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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遗存问题 1976—1995 年,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先后进行了多次发掘。在早期已发表的资料中,一、二两期共发掘灰坑 476 个[1],其中含植物灰层堆积、可定为窖穴的有 88 座(实际数量应远不止此数)[2],厚度为 0.3~2 米不等,2 米以上的有 10 个[3]。大量的植物堆积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上世纪 80年代初,发掘单位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和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对这些作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但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标本在运送过程中发生了颗粒粉化[1],导致种属无法确认。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其 利用当时国际上比较先的“灰象法”对出土标本 WCST26③H65 进行了判断,确定其为“粮食朽灰……与泥土混杂”,从中发现了“粟(Sctariaitalica)的痕迹”[4]。 磁山文化距今 7000~8000 年左右,由此,磁山文化中大量粟的存在,一度使学术界认为以磁山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但是,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学者对磁山作物种属开始提出质疑[5]。植硅石研究法引入植物考古研究中以后,学者们开始利用这一科技手段对磁山的作物遗存进行重新鉴定。吕厚远等人对从新暴露灰坑中采集到的 8 个样品和邯郸市博物馆原存的1 个磁山样品共 9 个粮食颗粒进行了植硅石法鉴定,结果是:“有 4 个年代大于 10000 年,有 2 个介于 9500~10000 年,其余分布在7500~9000 年之间。在距今 10300~8700 年的样品中,灰化粮食的植硅体全部是黍,而在距今约 8700~7500 年期间, 开始出现少量粟的植硅体, 但粟的含量一直没有超过 3%, 依然是以黍为主。”[6] 对于这一结果,学术界主要对于其测定的年代存有异议[7]。但是,其测定结果对于磁山遗址作物遗存种属性质的修正意义重大,也就是说,磁山文化遗存作物的种属性质得到基本解决,磁山遗址遗存的作物以黍为主,以粟为辅。对于磁山大量出土的黍米堆积窖穴,学术界对其性质有两说,一为“粮仓”说[2],一为祭祀坑说[8]。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学者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围绕粟来进行的。现在明确了黍的遗存主体性质之后,结合最新材料,我们提出两条新的观点,仅供参考。 第一,磁山先民的生业模式仍然是采猎为主。过去学者多认为磁山文化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用于加工谷物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通过对山西武乡县牛鼻子湾石磨盘、石磨棒的微痕与残留物进行分析,其残存的淀粉粒以栎属(野生)为主,小麦(野生)和黍属为辅,黍族淀粉粒所占比例很少[9]。武乡牛鼻子遗址属于磁山文化,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行山以西地区的磁山文化先民的食谱,也表明这一地区的磁山文化先民的食物来源仍以采集为主。因武安磁山遗址的石磨盘、石磨棒尚未进行微痕和残留物分析,我们不能对于磁山遗址先民的食谱进行准确分析,但是根据武乡牛鼻子磁山遗址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磁山先民很有可能和太行山以西地区保持着相同的饮食结构,尽管窖穴中有一定的黍米堆积,但是不太可能满足一个聚落所有人口的食物需求。 有学者曾统计这些窖穴堆积的粮食可能有十万斤,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研究[10],强调其祭祀的重要性。实际上,磁山遗址延续五六年,这些窖穴并非同时形成,而是在这五六百年中先后存续的结果,所以绝不可以同时而论。况且磁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我国农业的起源时期,生产力很低下,粮食的产量很低,农业生产还很不成熟,因此,结合牛鼻子遗址石磨盘、石磨棒的分析结果,我们推断,采猎模式应该仍然是磁山先民的主要生业模式。 第二,磁山遗址窖穴的使用频率非常频繁,磁山遗址应当是当时的“粮库”,而非居住中心。磁山遗址灰坑多,居住址少,墓葬尚未发现,发掘者曾认为磁山遗址可能是粮食加工场所,还有研究者则认为其为祭祀场所。