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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的回顾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才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时,就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科举中式人数为取样对象。前者如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以《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籍贯为主要对象。[1]后者如张耀翔的《中国人才产生地》，以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为研究核心。[2]此后数十年,除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的若干研究外,有分量的历史人才地理分布及变迁的文章不多见。70年代末以来,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再掀高潮。然这一时期的探讨仍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进士人数为两大素材。典型的如陈正祥的《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吴培玉的《我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与流向》，都以唐代诗人、北宋宰相和唐前后期的进士、明代三鼎甲等的籍贯分布来考察人才聚集地及其走势，[3]直到80年代末,相关的研究基本上未涉及人才和进士在地理分布上的具体比较。《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发表了缪进鸿教授的著名论文——《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对人才和进士的空间分布作了若干间接的比较,显露了进士与人才在地理分布中的一些内在联系,隐现了唐至清科举和人才中心城市形成和转移的轨迹,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近几年,有关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的佳作时有发表。如陈国生的《〈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范金明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但陈文仅讨论了《明史》人物的本贯分布，[4]没有触及到明代进士的区域分布,而范文只反映了明清江南进士的籍贯分布，[5]且没有对该地同一时期的专家学者作比较。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历代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作专门的、直接的、对应的研究。因此,尽管从张耀翔到何炳棣至刘海峰都认为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6]但因没有人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实证,使他们的理论尚未产生应有的影响,以至于今天人们对科举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中的相互联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仍有相当多的人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和考试内容的智力性表示怀疑，对人才中心随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这样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竟鲜有人问津。因此,对这一课题展开讨论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取样对象 1．进士 “进士”从广义上讲也是人才,但本文一般仅指“学历”或“出身”而言。本文进士和巍科人物均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1980)统计。因明代的进士籍贯有户籍和乡贯之分,并有者,本文均按乡贯计算。 2．人才 本文所指“人才”,主要指明清时期一流的专家和学者。统计以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凡有明清人物的43个学科所收的明清(凡1870年前出生或1935年前卒的近代人物也基本收入)专家学者(含有成果或著作条目的作者)为主要依据。其中,美术家择要收入56人，[7]其他42个学科的明清人物除宗室、旗籍和宦官人员外全部收入,析出重复者,计914人。再根据有关史料，增加科学家和学者86人。[8]则本文取样的人才总数为1000人。又因为在考察中发现,各级人才中心的形成,一般都以地域文官群体的率先崛起为特征,故本文还将从“人物”的角度对相关区域的文官群体扼要叙述,以充实研究的内容。 三、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 1．研究现状 表1反映了明清各省进士与人才地理分布的一般关系。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省的面积、人口和经济、文化、教育条件有很大差异,仅从每省进士的绝对值还不能甄别各地文风的高下。就此,张耀翔、缪进鸿曾设计根据各省进士达到全国平均录取水平的县在全省中的比例多寡来衡量各省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现据本人计算,每县进士的平均水准明代是18人,清代是16人。统计省份及实得,详见表2。 表1 明清各省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本文各表数据中的科举人物均出自朱保炯、谢沛霖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1980)，籍贯中户籍和乡贯并有者,本文均按乡贯计算。人才均主要出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收人物，详见本文第二部分“人才”。各省辖区，除北京、天津仍归河北，上海仍归江苏外，其余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74）划分。 由表1、2可知,明清进士与人才的空间分布存在着一定的正比例关系。