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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中越边疆治理与边界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18BZS119） 作者简介：段红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杨丽玉，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康熙年间是清朝与安南政治关系及边界问题处理的重大转型时期。一方面，清朝在康熙年间完成了与安南关系从“不拒黎，亦不弃莫”的“双重承认”，向与中兴黎朝建立一元政治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康熙时期清朝与安南在处理“三峒之争”和那窝村之争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了更加清晰的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整个康熙时期疆域观念的转变和对边界问题的处理，推动了中国古代疆域的最终定型，以及中国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转型。 关键词：康熙；中越关系；边界 康熙年间是清朝处理与安南政治关系及边界问题的重大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清朝对安南从“不拒黎，亦不弃莫”的“双重承认”，转向了与中兴黎朝建立一元政治关系。同时，随着安南王朝势力的发展，实际控制范围的不断延展，导致中国与安南的边界产生了实质性的接壤，双方传统的边界线由模糊的“瓯脫之区”逐渐走向清晰，边界领土问题不断升级，并由此引发了康熙年间的“三峒之争”和那窝村之争。在处理边界纠纷的过程中，清朝的边界意识和主权意识不断强化，双方的疆域逐渐清晰，对于推进中国古代疆域在清代的最终定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康熙时期清朝与安南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然研究的专题性和系统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康熙年间清朝与安南的“三峒之争”和那窝村之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将这一时期的边界问题置于双方政治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分析清康熙年间中国疆域观念的转型，及其边界问题的处理对中国古代疆域定型，对中国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转型的影响。 一、康熙年间清朝与安南的政治关系 明朝中后期，安南政治形势急剧动荡。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安南权臣莫登庸杀死黎昭宗，逼迫黎恭帝禅位于莫氏，建立莫朝，取代了持续百年的安南后黎朝。莫朝建立后，莫登庸大肆杀戮黎朝旧臣，导致许多官员和地方势力反叛，“人多逃窜山林，或隐匿姓名不出，或群聚为劫党，或去臣于外国以偷生”。嘉靖十二年（1533年），在大臣阮淦支持下，黎昭宗幼子黎宁在义安、清化等地建立“中兴黎朝”。自此，北方的莫朝和南方的中兴黎朝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峙，整个安南进入了分裂、动荡的“南北朝”时期。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后，南方的中兴黎朝再度一分为二，在安南南部又逐渐形成了广南阮氏地方割据政权。到明末清初，安南实际上存在4个政权，由北向南依次为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广南阮氏政权。而明朝通过对中兴黎朝和高平莫氏的册封，确立了“不拒黎、不弃莫”政策。此后，安南只是作为明朝的外藩，履行定期朝贡、“远夷事大”的职责。这种藩属关系一直延续到清初，成为清朝处理安南问题的基本模式。 清朝入主中原后，其统治的合法性一度饱受质疑，并未得到周边国家的承认。为了树立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孤立南明政权，清廷极力拉拢周边各国，采取招抚政策，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以封贡为纽带的藩属关系。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清朝即诏谕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同时，将安南、吕宋和琉球三国使者遣送京师，给予丰厚的赏赐，并再次招谕各国：“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按对其他国家的敕谕亦同）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谕，尔国若能顺天循理，可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朕亦照旧封赐。”