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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现代服务理念、现代媒体技术和新型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博物馆展览模式由传统的以实物为核心的艺术品陈列向信息主导型陈列转变。系统的、综合性的文物解读对于构建展览故事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金色记忆——中国出土14世纪前金器特展”“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等文物专题展围绕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展开,以文物组合的形式传递信息,使专题性的文物展示得以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结合,同时注意将重点文物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点安排在展线的重要位置,起到调动观众观展情绪和控制展览节奏的作用。 一、信息主导的博物馆展览模式 博物馆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而“展示”的模式却一直随社会发展而变化。传统意义上博物馆对古代艺术品的解释遵从就简原则,即尽量减少其他辅助信息,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展品本身。而这种仅从视觉观赏的角度营造展陈氛围的展示方式,对于大多数不具备鉴赏能力和相关历史背景知识的普通公众而言,难免显得晦涩。同时,现代媒体技术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也使传统的以实物为核心的展示方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新博物馆学代表人物路德米拉·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指出,“博物馆展览中的物品必须被视为‘去脉络化’(de-contexting)的普通物品,只有为其重构信息脉络,才能让参观者重新认知它们,使其能够在建立记忆、联系和想象空间中发挥作用”。大卫·狄恩(David Dean)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信息主导型展览”(information-oriented exhibition)的概念。在新的展览体系中,展品本身不再是展览的唯一焦点,而是信息传递的重要实证,且这种展览模式比简单的器物排列显然更具教育意义(图一)。莉萨·罗伯茨(Lisa C. Roberts)也认为信息在展览中应该发挥核心作用:“选择、分类、安排展品仅仅是基础性工作,展品本身起到的作用取决于展览的设计者希望它们传达的信息。” 图一// 实物主导型陈列与信息主导型陈列 近年来,信息主导的传播模式也逐渐成为中国博物馆展览的发展趋势。但从目前来看,大量的历史文物专题展却仍有相当强烈的“艺术品展示”的意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物阐释视角和方法的限制:历史文物大多被视为脱离原生环境的物品,按照其时代、类型、质地、用途或出土地等形成的分类方法和展示体系无法揭示文物与文物之间、文物与遗址之间乃至遗址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同时,对考古材料几乎不作任何加工的直接使用,导致展示内容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物的本体信息,难以达到“透物见人”的展示高度。根据展览主题对博物馆展陈中的考古文物和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系统阐释,使文物能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相联系,赋予其情节性和故事性,才是信息主导型陈列的关键所在。 强调“信息主导”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文物尤其是精品文物在展览中的地位。相反,文物所带来的历史真实感和实证意义是任何辅助展项均无法取代的,精品文物在展线中的合理定位对于调动观众情绪、控制展览节奏至关重要。 二、展览策划中的文物阐释与信息传递 1.文物组合与文化阐释 在各类文物专题展中,青铜文明展最引人瞩目,展览或通过各个时期青铜器组合反映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或集合某一特定区域、特定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精品反映区域青铜文明的发展面貌,均带有强烈的艺术品陈列的色彩。而成都博物馆于2018年推出的原创性展览“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以下简称“秦蜀之路展”)却打破了以往青铜文明展的范式,在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川陕两地青铜文明的特异性和文化联系。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蜀道,是开通于战国晚期的金牛道,而要探究战国之前的蜀道发展史,则需从考古材料入手。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物,对于构建商周时期秦岭南北“早期”蜀道的发展面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展览框架的搭建以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时代和叙事主题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分为“序篇(云横秦岭)”“蜀与中原”“凤鸟齐鸣”“秦入西蜀”“尾声(大蜀道)”五个部分,打破了常规的以区域考古发现或遗迹单位成组展示的模式,根据各个部分所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主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作为切入点,配合其他能够与之联系的、反映主题的文物进行展示,阐释商周时期秦岭南北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于同年推出的“金色记忆——中国出土14世纪前金器特展”(以下简称“金色记忆展”)汇集了国内40家文博单位的350套先秦至元代的文物精品,以时代为序梳理了中国金器的发展脉络,但展览关注的并不限于金器的器型发展和工艺演变,而是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来考察其意义,从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碰撞,中西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同地域、民族的审美意识、生活情趣与观念信仰等方面阐释中国独特的黄金艺术。 2.历史考证与故事讲述 与上述两个展览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整合来构筑展览故事线的做法不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合西南地区十三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以下简称“盛筵展”)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内容为主线,采用文献与文物互证的形式,通过文物组合讲述史书中的历史文化故事。 展览根据《史记》的成书年代将展陈内容的时代下限定在西汉中期以前;“大西南”的提法扣住了展览空间范围;“见证”一词阐明了此次展览采用文献与文物互证的表达形式,即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展览框架的搭建将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紧密结合,以时代为序,以空间为叙事单元,呈现西南夷各族群独特的文化面貌及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最后以“中华一统 丝路延绵”作结,通过“秦灭巴蜀”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两大历史事件,阐述西南青铜文化消亡和君长林立局面的终结。