但也不尽然。如安徽明清进士排名在第9位,而人才却高居第3位。再如,清代江西的进士达标率仅次于江苏而居第2位,可人才已跌到了11位。这些都说明,若按省份统计,明清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以上也大概代表了本文以前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因此,要切实反映明清进士与人才在空间分布上的内在联系,应另辟蹊径。  2．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进士最多的城市 为了缩小计量单位,笔者决定在州县的基础上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研究。就此,尝试推出表3-8,供大家比较、讨论。   从以上各表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进士名列前茅的城市。如明清人才最多的32个城市,有29个是进士众多的城市。另，表8中的海盐和淮安也均有进士149人。 如果说以上所举仅涉及数十个城市,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话,我们不妨把明清各代出50名及以上进士的县列入科举发达的县,把这些县所拥人才之和与其他县产的全部人才做个比较,其结论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据统计,明代出50名及以上进士的县为112个,仅占全国可比县(边远数省未计,清亦然,详见表2)的8.4%,且拥有220个人才,占全国的65.1%；清代出50名以上进士的县为117个,仅占全国可比县的7.4%,且出了434名人才,占全国的65.6%。即科举发达的县较之其他县出人才的概率是：明代20比1,清代24比1,比例十分悬殊。因此,无论从全国人才最多的城市来考察,还是对明清所有的人才进行划分,人才集中产生在科举发达地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人才最多的城市基本上是巍科人物最多的城市 把巍科人物与人才的地理分布作一比较,不仅使我们多一个视角探索科举与人才的关系,同时,对科举制度本身是否客观,即会试、殿试决出的优胜者是否公正,也是一次很好的实例检验。据统计,明清共有巍科人物1003人次,排除复出者,实计925人。具体分布,详见表9-12。   从表9看明清各省巍科人物的分布与各省人才的分布较各省进士与人才的分布的关系远为密切。如明清江浙两省的巍科人物占总数50%,该两省的人才也正好占全国的“半壁江山”。表10-12,不仅反映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城市与进士最多的城市基本重叠,还显示明清巍科人物最多的城市分布与人才最多的城市分布大体一致。这不啻表明,明清巍科人物的兴衰,可以映衬出一个城市文化水平的高低和人才的枯荣,还多少说明科举考试的排名是比较客观的。 4．部分科举发达城市没有人才辈出的原因 不可否认,有些进士众多、元魁鼎甲也不少的城市没有出相应的人才群体。其原因也能从时空分布特征中找到主要答案。明清500余年间,区域进士与人才的联系程度可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初,进士与人才的关系不甚密切,这是因为明初人才的培养科举、学校、荐举三途并用,进士的地位并不突出,对地域人才群产生的影响就小。第二阶段,明中叶至清中叶,进士与人才的关系最为密切,凡进士高峰期出现在该阶段的科举发达城市,几乎都是人才发达的城市。第三阶段,清季,进士与人才的关系在表面上又有所削弱,这是因为教育与人才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不是同步的,人才的出现通常是滞后的,地域科举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有的要等民国时期才显示出来。所以,科举发达人才平平的城市,其科举高峰期一般不是出现在明初,如江西的安福、永丰,就是形成于清末,如天津和昆明。 一个科举发达的城市有否作为,还与其四周相邻的城市科举发展水平有关。江浙二省的科举发达城市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他们的数十个科举鼎盛的城市有90%连成一线,若从杭州沿大运河至扬州观察, 十几个城市抱成一团,形成了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地域进士群。理所当然,最大的文人集团也在斯诞降,而苏州正好处于该区域的核心位置,则姑苏城的人才在全国首屈一指也在情理之中。其他地区的科举发达城市,也大多不是孤立地存在,如济南、开封,就是松散型相连,如江西科举发达的城市大部分沿赣江单线或间断地排列。没有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大环境,人才群体就难以产生。 还有,与遭遇长期的战乱有关。一个地区科举鹊起后,若碰到长期的动乱,蕴蓄中的人才群体也会流产。如明中下叶广州的科第角逐也是很成功的,但人才蔚起的局面被明清之际的战争和清初数十年的割据统治及“海禁”、“迁界”的暴政断送了。要不然,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在清代的勃兴可能会提前一个世纪。 此外,与统计的角度也有关系。本文是以专家学者为取舍标准的,若按正史列传人物统计,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明代进士最多的10个城市,按本文统计,有3个(兴化、福州、南昌)没有进入人才最多的16个城市,但按陈国生的《明史》本贯人物的统计,这3个城市全部进入《明史》人物最多的13个城市(其他10个城市也无一不是科举发达的城市)。[9]因此,我们如果从人才和人物综合的角度分析,那明清科举发达地区几乎成了文化昌盛、人才渊薮的代名词。 5．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成正比 据笔者初步统计,在338个明代人才中有科举(秀才、贡生、举人、进士)功名的211人,占62.4%,其中进士133人,占总数的39.3%;清代662个人才中,有功名的430人,占65%,其中进士172人,占总数的26%；明清合计有功名的641人,占64.1%,进士305人,占总数的30.5%。科举人员仅以极微量的人口比例,占据了人才席位中的大多数,其相对成功率之高,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的。有人统计过清代有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年存量每县是500人左右(明也类似,笔者注)[10]也有人计算出全国进士的年存量明代是1783人,清代是1970人，[11]已知明代全国州县1405个，[12]清代州县厅1700多个，[13]又估且把成化朝的人口(0.644亿)代表明代全国的人口,把乾隆朝的人口(2.279亿)代表清代全国的人口，[14]据换算,明代有科举功名者的成功率是普通人的150倍，清代有科举功名者的成功率是普通人的500倍。