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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中，台风“利奇马”肆虐浙江，50多名考古学者克服重重困难，齐聚义乌的桥头村遗址。这是个有八千多年历史的上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据称是这个时期最早、最完整的聚落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十多个“一窝一窝的器物坑”，里面有大量完整的陶器。这种现象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纷纷提出可能的解释，并进行了讨论筛选。首先排除的是集中埋垃圾的可能，因为器物很完整；其次排除的是陶器工厂，因为这还是不能解释集中埋藏现象。与会学者的观点最后落在了仪式祭祀与灾变这两种可能性上。从报道来看，研究者也注意到这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现象，上山文化早期的遗址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下汤遗址，不过桥头村遗址显得更突出、更专门，尤其是集中出土陶器。仪式祭祀或是灾变都是可行的解释，不过，在肯定这些可能的解释之前，我们还需要先分析遗址的废弃过程。如果有更简单、更合理的解释，就无须提出更复杂、更难以验证的理由。这里拟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抛砖之作，供学界斧正。 桥头村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晚期，距今八千年左右。这个阶段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从北往南、从西到东，有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李家村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等。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遵从更早的划分方案，仍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无独有偶，同属这个时期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灰坑中不仅发现成套的石磨盘、磨棒，甚至还有粮食，也有学者认为与祭祀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作为学生参加过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的发掘，部分房址内遗物十分丰富，陶罐仿佛都留在了原位，有的陶罐还倒扣过来放置。这些房址属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同一时期的遗址如阜新查海、敖汉旗的兴隆洼与兴隆沟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不是某一个遗址的孤立现象，而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要理解这种现象，离不开当代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领域——遗址废弃过程研究。 1970年代考古学家迈克·谢弗（Michael Schiffer）的博士毕业论文首先开启遗址废弃过程研究这一领域，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峰，有一批学者参与其中。谢弗的代表作就是他1987年出版的《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一书（Formation Processes of Archaeological Record）。谢弗注意到不是所有的人类遗存都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物质材料从人类的行为状态（systemic context，简称S）到考古材料状态（archaeological context，简称A）会经历一系列的改造过程：S→S（反复利用的过程）、S→A（废弃过程）、A→S（再生利用的过程）、A→A（扰动过程）。80年代斯蒂文森（Stevenson）曾利用阿拉斯加废弃的淘金者营地系统探讨遗址废弃过程影响因素，他注意到是否预期返回与废弃的速度两个重要的变量。如果淘金者只准备短时间离开营地，如一个星期，去新的地点了解一下情况，那么他离开营地的时候，会把家里稍稍收拾一下。他原定是要返回的，尽管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返回，那么看到的废弃状态就是收拾整理之后的。如果他考虑离开的时间是一年，即明年再来，那么他收拾整理的强度会高得多。还存在突然离开的情况，淘金者曾经听到流言说哪里又发现了金子，急忙要赶过去，于是什么都没有收拾就离开了，所有的东西基本都留在原位。如果淘金者不准备再回来，那么他在废弃阶段就像我们现在搬家一样，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绝大多数东西都不会在使用原位了；还可能存在破坏性使用（反正以后也不用了）。简言之，是否预期返回、废弃的速度将会深刻影响遗存的空间位置与保存状况。斯蒂文森之后的研究者还注意到更多的影响因素，比如迁徙的距离、搬运的工具等等，但这些因素都不如斯蒂文森发现的两个变量影响大。 运用遗址废弃过程理论分析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废弃是非常合适的，我的博士生李彬森曾对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性遗址进行过系统分析。他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群体还没有建立稳定的定居，需要周期性的迁徙。那时他们能够耕种的土壤还非常有选择性，不可能都分布在居址附近，于是他们在较远的耕地附近可能有农舍，农忙季节会搬到农舍去住。民族考古中也有类似的案例，如墨西哥高原有一部分印第安人，其农业水平比较低，这些群体有中心营地、农舍、还有冬季居址，往往是山洞。于是，物质材料就在中心营地、农舍、冬季营地之间流动。当需要搬到冬季营地居住的时候，离开时间比较长，就会对中心营地房屋内的东西收拾整理。把陶罐倒扣过来，把部分物品打包储存，这些都是常见的处理策略，以备返回后使用。 义乌桥头村遗址所见的十几个遗物集中出土的地方反映的正是这种预期返回的整理策略；更进一步推断，就是那个时期农业生产水平还不够高，人们还不能达到稳定的定居，需要保持一定的居址流动性。桥头村遗址如此，其他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同样如此。