同年七月，清军攻占广东，清廷再次诏谕，进一步明确“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朝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清朝在入关以后，多次诏谕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一方面表明清朝已经推翻明朝统治，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各国应该弃明投清，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和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清朝将“视天下为一家”，各国应顺天循），将明朝颁给的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清朝将像对待朝鲜一样“一体优待”“一视同仁”。 然而，清朝入关后对各国的招抚并未取得实效，尤其是安南，仍奉明朝为正统，继续向南明各政权进贡请封，保持藩属关系。在顺治二年（1645年）时，南明隆武政权建立后，随即派都督林参出使安南求援。次年二月，安南“差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绵、陈槩、阮滚等同天朝都督林参驾海往福建，求封于明”。但因清军占领福建，隆武政权覆灭，安南使节被俘虏。永历政权建立后，安南派仁政等“顺道奉表回谒桂王于肇庆”，永历帝于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遣翰林潘琦等赍勅书诰命，并塗金银印往本国，册封太上皇为安南国王”。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永历帝派使臣敕谕黎朝国王“资其兵众粮铳，以助恢剿”，希望黎朝支持永历政权一起对付清军。安南黎朝则答应“每年，助银二三万两”。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明差官捧赍敕印来，封清王（郑梉）为副国王”。由此可见，顺治年间安南黎朝一直与南明各政权保持着传统的藩属关系，拒绝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而南明政权则积极拉拢安南黎朝，不惜改变明朝万历以来册封黎朝皇帝为安南都统使的惯例，提高其地位，册封为安南国王，以此拉拢安南黎朝共同对抗清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顺治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灭。鉴于局势的变化和清军兵临边境地区，宣光武氏、高平莫氏、中兴黎朝和广南阮氏才转而向清朝“投诚”，先后遣使请封。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在清朝强大的军事威胁和国内其他政权的威胁下，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选择了向清朝遣使投诚，希望能够借助清朝的威望来稳固宣光的统治，成为第一个向清朝请封的安南政权。但鉴于宣光武氏实力弱小，且名义上又是中兴黎朝的臣属，明朝和南明没对其进行册封，因此，清朝也没有对宣光武氏进行册封。 同年九月，广西太平府把总何起龙接到高平莫氏使节的“投诚谒”，称“本司霑仰声教，曷切瞻依是用，谨遣介使敬诣宪前，纳款投诚”，并希望得到清朝的册封，述臣厥职，世世仰朝廷之德，年年沐朝廷之恩，愿与国家同其久长”。的投诚，并要求对方交出藏匿在安南高平的南明官员、交还侵占的土地。两广总督李栖凤奏报，称“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莫敬耀，遣使投诚”。于时跃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上疏朝廷，称“南都统使莫敬耀向化投诚，请给印敕，应如所请”。但康熙以册封莫氏政权为安南都统使是明朝的惯例，本朝不宜沿袭，“安南远方一国，莫敬耀倾心向化，（当另授官职，以示鼓励”。同年五月，礼部、兵部等衙门合议后认为，“安南国都统使莫敬耀，带领高平等（地方效顺，应增本秩，封为归化将军，以示鼓励”。但清朝还未来得及进行册封，莫敬耀便去世了，于是，清廷册封其子莫元清为归化将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莫元清遣使入贡，清廷“授归化将军莫敬耀之子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至此，清朝与高平莫氏正式建立了藩属关系。 康熙六年（1667年），黎朝大举进讨高平，莫氏族人、臣属多被俘虏，莫元清几乎只身逃到中国。康熙帝令将莫元清及其部众安置于广西南宁，派侍读学士李仙根和兵部主事杨兆杰出使安南，令中兴黎朝“将高平地方、人民，俱复还莫元清，各守土安生”。