笔者同意其中的黍属窖穴性质应属“粮仓”[2]的观点,我们认为,不仅仅是磁山遗址的黍米窖穴具有粮仓性质,整个磁山遗址都有可能是当时整个 河流域的粮食中心,在当时具有“粮库”性质。磁山文化时期,农业依然欠发达,需要一个粮库来储备粮食,以备饥荒。 实际上,后世文献记载保存了相关史影。《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荒政”制度是周代的重要制度,郑玄《注》:“荒,凶年也”,《礼记·曲礼下》:“岁凶,年谷不登”,孔颖达《疏》谓即指此也。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遇到饥馑之年就要执行“荒政”,这其中,“散利”“索鬼神”的措施和磁山遗址中一些遗迹现象颇有可联系之处。磁山遗址的黍米窖穴,很有可能就是出于“散利”的目的而设。“散利”,孔颖达《疏》:“散利者,谓丰时聚之,荒时散之,积而能散,使民利益,故云。”而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如果遇到更为严重的饥荒情况,往往还需要“跨国”救助。《周礼·地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郑玄《注》引《春秋经·定公五年》事:“其有守不可移者则输之谷。《春秋》定五年夏归粟于蔡是也。”证明“通财”是春秋时期“荒政”的措施之一。不仅如此,在“荒政”总体政策、制度制定后,还有具体的执行者,这其中有遗人、廪人和仓人。《周礼·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明确提出遗人的职责之一是从国家层面“待凶荒”,做好全国性的准备工作。而廪人要对每年的粮食收入进行统计,提前做好分配预算,以合理调节应对年成丰歉。《周礼·地官·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 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大祭祀,则接盛。”郑玄《注》:“数犹计也。”是明其义。仓人则具体负责粟米的仓库管理。《周礼·地官·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此外,旅师也负责一部分粮食管理工作。《周礼·地官·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春颁而秋敛之”,实际上就是解决古代春季很容易发生的“青黄不接”的问题。 以上文献让我们了解了两周时期的农业救济制度,夏商时期的农业救济制度如何,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现在很难了解,史前时期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我们认为,磁山遗址大规模粮仓性质的窖穴的存在,很有可能也是当时类似“荒政”制度背景下史前先民所做出的一种自我救济的措施。我们认为,黍米堆积窖穴属于大规模祭祀坑的说法很难成立。如发掘者所言,这些窖穴埋藏并不纯净,夹杂很多杂物,窖穴四壁和底都有特殊的“板结面”,使用痕迹非常明显,如果是祭祀坑,绝不会反复使用。我们知道,黍不易保存,如长期不用,则容易生虫腐败,这些“板结面”正是这些窖穴内的粮食定期更换形成的,充分证明了它们的使用功能。另外,之所以没有发现较多的房址和陶窑,也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了磁山遗址“粮库”的性质。目前在整个 河流域还没有发现第二个类似磁山的“以灰坑为主体”、内含大量粮食作物的仰韶时期遗址。我们认为,磁山遗址就是当时的粮食调配中心,很有可能在当时已经安排了与后世的遗人、廪人、仓人、旅师的职能相似的专门人员进行粮食管理。《周礼》“荒政”思想由来已久,是农业社会在经历从蒙昧到稍成规模阶段之后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一经验制度化其来有自。磁山遗址文明化程度已经很高,我们有理由认为,仰韶时期的先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深知稼穑不易,在生产力低下、粮食匮乏的现实环境中,已经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粮食安全观,在其后的文化进程中,不断发展成熟,最终演变成为绵亘了中国整个农业社会的“荒政”思想与制度。 二、家养动物问题 磁山遗址出土了一批动物骨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本雄先生对这批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得出了磁山遗址出土的猪、狗、鸡为家畜的结论 [11]。1988 年,韦斯特(Barbara West)和周本雄在《考古科学杂志》上发文,指出磁山遗址出土家鸡为世界已知最早的家鸡[12],获得了国际动物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随着科技发展,一些鉴定标准发生了变化,鉴定水平也日益提高,学术界也开始重新确立判断家鸡种属的新标准,并对磁山遗址出土鸡骨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13],认为将磁山鸡骨认定为驯化家鸡的证据和观点不能成立。