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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商周地名研究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面临诸多困难。随着考古与古文字学科的快速发展，新发现的商周甲骨、金文地名材料已经相当可观。通过对这些新地名史料研究，可以发现商周地名的来源及其发展衍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商周地名的主要来源有部族名号、人名、旧地名孳生新地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商周地名存在随时代变迁而转化为其他类别专用名称的衍化现象。商周地名的衍化规律有：普通地名演变为国邑名，地名、国名演变为姓氏，地名演变为人名等；对商周金文地名的来源与衍化规律进行梳理与归纳，对于汉语专名词汇的发展演变、商周国族、姓氏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等均有重要史学价值。 关键词：甲骨金文 商周地名 来源 衍化 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语历史地名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追溯地名史源、地望考证、地理沿革、地图绘制等方面的研究范例自汉代以来就层出不穷。清末以降，随着经学文献研究的深入，传统地名研究也取了得相当丰硕的成果。近代以来，以顾颉刚、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家继续在传统地名考证方面辛勤耕耘，将古书记载和出土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地名和地理也成为一种新的学术风气。 自20世纪初始，学术界即有讨论甲骨地名的专论，其中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虽仅考释了8个甲骨地名，但实开甲骨文地理研究之先河。郭沫若《卜辞通纂》开创的干支系联法为甲骨地名和殷商地理研究建立起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董作宾《殷历谱》对黄组征人方卜辞行经地点做了系统收集和系联，在考释地望的基础上绘出了路线图。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对甲骨地名进行了系统研究，全面讨论了商代晚期的地理结构，勾画了甲骨文地名网络。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是首部利用甲骨和青铜器铭文资料系统研究商代地理的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该书在有限的三章内容中讨论了商都田猎区与商末的政治地理结构、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线与相关地名的地望、商都之外一些方国与商的关系及商王国对外战争的地理问题等。其中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之错误的更正对于甲骨地名研究影响深远。此外，利用甲骨金文资料研究商周地理的成果还有饶宗颐、钟柏生、郑杰祥等；而《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将甲骨、青铜器“族徽”及考古遗址相结合，考述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人文地理结构演变和方国地望等，是商代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科的快速发展，甲骨、金文研究成果中累积的商周地名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甲骨、金文地名研究大多还是地名的单一考证和有限范围内的地名系联，在汉语地名学规律探讨和中国地名学史研究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如牛汝辰《中国古代地名文化》在“中国古代地名学史略”一节中对整个西周时期的地名状况未加叙述。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对金文地名相关研究只字未提；其他谈及中国地名发展源流的通论性论著亦是如此。 史念海《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一文指出：“材料订正确实后，就应该接着进一步的整理。具体来说，约有五端。一为追溯来源……二为详究沿革……三为参照地形……四为订正讹误……五为探索命名规律。”因此在整理商周金文地名资料的基础上，对早期地名的来源与衍化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商周地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目的，本文依据甲骨和金文中人名、地名、方国名、部族名等专有名词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和后世文献的追溯式记述，试将商周时期地名的早期来源，以及在其历史演变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由地名转化为其他类别事物名称的衍化现象及其史料价值略作归纳整理，以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抛砖引玉。 一、甲骨、金文所见商周地名来源规律的初步整理与归纳 就现有的甲骨文、金文资料来看，其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方国名、部族名等专有名词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人地同名、族地同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以及人名、地名、族名之间相互指代等复杂情况，加之年代久远，又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导致几乎无法区别各名称在时间上的早晚，各类名称的来源与沿革也不容易说清楚。