在清朝的干预下，黎朝虽“与清使辨解，往返数四”，但在清朝使节坚持下，最后黎朝“以事大惟恭，特命姑且从之”，同意退还高平给莫氏残余。康熙八年（1669年），清朝按照黎朝所请，派军队护送莫元清回高平。但中兴黎朝显然不甘心莫氏残余继续盘踞高平，一直在寻找机会彻底肃清高平莫氏残余，以达到统一整个安南北方的目的。 在此之前，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兴黎朝分别对高平莫氏和广南阮氏政权展开军事攻伐，企图统一安南全境，建立统一的王朝国家。但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尤其是高平莫氏得到清朝的册封，使中兴黎朝意识到与清朝建立藩属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投诚，附贡方物”。对于黎朝主动遣使请封，清朝礼部题“安南国王黎维祺倾心向化，有协力讨贼之劳，应照例赏银一百两、锦四端、丝十二表里”，顺治帝也认为黎朝“输忱向化，深可嘉悦”，对其进行嘉奖，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赏赐。但由于此次朝贡时，黎朝没有上缴原明朝册封黎朝时颁给的敕印，违背了建立藩属关系的前提，因此，清朝没有随即对其进行册封。另一方面，黎朝一直拖延，拒不交还明朝所颁敕印，黎维祺甚至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闰七月奏称：“前代旧制，原不缴换敕印。惟侍奉准贡例，依限上进。”因此，双方就缴换敕印一事坚持不下。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清朝针对黎朝对所受伪永历敕印，屡谕缴送，迟久未至的情况，“请敕广西督抚，移文再行晓谕，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对黎朝缴纳明朝所颁遣敕印提出最后通牒，否则拒绝其遣使入贡。在清朝强大的政治威慑下，黎维禧终于同年五月“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康熙皇帝得到卢兴祖的奏报后，决定“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并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为册封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出使安南进行册封。至此，清朝与黎朝正式建立藩属关系。 康熙年间，安南阮氏政权也积极谋求与清朝建立藩属关系。康熙八年（1669年），广东水师都司刘世虎带兵巡海时，遇到大风，致使船只漂泊到广南境内。广南阮氏趁机“差赵文炳等，送刘世虎等归粤，并带来货物船只，奉有确查议奏之旨”对此，礼部商议认为，赵文炳等虽奉广南国印文差遣，但实际上是中国人，或留或遣，向康熙帝请旨定夺。康熙帝认为：“广南国差赵文炳等，送刘世虎等归粤，殊为可嘉，”但在清朝藩属体系下，广南阮氏名义上仍是中兴黎朝的臣属，且清朝已于康熙五年（1666年）册封黎朝君主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著该督（指两广总督）给以照验遣归。广南船货，不必入官。仍给来使，为修理船只之用”，拒绝了广南阮氏的请封。 与此同时，安南黎朝却一直想要统一北方，消灭高平莫氏、宣光武氏两个割据政权。康熙八年（1669年）九月，武公惠被麻福长所杀，黎朝乘机立武公惠之子武公俊为宽郡公，并将其“留京奉侍，同时“以麻福长不忠所事，乃监于狱中”。这样，宣光地区遂出现了权力真空。黎朝遂于康熙九年（1670年）六月“命少尉、豪郡公黎时宪为统率，吏部右侍郎、润裔侯胡士扬为督视，将兵经略宣光地方”，平定了麻氏一族的反叛。自此，宣光地区的统治，由武氏的世袭变为黎朝的流官掌控，“宣光遐方，得闻朝廷声教”。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三藩之乱”由此爆发。康熙十六年（1677年）春，安南黎朝趁清朝平定内乱之机再度出兵攻打高平，并上疏清朝，称莫氏政权暗中支持吴三桂叛乱。同年八月，黎朝军队于高平大破莫氏政权，莫元清逃入中国广西龙州，“余党皆溃散，四州略定”，高平莫氏政权最终灭亡。至此，安南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安南由四分五裂的状况变成了“北郑南阮”两大势力。北方的中兴黎朝被郑氏把持朝政，黎朝皇帝只是傀儡；南方的阮氏则表面上遵黎朝正朔，反郑而不反黎，与北方对峙。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广南阮氏继续请封，但清朝最终放弃了“双重承认”政策，与黎朝建立起一元的政治关系。 综上所述，清朝入主中原后，对内消灭弘光、隆武、永历、绍武等明朝流亡政权，平定“三藩之乱”、苗民起义、准噶尔叛乱等，巩固王朝统治；对外则外宣王化，积极将朝鲜、安南、琉球、缅甸等王朝政权纳入藩属体系，维系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边疆的安宁。与此同时，安南内部也纷争不断，中兴黎朝、高平莫氏、宣光武氏和广南阮氏等政权各自为政、互相攻伐。