展板中数处引用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用以辅助观众找出展出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实例。针对该展览的观众调查显示80%以上的观众都曾阅读过《史记》,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相对于“秦蜀之路展”和“金色记忆展”依靠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构筑故事线的做法,这也是该展览的最大优势所在,即绝大部分观众在观展前就对展览所涉及的时空背景有所了解,为理解展览的主题和思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3.信息传递与艺术欣赏 强调展览的主题阐释围绕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展开,以文物组合的形式传递信息,但并不意味着展览放弃了对精品文物的重点阐释和艺术烘托。相反,精品文物应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点被合理地安排在展览的重要位置,起到调动观众观展情绪和控制展览节奏的作用。“秦蜀之路展”将国宝级文物“何尊”安排在展览序厅,其用意是在展览之初就激发起观众的观展热情。何尊临近的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对其铭文内容进行了解读,并以本次参展的青铜器图片在何尊展柜后悬空拼成了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图二)。这一设计不仅突出了何尊本身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当时“中国”的概念已经萌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这与展览所要传达的商周时期早期“蜀道”的开通对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的主题是高度一致的。湖南省博物馆于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对公众开放的特展“根·魂——中华文明物语”(以下简称“‘根·魂’展”),以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为序,分“文明起源”“青铜时代”“文明奠基”“天下一统”“文化交融”“大唐气象”“宁静致远”“太和盛平”“开启新纪元”等九个部分,却只选用了30件精品文物,每件文物都享有超过40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充分渲染了展品的观赏价值。而突破传统展陈方式的是每一件展品都被置于立体的历史时空当中,从展品的器型纹饰、社会功用、艺术演变脉络、社会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并照顾到了普通观众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将专业性的描述用图解的方式非常细致、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亦值得其他文物专题展借鉴。 图二// “秦蜀之路展”何尊的展示位置 三、小结与探讨 “秦蜀之路展”“金色记忆展”“盛筵展”的展品组织虽都采取文物专题的形式,但专题性的文物展示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结合,使其带有强烈的“信息主导”色彩。“根·魂”展的展品组织虽不局限于某一类文物,但展览对文物的解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亦是将艺术赏析和信息传递完美结合的经典案例。这些展览的策划思路和基本方法也可为其他类型的文物专题展提供借鉴。 1.多学科的综合解读 博物馆展览的阐释方式从不是独立发展的,它始终以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过程考古学将复原文化历史、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重建文化过程作为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三个目标。后过程考古学家则认为在考古材料的阐释方面,应该更加关注人类的世界观和认知因素的解读。“秦蜀之路展”的文物解读即跳出了器物研究的表述性框架,赋予其文化意义;“盛筵展”虽然从《史记》的视角出发,但内容却高于史书记载,囊括了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丰富、立体地重构了先秦至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文化面貌。 2.展览故事线的重构 对文物或文物组合进行的多学科综合解读,并不是将各种研究成果简单叠加置于观众面前,而是希望由此科学地构建一条能够为普通观众所理解的展览故事线,并通过相应的文物组合讲述故事。“秦蜀之路展”的策划以考古学为基础,通过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和重构为观众呈现了先秦时期一条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文化通道,而“盛筵展”则将《史记》与真实的考古材料紧密结合,将历史故事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两种展览故事线的构建方式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专题展也有借鉴意义。 3.重视文物本体的解读 如前文所述,强调展览的主题阐释围绕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展开,并不意味着展览放弃了对文物本体的解读,重点展品在展线中的合理穿插对于调动观众情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秦蜀之路展”和“盛筵展”的观众调查结果都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大多数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普通观众而言,对历史文物本身的描述性、知识性的阐释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点。而如何通过多样的、生动的展览形式将大量晦涩的文物信息转化为观众所能理解的形式,则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思考。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博物馆需要通过实践来建立历史文物的阐释模型:根据展览主题将“碎片化”的学术信息通过故事脉络的重建进行整合,同时围绕文物本身的历史、艺术价值进行细节阐释,而且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信息阐释应有机结合并合理放置在展览信息的各个层级上。阐释模型的构建不仅涉及千差万别的历史类博物馆,还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考古文物进行系统分类梳理,才能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机制,这需要在长期实践中进行探讨。而历史文物的阐释模型能否在大众传播中有效应用,尚需进一步的观众研究作为评价依据。 作者简介魏敏(1983—),女,成都博物馆历史文物部副主任、策划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公众考古学。 (本文由作者据原文精简,图表注释略,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