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对甲骨金文中人名、地名、方国名、部族名等专有名词之间关系做了细致梳理，并与传世文献进行参证比较；再据初步整理出来的商周地名来源的主要途径，对商周地名来源规律进行归类整理如下： 1.族地同名：地名来源于部族名号 姓是有着共同祖先、共同血缘的家族标记，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是从原来血缘团体中分离出来的新族号。商周时代，姓与氏皆可作为部族名号，而地名，尤其是居民地名称也一定有源自部族名号者。例如晚商金文“亡（无）冬（终）”，裘锡圭认为“‘无终’之名大概很早就从一般的族氏变成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称号了”，但后来“无终”又成为汉代右北平郡所属的一个县。 “地名一般都是首先发现或定居于该地的人命名的”，而将部族名称当做所居地名称，不管对本部族人还是对外部族人来说，都是一种最便捷命名方法。甲骨文中众多的部族名称大多是商王室对他们的称呼而非本族人自称，且常见以部族首领名或部族居地名指代该族名，所以人地同名、族地同名的辞例很多。商代是一个诸侯、部族林立的时代，以部族为核心的各个方国有各自的专属地域，“大小部族长期占据各自的土地，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权力。部族专地的稳定性可以从族、地同名的现象中看出。”甲骨文中为数众多的族地同名、人（贞人、部族首领等）地同名的实例就是部族与居地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 商周金文中的族徽文字或族氏铭文，一般认为包含方国名、邑名、族名、姓氏名、私名等内容，商周甲骨文中亦记载着大量的古方国、古族、古姓氏和私名等，并可与金文中的族徽铭文互证，还可补益金文族徽铭文研究资料的不足。朱歧祥收集了79个同时见于商代铜器和甲骨文的族名，雒有仓详细考察了52个与甲骨文记载的族名基本相同或完全一致的金文族徽。例如，商周铜器所见族氏铭文“目”，在甲骨文中既是族名，又是目族居地名称。另如戈、卫、韦、舟、襄、息、耳、舌、木、竹、孤竹、无终、舟、虎、其等，先是作为族氏名，后逐渐转化为方国、邑名和地名。金文地名中的皮氏、格氏、卢氏、封氏、仑氏、兹氏、陭氏等，应该是由姓加“氏”字形成的地名。 2.人地同名：地名来源于人名 先秦时代，地名与人名有着密切的关系。饶宗颐说：“惟地名与氏姓人名有密切关系。”《普通地名学》一书对地名与人名的关系的论述如下： 居民地的名称与人的名字联系特别紧密。两者都属于专有名词类，这类名词本身又有不少共同点。人名（人文名称）也是由普通名词词汇补充的。形成人名时的最初特征往往取自事物本身的特征，它是人的浑名，以后变为姓。 由个人私名转变为部族名号———姓，再由姓转化为地名，这应该就是私名转化为地名的一般规律。甲骨金文中，人名、族名和国邑名往往与地名相同，这里显然存在着相互指代的关系，这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先秦的人地关系、族地关系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根据。有关这一规律还留有大量的研究空间，那就是人名与地名间的先后和转化关系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待于未来的研究不断加以完善。 另外，《普通地名学》中指出另一规律：“为纪念开拓者和伟人而命名的名称具有历史意义”，即一些重要人物或族长的私名可能因其功绩而为其后人作为方国名、族氏名和地名使用。正如上文饶宗颐先生所提出的“地名与氏姓人名有密切关系”一样，西方学者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但在目前所见的商周地名资料中还没有明确的例证，这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前瞻性的理论关照。 3.异地同名与同地异名：地名的异地因袭和同地孳乳 地名有很强的传承性。地名会随着人群的迁徙、部族分化或受封至新地而出现在其它地方，“开发者往往根据他原来所知道的地方加以地理类推而给无名土地命名”。王献唐所说的“族迁名随”、“异地同族，名以族起”，其实就是方国、部族对旧有地名的沿袭。因袭旧地名的结果就会产生“异地同名”的现象，如荀地，一在山西，一在陕西。又如西周懿王都于犬丘，春秋时期卫国和宋国均有地名犬丘，秦先祖非子居地亦名犬丘，且远在陇西。 地名的演变还有“同地异名”现象。一方面，事物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和角度也存在一定差异。由此会对同一事物产生认知上的差异。《普通地名学》中指出：任何自然事物的分异程度取决于事物的差异、人和社会对它的态度。一些人认为是一样的东西，而另一些能区别出不明显的特征差别的人却认为是多种多样的。认知的不同，在地理概念的表达上就会出现名称的差异，即“同地异名”，由同一个地名孳乳出二个以上的不同地名。先秦文献中即有“同地异名”，如《春秋》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杜预注：“垂，卫地。”而《左传》记为“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杜预注：“犬丘，垂也。地有两名。”又如胡渭《禹贡锥指》中指出的河流山川存在“随地异名”的现象，即同一个河流或山川因人在不同地点居住而有不同的称呼。目前所见金文地名资料中，同地异名例子还有：周—宗周/成周/东周、单—南单/西单/北单、申—南申、蔡—下蔡、洛—上洛、黄—内黄等。 4.旧地名改造而孳生出新地名 由于部族迁徙、诸侯封建、领土扩展、国都迁徙、国家兴衰、朝代更迭、行政区划变革、社会性质的改变、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等诸多因素，人们到了新的地方，为了起名方便，往往采取对旧地名稍加改造形成新地名的方法，常见的方法是在原地名前加东、西、南、北、上、下、新、内、外等区别词加以区分，如上邽—下邽、上曲阳—下曲阳、内黄—外黄、武城—东武城、武阳—东武阳、上蔡—下蔡—新蔡、西虢—东虢、阿—东阿、丰—新丰、安平—新安平、郑-南郑-新郑等。 概括总结地名来源及其规律的史学价值之一，就在于“地理名称可以表达移民过程”。饶宗颐指出：“异地同名之层化现象，治古代地理者每据以寻求民族迁徙之痕迹。”又说“其地名中，族属雷同之号，往往出现于邻近地区，足征其族迁徙分布之概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