同时,经动物考古专家研究,磁山的狗也处在家畜饲养的早期阶段,而野猪和家猪骨骼同时存在,家猪已经驯化得较为成熟[14]。综上,根据动物考古界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磁山遗址中有着驯化较为成熟的家猪、初步驯化的家犬以及雉(山西大学邓惠博士建议目前称家鸡为“雉”比较合适)。 磁山黍米窖穴堆积底部的动物骨骼深为学术界所重视。磁山遗址 H5 堆积底部有猪骨两具,分置三堆,H12、H14、H265 堆积底部各有猪骨 1 具,H107底部有狗骨架1具[2]。同时,磁山遗址发现的鸡骨“跗跖骨除一根无距的似代表雌鸡外,其余全部为雄鸡”[11],也引起学者较多关注。多数学者认为以上遗迹现象和祭祀有关。对于鸡骨出现是否为祭祀遗迹,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邓惠、袁靖等人认为,鸡骨遗存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两种可能,或是与受发掘面积限制,或是与食用废弃有关[13]。 磁山家养动物的现状与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的存在引发我们对于磁山先民精神世界的思考。我们知道,殷代卜辞“牢祭”很多,在新石器时期,用猪、羊整只或下颚骨随葬的现象也非常多[15],已经有学者对文明起源阶段的祭祀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16]。商周时期,人们在进行农业救助活动过程中,会使用祈祷手段来希望农业收成得到保障,粮食供应不会受到大的损失。上文中提到,十二荒政之一有“索鬼神”,《周礼》郑玄《注》:“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云汉》之诗所谓‘靡神不举,靡爱斯牲’者也。”意指在为保障年成而祭祀时,向神献牲。祭祀时被杀掉的动物古人称为“牺”,《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斋戒沐浴而躬朝之。牺 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以体现出古人为保障自身利益绝不吝惜的虔诚之心。 我们认为,磁山于黍米窖穴下置放猪、狗,应为后世祭祀系统之滥觞。《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豚就是小猪。《礼记》一书虽成书可能晚至秦汉时期,但所反映的史实由来已久,这表明至少在东周时期,较低阶层的人们依然用小猪作为祭品完成“荐黍”祭祀,而这种情况和磁山遗址中黍米窖穴中埋藏的猪的年龄均为 1—2 岁[14]是非常吻合的,是以我们知道这种传统至少在磁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 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郑玄《注》:“物质虽略,有齐敬之心则可以荐羞于鬼神,鬼神享德不享味也。”是知礼法初成之时,人们曾经用黍和小猪来一起祭祀鬼神。而磁山黍米窖穴的这一特殊遗迹现象,或许反映了这样一个为保障粮食安全、祈祷上天所进行的祭祀系统形成之初的事实。至于H107 底部的狗骨架,或如《礼记·王制》郑玄《注》:“庶人无常牲,取与新物相宜而已。”更需要指出的是,磁山文化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文明化进程正在进行中,我们只是用后世文献去蠡测这一现象的成因match,为学术界提供一种参考match。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将本文结论厘为三点: (1)根据最新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确定磁山窖穴堆积的作物种属为黍。match这些藏有黍的窖穴的使用痕迹证明其不是专门用来祭祀的,而是有“粮仓”性质,进而可以证明,磁山遗址实际上是磁山文化时期 河流域的一个粮食储存中心,“粮库”性质的可能性较大, 应该不是祭祀场所。 (2)根据山西武乡牛鼻子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磨棒的微痕和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可知太行山以西的磁山文化先民依然保持着采猎的生业模式,进而推测太行山以东的磁山文化先民依然可能保持着类似的生业模式。磁山遗址的粮食窖穴是为荒年所备。这和后世“荒政”所反映的粮食安全制度极为相似。 (3)磁山遗址个别黍米窖穴堆积较厚,底部发现的猪、狗骨架是专门祭祀之用,为的是保障粮食生产,而不是整个遗址都是用来祭祀。后世《礼记》“黍以豚”“燔黍捭豚”的文献记载或可解释磁山遗址此类动物遗迹现象的动因。 参考文献: [1]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J].农业考古,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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