后随着清朝统治的进一步深入，安南各政权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安南中兴黎朝、高平莫氏、广南阮氏、宣光武氏4个政权均先后向清朝遣使请封，希望得到清朝的支持。但由于广南阮氏和宣光武氏名义上都是黎朝臣属，遵奉中兴黎朝。所以，清朝并未接受他们的请封，而是先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册封高平莫氏为安南都统使，康熙五年（1666年）册封黎朝国王为安南国王。清朝对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的册封，实际上延续了明朝后期对安南采取的“不弃黎，亦不拒莫”的双重承认政策。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了“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一元政治关系。 康熙年间，在传统藩属体系下，清廷与中兴黎朝和高平莫氏维系了和平的政治关系，安南王朝定期遣使朝贡，清朝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册封和赏赐，双方维持着较为和平的政治往来。但由于明朝中后期对边疆地区治理不力，加之边界土司为自身利益相互倾夺，导致清初在边疆问题上产生激烈的纷争，最为突出的就是安南黎朝与清朝开化府牛羊、蝴蝶、普园的“三峒之争”，以及思陵州的那窝村之争。 二、“三峒之争” 牛羊地在今西畴县兴街镇的老街一带，蝴蝶在今麻栗坡县马街乡至新寨乡马龙一带，普园在今麻栗坡县铁厂乡东北、新寨乡马龙以南地带，元明时期均属临安府地界。清朝和安南的“三峒之争”，起于嘉靖以后中央王朝对边疆治理的逐渐废弛。明嘉靖以后，吏治败坏，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不断减弱，导致边患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同时，安南莫登庸篡位，黎朝故臣光宣镇、武文渊聚众起兵反莫失败后，退居水尾州，与境内教化、八寨等土司交通，占云南临安府边地。明代万历年间，安南交南酋武德成拥兵自雄，占据交岗，与明朝牛羊寨酋侬金贵等土司勾结，“遂拥兵象号十万，攻临安、教化、八寨三长官司，尽蹦其地。巡抚屡遣谕不退，蒙迷、临安诸郡县几摇”。后云南巡抚都御史陈用宾派遣参将张名世在舍勒母寨得胜，进兵攻教化、八寨，击败了武德成的侵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七月，“蒙自、新安等夷临城劫杀，遣都司张名世、参将张榜率兵雕剿，贼败遁走”。翌年，张名世统宁州土兵入卫省城，明廷出兵剿灭边界土酋勾结安南的事遂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建水土酋刀春琪勾交阯兵入犯，攻破五邦等地。王弄土舍沙源率众堵截，胜之，斩其伪侯伯三人”。天启元年（1621年），安南拥兵数万犯边，连结八营，阵于龙古。后被沙源率部攻破。在安南势力不断北扩并侵扰我边地的同时，云南境内先后发生武定凤氏和寻甸安氏土司的叛乱，以及普名声、吾必奎、沙定洲之乱。明朝政府在剿平叛乱的过程中，对边界的控制已经力不从心，导致边防空虚，安南屡屡入界侵扰，并与边界土司纷争不断。中国与安南边界纠葛不清，为清代中越边界的纠纷埋下了祸根。 清朝平定云南后，边地诸土司纷纷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清朝“编枯木、八寨、牛羊、新现李日芳、李大用等四处隶蒙自县”。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自顺治十七年（1660年）起，“临安府属枯木、八寨、牛羊，新县四处，编征粮米本色差拨课程、户口食盐银两，编入蒙自县经制全书”。由此可见，清初对牛羊等地具有实际的管辖权，且有本朝征粮记录在册，隶属清朝显然是不争的事实。康熙六年（1667年），清朝以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置开化府（今云南文山州），隶云南布政司。八年（1669年），又裁广西府维摩州，以维摩乡之地并入开化府。牛羊、蝴蝶、普园等三处从临安府析出，一并划归开化府管辖。同时，清朝将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及牛羊、新现、八寨、古木、维摩、陆竜等编为八里。即“改教化司为开化里，安南司为安南里，王弄司为王弄里，八寨司为永平里，牛羊司为东安里，陆竜、新现为乐农里，维摩为江那里，古木司为逢春里。皆以土司苗裔催征该里钱粮，赴府完纳。置知府、同知、通判、经历统治焉”。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之际，黎朝借机出兵攻伐高平莫氏，并扩张到中国边界的开化府南部边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前后，安南黎朝陆续侵占了清朝芹菜塘、南狼、都竜厂等地，尔后又逐步占据了南丁、勐康等三四十个村寨，从而打开了安南进一步僭占牛羊、普园、蝴蝶三处之屏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安南黎朝声称“清云南开化府官侵占渭水、保乐、水尾三州诸峝，置巡司，索商税”，所以“命海阳镇守郑楦往镇宣兴，郑德润、陈璹为督同，移书申辨。