其中,明代进士的成功率是有初中级功名者的670倍,是其他人的3.7万倍;清代进士的成功率是有初中级功名者的290倍,是其他人的8.5万倍。又据本人统计,在1000个取样人物中,有巍科人物47人,据计算,他们成功的概率又是进士的10倍。上述计算(有的还是估算)虽不一定精确,但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四、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 1、科举中心的产生与迁移 明清科举中心的产生与迁移,大致可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洪武朝至天顺朝。明初,因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故进士高度集中在当时文化较为发达的赣、浙、闽三省,特别是赣江中流的吉安府,产生了426个进士和33个巍科人物,竟分别占全国同一时期的十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俨然成了全国的科举中心。 第二阶段,明成化朝至清乾隆朝。成化伊始,全国的科举重心已过渡到浙东的宁绍地区。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太湖流域形成了当时,也是明清全国区域面积最大、登科人数最多、巍科人物最集中、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佳的科举中心。由于宁绍地区既属浙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又与太湖流域相连,故也可以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划分为同一时段。 第三阶段,清嘉庆朝至光绪朝。本阶段进士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各省的中榜名额趋向均匀,科举人口向大中城市特别是省城倾斜,形成了十来个省大中城市科举重心并存的格局。 2．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 如上所述,明初,全国的科举中心在江西的赣江流域,明初至明中叶江西和吉安府的人才也占明显的优势。明前期,江西学子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如建文至成化的38个宰辅,江西籍的有12人,其中属吉安府的10人。又据笔者对本文取样的明初至中叶的26位思想家、教育家的统计,江西籍占11位,其中吉安府就有8位,如罗钦顺、罗洪先等。区区一府,在短时期内产生了这么多思想家、教育家和阁臣,在明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明中叶,浙东宁绍地区蟾宫折桂者称雄海内,名士迭起的局面也随之形成。首先表现在大批中高级官员登上政治舞台。达官分布之密,为同时期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紧接着,各类专家也接踵而至。而浙东地区对明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成为明学术中心——王学的诞生地和传播大本营。且姚江学派余波壮阔,不久又推出了清初最大的学派——浙东史学派。又据陈国生的统计，结合本人的研究,发现《明史》人物最密集的地区,明初至中叶是吉安,明中叶至明末是宁波，[15]与本文不谋而合。 进入明下叶,科举中心扩移到太湖流域,从此该地区的人才一发而不可收。但从人才的能量观,窃以为太湖流域的人才开发逮及明清之际出了像顾炎武、陈确等著名学者后才算真正进入高潮,到清中叶达到顶峰。像惠栋、庄存与、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段玉裁、张惠言、阮元、李兆洛、刘逢禄、龚自珍等大师级人物都集中产生在乾嘉前后的近百年内。在此人才霸主地位形成时,太湖流域的仕宦人物也是独宠的。如康熙至乾隆朝的43个汉人大学士,太湖流域的就占了19位,是全国的十分之四强。 嘉庆以降,科举多元中心的逐步形成,为近代多元人才中心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如近代三大知识群体——江浙、岭南和湖湘人才群都是以区域科甲蝉联为依托的。这里江浙的科举优势自不待言,仅对岭南和湖湘的情况作一披露。所谓近代岭南、湖湘学风炽热,其实,说到底主要是广州府和长沙府学风炽热。如本文统计的广东近代人物,有五分之四的籍贯是广州府的。湖南的近代人物,也有三分之二出生在长沙府。晚清,就省份来讲,广东、湖南的科名仍属中偏下水平。但这两省大部分的进士都分布在省府,故就广州和长沙府来讲,清后期的科甲须刮目相看。如道光至废除科举,广州和长沙府的进士已超过江浙任何一府;广州和长沙城的进士在全国也已跻入前6位。即在近代岭南、湖湘这两朵文化奇葩盛开前,作为核心地区的广州和长沙都已成为当时全国的科举重镇了。事实说明,直至近代,科举中心的形成,仍是人才中心产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又据观察,具体到每个城市,也都是科举兴旺于前,人才辈出于后。同样,明清重要的地域学派不仅十有八九孕育在科举发达地区,且其中又十有八九产生在科举中心地区形成之后。再细究,明清学术大师不仅多半诞生在科举发达地区,且其中的多数成长在乡里科举臻于极盛之后。 五、结束语 概而言之,明清进士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上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于下：①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重要的地域学派和学术大师基本上产生在进士和巍科人物最密集的地区,科举发达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学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②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区域人才高峰期一般产生在该区域科举高峰期形成至结束后的一百年内。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③明清各省人才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所以,科举发达城市(县)集中分布在东南数省,这既是明清人才大多麋集在东南地区的最直接的因素,也为诠释同一时期北方和西部地区人才之所以凋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本文的研究可为学界提供几点启示:①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科举中式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不排除腐败现象,但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否则,科举与明清乃至近代人才的分布不会如此密切,明清区域文化史又怎样理解?