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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与隙末中的历史温度——读蔡登山《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刘英团 “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结论相距极远”（季羡林《历史研究断想》）。“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文史作家蔡登山认为，谈史论史，找题材很容易，谈论出见地很难；谈论出见地容易，谈论出温度很难。历史的温度源自对历史人物及历史环境的理解。即便再熟悉各类或新或旧的史论，我们也不能全然小觑历史人物的种种“八卦”，或将其一概斥之为闲话。寥寥数语，道出古今学术发展之通义，堪称精论。 所谓“新发见”“新材料”，实为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即新学问的产生大都由于新发现了新材料，而这些“新材料”往往都埋在故纸堆中。尤其日记、书信等这些私档，而这些“私档”不但鲜少为外人知，不少未加整理的草书手稿，更是字迹难辨。蔡登山说，他的历史写作高度依赖新史料的发掘，故而被誉为“文史界的福尔摩斯”，他沉迷于影像和现代文史资料三十多年，发现和打捞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新史料。《情义与隙末》就是从晚清人物的生活细节之中的情义往来切入历史——在梳理晚清人物的书信、日记、报刊、回忆录等文史书档的基础上，推理出被忽略、湮没的有意味的细节，从而重新审视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端方、张謇、吕碧城、陆征祥等晚清大人物之间鲜为人知的秘密，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情、交恶又是如何影响着历史长河的原始走向。 “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有力量。”蔡登山先生认为，“历史的真实在于细枝末节……我们要考证，追根究底，看各方面的资料。要经过很多追寻，才能慢慢接近比较真实的历史……”这些年，他上溯晚清，找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被发现的晚清新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情义与隙末》的创作基础。譬如，为还原康有为、梁铁君“围园劫后”的真相，他不仅求得花500万台币拍下相关信件的香港收藏家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的允以照相复印——“我做出释文并蒙其校对”（蔡登山《情义与隙末》），还遍览康有为文孙康保延家藏之梁铁君之遗札及学者孔祥吉所发现一封梁铁君给康有为的信，并参酌和借鉴了康有为的诗集、梁启超的书信、康有为弟子（徐勤、伍庄）等人的亲眼见闻与新加坡学者李庆年、张克宏关于康有为在新马的行迹，蔡登山先生感慨，“其他如学者李永胜找出当年《中华报》对梁铁君被捕后的报道，都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有莫大的助益。” 有别于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主流样态和游谈无根的稗官野史，《情义与隙末》在“言之有据”之下，也让历史多了些“温度”。曾国藩、左宗棠同为晚清中兴名臣，时有既生曾何生左之说，关系僵得很。又因天京城破，“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左宗棠奏称曾氏“骗取封侯之赏”。朝廷闻之大怒，慈禧太后谕旨：此前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命之严惩部下，以“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左、曾决裂失和，“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 有一种情义，叫“相互攻讦”；有一种抵牾，叫“惺惺相惜”。曾国藩病逝，左宗棠特制联语剖白心迹：“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考诸左宗棠的生平，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等皆“见机而作，托故而行”，幕客严咸甚至因不得志而自尽。但是，左宗棠却对曾国藩之弟、之子女及女婿都极为关照，不仅是经济上的资助，更有政坛上的提携和照顾。曾家女婿“聂缉椝（字仲芳）受知左宗棠，畀任上海制造局，由是擢升，遂得置身通显，扬历封疆……”曾国藩之外孙、聂仲芳之三子聂其杰感叹：“先君蒙左文襄公器重，历加委任，幸得薪水以支家用。先母（曾纪芬，曾国藩之五女，笔者注）晚年谈及昔时情况，犹有时泪随声下焉。（聂其杰《仲芳公轶事》）”透过《情义与隙末》的诸种考证，曾氏感念左氏提携之情及左、曾之交情乃见非同一般。 “历史辩证的过程非常好玩，自己就好像是一个侦探或者法官，看到了正面、反面等等各种材料，然后需要像老吏断狱，排除种种云遮雾罩的干扰来推断，找出真相。”在《情义与隙末》中，蔡登山先生谈的是晚清人物之间“情义与隙末”，说的是晚清“政事”“政风”。“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蔡登山认为，应该与李秀成怂恿、唆使其称帝有关，删减版“自供状”必有不可告人之隐，而由于李秀成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潜在威胁，曾国藩必速杀李秀成之。甲午战后，光绪帝颁下“改革谕旨”，文廷式、陈炽、康有为等中下级官僚和开明士绅结成的新兴政治势力，意图通过“公车上书”，推动变法。而文廷式外泄和谈机密既使自己卷入宫廷内斗之中，还牵连了光绪帝——帝党与后党、维新派与顽固派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 2020年01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