又晓谕诸峝民回复”。但以上三州本就是清朝领土，因此清朝地方土司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黎朝“遣正使阮名儒、阮贵德，副使阮廷策、陈璹，如清岁贡”，次年九月到达北京。据《清实录》载：“安南国王黎维正遣陪臣阮名儒等赍表进贡方物，宴如例。”趁着这次岁贡的时机，安南想要解决边界纠纷，乃上奏康熙皇帝：云南开化土官侵占其国宣光处保乐州白的、美丰、粟廩、有巢、玉玺等社村，渭川州东蒙、无咎、牛羊、蝴蝶、普园等各社峒村，兴化处水尾州甘棠、香山、山腰、呈烂、花贯等峒之二十八村，蒙自县土官侵占其国兴化处水尾州呈亟峒之十五村，邻州侬姓则侵占其国兴化处琼崖州四峒、昭晋州铜，广陵、黄岩、合肥等州。对此，康熙诏于滇粤督抚进行勘察。经总督范承勋核查，安南所称边界土司侵占该国州峒村之处，主要是广南地方有安龙等三小寨与其交界，并有河为限。此外，惟开化府东安等里与安南接壤，即所称之牛羊、蝴蝶、普园等处，“乃自顺治十七年（1660年）间，即编夷粮，在蒙自县输纳。至康熙五年，改设开化府，随即拔为东安里，先经题报有案。即使从前果属该国州峒，见今入于内地版图已经三十余年，原无土司侵占其地”。有据于此，康熙皇帝对安南黎朝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没有理会。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安南“遣正使阮登道、阮世播，副使邓廷相、阮廷贤等如清岁贡”。使者抵达北京后，再次上疏康熙皇帝：“臣国牛羊、蝴蝶、普园等三处，为邻介土司侵占。请敕地方官给还。”康熙皇帝决定将此事先调查清楚，恰好此时云南巡抚石文晟来京陛见，于是康熙皇帝“问以安南边境事”，石文晟上奏朝廷，牛羊、蝴蝶、普园等三处，明时已经内属，“自我朝开辟云南，即在蒙自县征粮。至康熙五年，改归开化府属，已三十余年，并非安南之地。伊轻听妄言，擅行具奏，而又遣兵到边。是时臣同督臣，仰体皇上柔远至意，令防守人等，不得轻动。臣思此地久入版图，且在内境，断不宜给还”。于是康熙“令大学士等详议”。商议的结论是：“安南国王黎维正，不察本末，轻听妄言，遽遣兵于边疆驻扎。生事妄行，应行文申饬。”康熙帝采纳了群臣的意见，再次驳回了安南方面的要求。 另据越南史料记载，宣光州属牛羊、蝴蝶、普园三峒，为清云南土司所侵。因此，派遣阮登道等于康熙三十六年入清岁贡时，“复以书往，请还三峒之地。清帝将遣大臣往勘，云贵总督王继文疏言三峒是土目侬万钟故地，顺治年间在蒙自征粮，康熙五年改隶开化府，编为东安里，经今三十年，已有定额。适云抚石文晟入觐，献其图，且言三峒自明已内属，非安南地”。阮登道入贡回朝后，安南尚未放弃对三峒之地领土的争夺，“命复投递，亦不受。于是三峝之议始息”。 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阮登道等奉命以牛羊、蝴蝶、普园之地向清朝奏辨索地，被清朝阁臣议定驳回。按照安南黎朝的立场，认为清朝开化府土司侵占了其渭川、保乐、水尾三州边地六十峒社村，所失之地不止渭川州牛羊、蝴蝶、普园三峒之地。“大抵黎中兴以后，纪统不明，国势寝弱，上游一带委之藩臣世袭，或私相贸易，或互相侵轧，朝廷但羁縻之，积弊之由已非一日。至武公俊叛投于清，清土司遂因之以霸占，则三峒之失当在阳德、永治年间。王继文、石文晟言牛羊三峒久已内属，不过稅为虚辞以遂其包占焉耳。当辰一向徇从不明，以辨正之。终黎之世沦疆迄不能复，可惜也夫。”由此可见，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黎朝因朝贡之机索要牛羊、蝴蝶、普园三地，虽然清廷按三地的管辖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并给予驳斥，导致“三峝之议始息”然安南黎朝并未完全给予认可，坚持边地为清朝所占，并不失时机提出要求，为雍正年间持续发酵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三、那窝村之争 那窝隘，清代时位于思陵土州“南三十里，距安南板英村十里，隘目一名，土勇二十名防守”，是清与安南交界的思陵土州十四隘四卡的其中之一。思陵土州是古百越之地，汉代属于交趾郡，宋代置思陵州，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三年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正月复置，直隶广西布政司”那窝村，元代属禄州，在明代两度被安南侵占，属安南凉山省禄平州，“谅山禄平州之那窝村，土地饶衍，与清思陵州接壤”。 那窝村所属的禄州在元代原为中国疆土，“禄州，元属思明府，洪武三年省，二十一年正月复置，寻没于交趾，永乐三年收复，宣德元年与安南”明初，由于安南屡屡侵掠中国思明府边境，那窝村所属的禄州被安南侵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成遣使入贡，因奏言：“本府（故元设思明州，后改思明路军民总管府，所辖左江一路州县洞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元兵征交趾，去铜柱百里，立永平寨军民万户府，置兵戍守，而命交人供具军饷。