科举的主要弊端在于考试科目单一,内容狭窄,学不足致用,特别是与近代科学的发展相背离,但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可以断言,没有相当的知识和学问是难以金榜题名的。否则,明清人才史就无法解释,科名与成才的各种正比例关系又如何解答?因此,今天,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②进士的地理分布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若充分利用这个最佳资料,历史人文地理学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有望新的突破。③本课题反映的教育对人才群体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史实,在科教兴国、人才为本的今天也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本文承陈桥驿教授、齐建昌研究员鼓励,缪进鸿教授具体指导,葛剑雄教授、刘海峰教授、吴光研究员、周召南副研究员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张肇同志提供明清进士籍贯分布的原始分类资料,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录： 1．本文统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43卷目录 哲学、文学、历史、经济学、军事、教育、农学、传统医学、现代医学、语言文字、地理学、法学、戏曲曲艺、天文学、心理学、化学工程、物理学、土木工程、交通、机械工程、水利、轻工、大气·-海洋·水文科学、民族学、考古学、力学、体学、音乐·舞蹈-、宗教、文物收藏、纺织、建筑·园林·城市规划、数学、化学、社会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政治学、美术、图书·情报·-档案、生物学、矿冶、航空航天、新闻出版。 2．有关城市组成情况 江苏省：南京（上元/江宁）、苏州（吴县/长洲、清含元和）、常州（武进，清含阳湖）、松江（华亭，清含娄县）、镇江（丹徒/丹阳）、扬州（江都，清含甘泉）、淮安（山阳/清河）、无锡（清含金匮）、常熟（清含照文）、昆山（清含新阳）、宜兴（清含荆溪）、吴江（清含震泽）、太仓（清含镇洋）。浙江省：杭州（钱塘/仁和）、绍兴（山阴/会稽）、湖州（乌程/归安）、嘉兴（嘉兴/秀水）、宁波（鄞县/慈溪）、台州（临海/黄岩）、温州（永嘉/瑞安）。江西省：南昌（南昌/新建）、吉安（庐陵/吉水）、抚州（临川/金溪）、建昌（南城/南丰）。福建省：福州（闽县/候官、明含怀安）、泉安（晋江/南安）、兴化（蒲田/仙游）。 安徽省：徽州（歙县/休宁）、凤阳（凤阳/怀远）。湖北省：武汉（江夏/武昌/汉阳）、黄州（黄岗/浠水）。河北省：北京（大兴/宛平）、天津（清含静海）。河南省：开封（祥符/陈留）、洛阳（洛阳/偃师）。广东省：广州（南海/番禺）。山东省：济南（历城/章丘）。广西省：桂林（临桂/灵川）。陕西省：长安（长安/咸宁）。湖南省：长沙（长沙/善化）。贵州省：贵阳（贵筑/新贵）。云南省：昆明（昆明/呈贡）。 按：参考缪进鸿教授的相关研究，除两个同城而治的县（约占一半）自然组成城市外，其它均按府附郭县加一个最近的县为一个城市。另，所有的非府附郭县均单独按一个城市计。如此划分虽不无问题，但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2019-12-31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科学》第8卷第1期，1923。 [2]张耀翔：《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1480-481号，1926。 [3]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1983,第1-16页；吴培玉：《我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与流向》，《人才研究》1988年第2期。 [4]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5]范金明：《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6]参阅张耀翔：《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1480-481号，1926；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216页;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7]《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收明清画家140多人,现据杨仁恺:《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重点介绍(10排文字以上)的专家收之。 [8]增加人员都出自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王蘧常：《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9]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10]王跃生：《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人口研究》1989年第3期。 [11]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2]唐进、郑川水主编：《中国国家机构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第371页。 [13]《清史稿·地理志·一》。 [14]转引自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第909、1074。 [15]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说明： 1、本文的若干数据已在本人的相关文章中修正，但这些细节（包括还未修正的部分）的更改，都不影响原文的观点和结论，故本文上传时正文曾保留原貌。 2、本文的《附录》，系笔者编论文集——《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时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