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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民族学：间接性与起步晚 人类学中对解决斯拉夫人族群起源问题颇具价值的是，侧重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特质的自然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侧重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特质的文化人类学。文化上，需考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所有生活过斯拉夫人及其先辈的地区的死者火化仪式，但实际完全缺乏早期斯拉夫人的材料。最早的斯拉夫人人类学资料要到他们分别大量定居于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时期去寻找，但这一时期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与本地部落居民——凯尔特人、西徐亚-萨尔马特人、日耳曼人、波罗的人、色雷斯人、芬兰-乌戈尔人居民混居在一起的。因而，在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的不同居民点所呈现的是迥异的人类学构成，后来的中世纪颅骨学材料难以描述斯拉夫人的原有面貌。一些人类学家曾着手对比分析不相连的、超过两千年间的颅骨材料，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假设性质，这种假设的结果对于族群起源研究是难以利用的。只能说，中世纪的人类学材料对于研究中世纪时期的斯拉夫世界仍是很重要的史料，但在解决斯拉夫人族源问题上可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近年来，西方学者尝试利用遗传学资料来划定斯拉夫人族源地的范围。2007年，有学者根据遗传学Y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的数据（Y-STR）得出结论，将有斯拉夫舌音的种群划定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Н. Д. 卢钦斯基据此认为，可将斯拉夫人的族源地划定在第聂伯河中游，起源时间划定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但遗传学资料因其间接性而备受争议。 民族学在考察斯拉夫人族源地方面可提供一些信息。斯拉夫人虽是一个很大的同族集团，但完全是一个个独立的族群。在长期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斯拉夫族群共同体的构成中融入了大量不同族群的土著居民。如此一来，许多先前的民族学特征会在习俗发展、地理和气候变化的条件下也随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根据具有斯拉夫人民族学特征的地理分层可以判定斯拉夫人的族源地。但此项工作非常复杂且远未系统化，比如，编制全斯拉夫族群地图集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上述学科的缺憾在考古学中得到了一定弥补和突破。 考古学：回溯研究法 在斯拉夫人族源研究中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考古学。以考古文化的发掘为核心，现代考古学可解决前述语言学路径的两个困境，阐明斯拉夫族群共同体所经历时段的历史，并将其划定在确切的地域。考古学研究中常用的回溯法，能关注到古代各族群间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一些细微差异。回溯法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在对斯拉夫人考古文化的鉴定得到历史史实和其他事实的证实后，再追溯至罗马时代甚至深入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中。 随着类型考古学、结构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细化研究，东欧考古学家们确定了“基辅文化”（2—5世纪）、“布拉格文化”（5—7世纪）等最具斯拉夫人族群特征的基本考古文化类型。进而向前推导，找出那些与其相似的更早的考古文化，从而探寻斯拉夫人族源时间和族源地。学者们推论出的早期斯拉夫考古文化主要有：切尔尼亚霍夫文化（2—4世纪）、扎鲁宾涅茨文化（公元前3—前2世纪到2世纪）、倒瓮文化（公元前5—前3世纪）、米罗格勒文化（公元前7—前1世纪）、卢日支文化（公元前12—前4世纪），甚至还追溯到特希涅茨文化（公元前15—前13世纪），并由此提出了几种关于斯拉夫人起源地的看法：“第聂伯河—奥得河说”“维斯瓦河—奥得河说”“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说”“第聂伯河—维斯瓦河说”等。 这些学说尝试阐释从公元前15世纪到5—7世纪这一长时段内斯拉夫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目前依然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考古学所分离出纯粹和可信的斯拉夫文化只是5—7世纪的，而之前所有的文化都是混合的，其具体族属成分依然存在争议；第二，斯拉夫人起源的民族学资料有太多模糊之处，在混合了原始斯拉夫人或斯拉夫人的考古文化载体上，难以分辨究竟存在哪些部落、民族的遗迹。 综上可见，各学科在斯拉夫人族源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成果，各有自圆其说的结论，但也往往相互抵牾，多有矛盾。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语言学研究之间有较大出入，进行更加深入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为探索斯拉夫人族源问题的有效路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15XJC81000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罗斯文明研究（9—13世纪）”（16CS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