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邱温、如敖、庆远、文渊、托竿五县，逼民附之，以是五县，岁赋皆令土官代输前看，本府失理于朝，遂致交人侵迫益甚。"铜柱原为汉伏波将军马援立，立铜柱之时有誓云：“铜柱出，交趾灭。”铜柱在思明州与安南交界处，元代征安南时，越过铜柱设立了永平寨。明初安南假借铜柱“岁久湮没”之由，屡屡侵掠中国永平边境。 朱元璋在收到黄广成的奏报后，立即命户部录其所奏，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遣陈诚和吕毅达安南，“谕其王陈日焜，令还思明地”对于洪武皇帝要求归还思明领土的上谕，安南并无还地之意，还进一步趁机侵掠思明土地。永乐二年（1404年）夏四月，广西思明府知府黄广成再次上奏：“本府与安南接壤，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皆先臣故地，迩岁安南屡兴兵侵夺，遂遽有之。今遇圣人，悉遵旧制。思臣土地累世相传，伏望天恩明其疆域，念使归还，不胜幸甚。鉴于此，永乐皇帝遣使赍敕谕安南国王曰：“而广西思明府亦奏尔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此乃中国所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朕未忍遽行讨罪，故复垂谕，鬼神祸淫，厥有显道。尔亦速改前过，不然，非安南之利也。迫于明朝压力，安南不得不归还领土。越南史料记载，胡汉苍开大三年（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春二月，“汉苍遣黄晦卿割地于明。先是，思明土官黄广成奏于明帝，谓禄州乃本州故地。明谕使还，季犛不从。至是又遣使索之，季犛以晦卿为割地使，晦卿以古楼五十九村还之。既而季犛责晦卿所还数多明所置，土官密令土人以毒鸩之。（原注：思明今属清广西省，粤述云禄州，属思明，后没于交趾，近又勘明复旧，今隶新设之西隆州西林县，季犛所割古楼之地当即此。”在永乐三年（1405年），安南遣黄晦卿为割地使，将禄州等地归还于明朝，明朝将归还之地仍置于思明府辖下。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永乐皇帝颁布了《平定诏书》和《开设三司诏书》，开始对安南的郡县统治。到明宣德二年（1427年）十二月，明朝议和并从安南撤军，结束对安南的郡县统治，恢复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又将“西平、禄平等州还之安南”。中兴黎朝将其侵夺的明朝疆土禄州、西平州等地并为禄平州，“禄州，陈天庆元年始隶本国，黎因并与西平州之地，改为禄平州，今因之，属谅山省”。 清朝初年，那窝村仍为安南谅山省禄平州所属，土酋韦德胜世居其地，与清思陵州接壤。据安南史料记载，“比因北边有事，地多闲旷，德胜，侵思陵七村，招集边氓，立为村寨。思陵土酋韦荣耀诉于广督吴兴祚，且贪那窝，欲并取之，移文会勘，未决者数年”。广西思陵土司韦荣耀与安南那窝村土司韦德胜均为世袭土职，其辖地相邻。因清朝与南明政权争夺广西和平定“三藩之乱”，导致边地兵连祸结，造成思陵州边境地区“地多闲旷”，韦德胜乘机侵占，招人开垦，“遂侵思陵七村”，将思陵州七村据为己有。战乱之后，清朝思陵土司韦荣耀发现此事，便向两广总督吴兴祚（1682~1689年在任）报告，打算收复“思陵七村”，并索回明朝失地那窝村。据此，引发了清朝康熙年间围绕那窝村的归属问题与安南的边界纠纷。 最初，安南派遣刑右侍郎段俊科与监察御史黎志遵等与清方委员前往中国广西泗城府会勘，清军府麟生询问韦德胜：“山峒左右何名？”韦德胜“不能对，事不济”。由于韦德胜无言以对，破绽百出，商议无果而终，安南因此把段俊科降职以示惩处，“乃停俊科陪从”。清康熙二十八年（黎熙宗正和十年，1689年）冬十月，安南复遣刑右侍郎段俊科、黎志遵等与清朝委员会商，以会勘谅山县禄平州地界。再次查勘之时，为避免破绽败露，段俊科将韦德胜藏匿，模糊应对清朝勘界委员的询问。“俊科匿德胜不之见，清人每有催问，德胜佯聋，以译者代对”，清朝勘界委员复又询问韦荣耀界址何在，韦荣耀指高山一带答曰：“白石狮为界”。清勘界官员遂斥责韦荣耀：“界在此山，如何下争那窝？尔持天朝欲占安南土地耶？”既然以高山为界，山下的那窝怎能是其辖地？由于此时清朝边地饱经战乱，兵事方歇，清朝唯求保持疆界现状，根本无意索要明朝失地，遂将那窝村断归禄平州。“荣耀自以那窝既不可得，并七村弃之”，于是思陵土司韦荣耀不仅未归复那窝村，连本属思陵州的七村之地也弃于安南。虽然七村“荒莽无人烟”，但是“那窝地广民蕃”，安南“大得其利”，安南当然喜出望外，随即立石为界标。定王郑根嘉奖会勘人员，段俊科得以官复原职。 韦荣耀自然极不满意此次会勘，在清康熙四十年（黎熙宗正和二十二年，1701年），韦荣耀准备乘禄平州收割稻谷的收获季节率兵收复失地。安南得知消息后，命守隘官员韦福永督率部众严加防守，“毋令越界争获而已，不可妄动，以生边衅”此后，双方就那窝村的边界纠纷数次交锋，“争讼不止”，历时数年，但终悬而未决。 清雍正二年（黎裕宗保泰五年，1724年）十月，广西巡抚李绂上奏于雍正皇帝：“安南那阳夷官率领禄州夷兵数百屯于边境，欲与思陵土州争那窝村地界”，“经臣飞饬思明同知潘祎会同弁目前往勘明解散。”