择石窟寺雕凿地点时，大多选择在风光旖旎、景观独特的河流阶地，或景观独特的沟谷，既有人为建造、艺术创作的特点，又有自然地质岩体的构造、结构特征，与欧洲石质文物相比，中国石窟寺具有文化景观的独特性。 石窟保护工作涉及考古学、美术学、建筑学、地质学、工程学、化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保护科学，而且其保护工作的精细化、精准化、干预少的特点，决定了石窟保护工作的复杂性。由于石窟寺的重大价值以及亟须保护的紧迫形势，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间，石窟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领域之一。我国在保护石窟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基本上代表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水平，某些石窟保护成果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并提升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科技水平，如有“中国特色，敦煌经验”美名的敦煌石窟保护模式在国内外形成了重大影响；而且石窟保护更具国际性，石窟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分感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平台，笔者在大学毕业后的30年间，利用这一平台，承担并完成了大量石窟保护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研究工作，并因此与我国石窟保护中的人和事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2017年年底笔者调入复旦大学，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发生了变化，在梳理、总结我国石窟保护历程时，深感我国石窟寺价值及重要意义有待深入挖掘，对石窟保护工作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有待提升，保护的基础工作及学术工作有待加强。 2018年11月2日至4日，复旦大学牵头举办了“2018年复旦大学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石窟寺保护”学术论坛，论坛得到了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世界文化遗产地、社会企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全国著名石窟保护、研究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对我国石窟寺及石窟保护工作达成了共识：石窟寺作为古代 “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它不但记载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见证。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在石窟保护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水平。但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石窟寺的作用仍未得到有效发挥，基础工作薄弱，学科建设滞后，很多关键技术难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这些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会后，黄克忠、马家郁等石窟保护前辈，倡议值此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应好好总结我国70年石窟保护工作的历程、成果，既是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献礼，对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老一辈石窟寺人的奉献精神的纪念，又对石窟保护未来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我国石窟保护科技水平。 在老先生的敦促鼓励下，笔者还得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先生、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先生等相关领导、学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由此，我与中国文物报社郭桂香编审筹划实施了我国石窟保护 70 年口述史采访及编辑计划。 2019年3月初，我国石窟保护70年口述史实施计划启动工作会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召开，会议就实施计划的内容、原则、时间、人员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计划首先以口述史的方式，采访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老一辈石窟人，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重要保护工作事件等，记录并总结我国石窟保护工作历程；然后再逐步完善，形成我国石窟保护系列成果。 石窟人口述计划共采访了我国24位实施石窟保护的老前辈。他们中有我国石窟保护工作开创者、98岁高龄的余鸣谦先生、96岁高龄的孙儒僩先生；有88岁高龄仍然吃住工作在文物保护第一线，我国文物界第一位大国工匠李云鹤先生；有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有孜孜不倦、心系石窟，为我国石窟保护事业仍然不辞劳苦，奔波于全国石窟保护工作一线，在文物保护理论和保护实践卓有建树的资深专家黄克忠先生；有开创敦煌石窟保护科技事业、创建和壮大敦煌石窟科技保护队伍、为我国石窟寺科技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李最雄先生；有为我国石窟保护、文物保护的科技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陆寿麟先生；有为石窟保护事业奋斗一生并引以为豪的贾瑞广先生；有因为一份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技术通知书，而与石窟保护结缘一生，在保护材料领域作出突出成就的马家郁先生；有将一生才气奉献给大足石刻，为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突出贡献的郭相颖先生；有最早探索石窟寺科技保护，一生奋斗在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第一线的解廷凡先生；有与石窟寺结缘一生，初中毕业自学成才，视龙门石窟为自己生命，情系龙门石窟一生的刘景龙先生；有“文革”期间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奋不顾身阻挡“革命小将”炸毁石刻，保护大足石刻的邓之金先生；还有因为各种因缘结缘石窟，并为石窟保护作出突出贡献的河南省博物馆陈进良先生，麦积山石窟张锦秀、蒲成生先生，云冈石窟王恒、唐贵先生等等。同时为让大家了解新时代我国石窟保护的发展趋势和各种需求，我们还采访了原敦煌石窟研究院掌门人王旭东先生、现敦煌石窟研究院掌门人赵声良先生、大足石刻研究院掌门人黎方银先生、龙门石窟研究院掌门人余江宁先生、云冈石窟研究院掌门人张焯先生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为我国石窟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石窟人没有纳入我们的采访编制计划，他们中有胡继高先生、姜怀英先生、杨玉柱先生、高念祖先生、蔡润先生、曾中懋先生等等，他们的许多工作也是我国石窟保护历程的重要节点，是我们石窟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忘记。 采访中，老一辈石窟人追求理想、奉献一生和与共和国共命运的情怀，让我们这些后辈十分感动，并油然而发崇高敬意。他们的口述中的闪光之语，是他们内心真实情怀的表达，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再苦再难，无怨无悔”、“听从国家召唤，服从国家需求，是我们那代人基本的情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是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人，奉献是我们的使命”、“石窟寺壁画、彩塑是有生命力的，你只有充满感情地爱护他、理解他、敬重他，才能真正保护好他”、“虽然我80多岁，做过很多石窟保护工作，但我仍然认为还有不足，需要完善，我仍然希望在未来的修复保护工作完善它，保护得更好，把更好的保护技术传承下去”、“有生之年最大的希望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年轻人，提高我国石窟保护科技水平”、“情系石窟，心系石窟，一生与石窟保护结缘，无怨无悔”、“若有来世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年轻人遇到了好的时代，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形势下，应该更加珍惜，加倍努力，敢于担当，为我国石窟保护贡献力量”，等等。 本书能够顺利编辑完成，感谢黄克忠老先生、马家郁老先生的鼓励和指导！感谢敦煌研究院、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砖石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广西鼎之晟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助；感谢暴风影像集团张旭东先生在采访音像录制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以及采访团队的付出！感谢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王旭东、现任院长赵声良，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等石窟掌门人的鼎力支持！感谢苏伯民、 汪万福、杜晓东、董广强、蒋思维、赵刚、陈建平、黄继忠、卢继文、闫宏斌、丁淑君、王玺等同仁的支持；感谢陈嘉琦、周孟圆、江姝、曹晓楠、程邦等同学在采访活动中的付出以及采访口述资料的编辑整理；尤为感谢郭桂香女士的筹划和编辑，支撑了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出版工作的完成！ 感谢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励小捷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何满潮理事长为本书作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文物是有生命力的，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 2019年金秋，共和国七十年华诞于复旦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