史前农业群体定居能力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突然实现的。早期流动性比较高，存在不同季节的营地；后来随着定居能力的发展，迁居频率下降，人群离开不同季节居址的时间间隔延长；再后来，人们能够长期定居，没有了居址的季节性之分。从上山到桥头村，遗物整理处置策略更加专门化，反映的正是迁居时间间隔的延长。我们在白音长汗遗址赵宝沟文化阶段的房址中也看到类似的状况，有座赵宝沟文化房子里发现一溜数件使用过并可以继续使用的石铲，显然是有意存放的，但是房内的其他物品较之兴隆洼文化阶段明显要少。而到了红山文化阶段，房子里除了一些破碎用坏的物品之外，很少能够看到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完整物件。白音长汗遗址的红山文化阶段的房子不多，可能说服力还不够强。赤峰的魏家窝铺遗址是一处更大的红山文化聚落，这里所体现出来的废弃特征跟白音长汗是一致的，除了少数可能因为火灾焚毁的房子内保存的东西较多之外，其他房子的出土物极少有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完整物品。 当然，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不都是遗物保存丰富的。李彬森的博士论文发现山东后李文化的遗址存在明显的两分现象：一类分布近河的遗址很少有丰富的遗物，而另一类位于山区的遗址则保存遗物丰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告诉我们，能够利用水生资源尤其是海洋资源的群体往往有更强的定居能力。道理不复杂，因为水生资源的资源域很广，资源量也大，获取地点相对固定，所以狩猎采集者可以实现定居。如西欧的中石器时代、日本的绳文时代、北美的西北海岸、南美的秘鲁沿海等，这些地方都曾经有过定居的狩猎采集群体。近水的后李文化遗址因为能够利用水生资源，所以定居能力更强，这些群体无须依赖周期性的流动来保障生存。遗址废弃遗址的过程比较缓慢，更像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人们预期不返回，所以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留下来。后李文化遗址废弃特征的差异更进一步证实，遗址中器物的集中留存现象是与古人居住的流动性密切相关。 因为预期返回而整理存储器物并不仅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只要是在一年中还采用流动居址组织策略的群体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游牧群体有夏季与冬季牧场，定期转场，他们离开一个季节营地的时候，同样会收拾整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也曾发现过储物坑，出土器物分层、分类摆放，有的储物坑还有台阶，显然是为了方便取物而设计。屈家岭文化时期古人已经有了很好的定居能力，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比如洪水，而不得不暂时离开，因为预期会返回，所以对器物进行了整理。笔者曾在内蒙古宁城参与清理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灰坑，其形制类似房子，坑中密密麻麻摆满了陶器，破碎之后形成厚厚的一层陶片，显然是有意储存在这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农业相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下降，人们居住的流动性明显提高，陶器的制作质量下降。因为流动迁居，就产生了这种预期返回的器物处置策略。 我们在较晚的阶段的确看到过祭祀坑这样的遗存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火烧、毁器是祭祀时常见的现象。祭祀在史前时代的确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如生病之类的事，通常只能求助于巫师或萨满。不过，祭祀真正发挥重大社会作用还是社会复杂化之后，它是凝聚社会成员认同、构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而这样的需要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并不迫切，当时聚落规模有限，人们彼此熟悉，并不需要借助祭祀这样的手段就能够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如果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存在如此普遍的祭祀，废弃大量实用的器物（许多器物上还有使用的痕迹），而中晚期人们不再这么做，的确是难以理解的。按照奥卡姆剃刀法则，能够用简单原因解释的现象就无须去寻找更复杂的原因，从遗址废弃过程来解释远比用祭祀来解释简单得多，也要合理得多。祭祀是一种容易提出、但很难验证的假说。 至于说灾变的可能，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导致遗址废弃，其废弃特征可识别性很好。比较明显的灾难如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洪水等，这些都会留下特殊的沉积特征，比较好判断。沉积物特征不明显的可能是瘟疫，但其他的废弃特征还是清楚的，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遗址发现，如内蒙古通辽的哈民忙哈与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哈民忙哈遗址以房屋中集中出土大量人骨遗存而闻名，同时房址中出土大量完整的陶器，我曾经研究过该遗址的石器材料，但是完整的石器工具极少，不过死者身上的玉器并没有带走。庙子沟遗址的居住利用可以分期，其中有一期为灾难性废弃。跟哈民忙哈遗址不同的是，这里除了大量完整陶器之外，石器工具也留下来了。也就是说，哈民忙哈遗址废弃时，速度并不快（相对庙子沟而言），人们还有时间整理行李，把日常要用的工具带走。这里是沙地环境，石料奇缺，磨制石器工具费时费力，必须要带走。陶器易碎，不适合长距离搬运，只能放弃。玉器属于死者的个人物品，这些死者又是他们的亲人，所以没有拿走。比较而言，庙子沟的人群似乎是受到了惊吓，他们连石器工具都不要，迅速地离开了。 遗址的废弃过程涉及的因素很多，不仅有文化过程，还有自然过程，以上谈及的是文化过程中的废弃过程。在我们分析考古材料、提出解释之前，需要考察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不同的废弃过程会形成不同的废弃物分布形态，这些形态是可以识别的，同时它们也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