雍正四年（黎裕宗保泰七年，1726年），由于思陵土司争讼不断，安南“复遣陪从阮廷完同谅山督镇丁辅益会勘，寻因思陵土司韦世花以银四千两来质那窝之地，韦福兼私许之，掘壕立石碑三，在禄平安块社，自此那窝复没于清”此时继任的思陵州土司韦世花见那窝村地广人众，用白银贿赂禄平州土官韦福兼，重新夺回该村并入思陵州，并破土立碑，作为标志。自此，那窝村成为清朝思陵州的一部分。同时清政府调兵驻防思陵。“两广总督孔毓询疏言、广西太平府之思陵西南半壁。与安南之禄州密迩。请拨左江镇标内把总一员带兵五十名。驻防思陵州。归新泰营参将管辖。至南丹土州。向有锡矿。请将来宾把总一员。兵八十名。再拨河池营兵二十名。一同移驻锡厂地方。听河池参将管辖。所遗来宾一汛。于提标内拨兵防守。再南丹之六寨哨。与‘坪哨之者“地方。人悍地险。请拨柳庆协千总一员。于该协左右两营、各抽兵三十名。令千总带兵四十名。驻防六寨哨。委队目一名。带兵十九名。驻防者“。应如所请。” 那窝村所属禄州在元代为中国疆土，明初被安南侵占，安南将原属思陵州的西平州、永平寨同禄州侵占并设置禄平州。永乐年间，安南迫于明朝的压力归还了侵占之地。然而宣德年间，明朝结束对安南的郡县统治，恢复藩属关系，又将上述之地赐还安南。清康熙年间，安南禄平州土司与中国思陵州土司出现边界纠纷，安南禄平州土司侵占了思陵州土司之地，清廷与安南派遣人员在思陵州与安南禄平州进行了会勘，但是出于多方面原因，此次会勘没有收回思陵州土司失地，留下边界土司纠纷。清雍正年间，由于边界土司纠纷不断，中安又派人员进行边界会勘，而此时期思陵州土司韦世华用白银四千两贿赂禄平州土官韦福兼，换回那窝村并入思陵州，并破土立碑，作为标志。自此，那窝村成为清朝思陵州的一部分。 四、结语 清朝统一全国后，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也遵循历代中央王朝“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以及“恩威兼施”“因俗而治”的治边方略，通过实施土司制度、盟旗制度、军府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间接统治。同时，通过移民实边、屯田戍卫、文教科举、改土归流、经济开发、军事征伐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进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达到“以夏变夷”“华夷一家”的目的，形成稳定的边疆格局，拱卫中央王朝的安全。 康熙时期，中安关系从“不拒黎，亦不弃莫”的“双重承认”政策，向与中兴黎朝建立一元政治关系的转变，对清朝及安南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一方面，安南按时、按例向清朝贡，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维护了清朝“天朝上国”和“天下一统”的藩属体系，并且保障了清朝西南边疆的稳固与安定；另一方面，清朝对安南中兴黎朝进行册封与赏赐，正定了其名分，并且承认了其合法的统治地位，这些都满足了双方的利益与需求，维护了双方藩属体制的稳定，为两国之后的发展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环境。对于藩属国，清朝遵循“外而不内，疏而不戚”的原则，“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总体上采取一种“保藩固边”的保守政策。通过建立以清朝为核心，以封贡为纽带，以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为内核的藩属体系，通过“册封朝贡”的政治往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字小事大”“兴灭继绝”等礼治体系，构建一个以清朝为核心的区域国际政治差序格局，共同拱卫清王朝的周边安全，为中国周边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 与此同时，随着安南、朝鲜、缅甸等封建王朝势力的发展，实际控制范围的不断延展，以及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周边藩属国的边疆地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接壤。导致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边界地区，逐渐由传统片状的“瓯脫之区”演变成线状的边界线。传统的边界线由模糊逐渐走向清晰，边界领土争端不断升级，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边疆问题越加突出，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成为清朝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必须处理的一项重要问题。这个过程中，清王朝的边界意识和主权意识不断强化，在与邻国解决边界纠纷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志书记载、钱粮图册、塘汛旧基等明确传统的管辖区“；另一方面也通过实地勘界等方式重新明确有纠纷的边界。康熙年间，清朝与安南围绕开化府牛羊、蝴蝶、普园的“三峒之争”和思陵州的那窝村之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整个边界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康熙首先派滇粤督抚进行勘察，以牛羊、蝴蝶、普园等处，明时已经内属，且“自我朝开辟云南，即在蒙自县征粮。至康熙五年，改归开化府属，已三十余年，并非安南之地”为由，驳回了安南争地的要求。同时，派员与安南会勘谅山县禄平州地界，且查出包括那窝村在内的几个村寨是因清初边地兵连祸结，造成思陵州边境地区“地多闲旷”，安南土酋韦德胜“遂侵思陵七村，招集边氓，立为村寨”，将思陵州七村据为己有。因此，清朝就那窝村的归属问题寸土必争，与安南进行了长期的勘察和纷争，直到雍正年间再次派人员进行边界会勘，加之清思陵州土司韦世华用白银四千两贿赂安南禄平州土官韦福兼，换回那窝村并入思陵州，并破土立碑，才最终解决那窝村之争。康熙时期清朝与安南边界问题的解决，表明清朝的统治者已经具有了鲜明的版图和疆界意识，在处理与周边王朝国家的边界纠纷时，不像明代以前在“天下体系”下，因对边疆地区认识不到位、管理不深入而采取一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甚至出现大量边界“瓯脫之区”被邻国蚕食的情况。从清朝康熙时起，经过几代帝王对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入，以及在处理与周边邻国边界纠纷过程中的不断博弈互动，使得中国笼统而模糊的“天下”逐渐有了更加清晰的轮廓，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逐渐明确，最终实现了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古代疆域的最终定型。 清康熙时期疆域观念的转变和对边界问题的处理，在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康熙时期已经具有了更加清晰的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不同于前朝，在传统“天下观”和由“中心”到“边缘”构建起来的“华夷秩序”下，中央王朝的边疆地区往往处于一种“有疆无界”的模糊状态，甚至是早期的“天下无疆”。到了康熙时期，国家疆域观念和疆土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乃至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借助西方耶稣会士的力量，对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历10年之久制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次运用近代制图学方法进行全国性测量并绘制的地图，表明清朝疆域观念的深刻变化。在疆界逐渐明晰的过程中，清朝也加强了对边民的管控。康熙十二年（1673年），明确规定“凡外国人，不论蓄发与否，均不许擅进边口，违者守边官弁皆从重治罪”。可见，康熙时期清朝不仅对边界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边界的管理已经更加具体和规范，并且具有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康熙年间处理与邻国边界争端的方式，也开启了近现代以条约形式划定边界的先河。清代以前，中国的边疆地区往往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大小，以及对边疆的开拓而有所损益，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中。边界地区通过建关设馆、派兵驻守等方式明确实际的控制地区，边界以外，往往还存在一片政治军事的缓冲地带，被称作“瓯脫之区”。到了康熙年间，随着边界问题的日益突出，在处理与周边邻国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寸土必争的强烈领土意识，并且在处理方式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在中国边界纠纷和边界问题处理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中国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划定了近代意义的国界，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通过条约形式确定与周边邻国边界的新纪元，推动了中国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转型，使得中国传统疆域具有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诸多特征。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