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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西类型是分布最靠北的商文化类型,文化面貌与中原核心区商文化相同。由于与北方文化相邻,除了商文化因素以外,还有大量的北方文化因素,数量最多的是陶器。铜器的数量很少,但北方文化特点鲜明,集中出土于台西遗址,种类有刀子、矛、铁刃铜钺、有銎戈、有銎镞、铜匕等。其中铜匕仅有一件,器物号为Ml12:11[1],柄端有兽首,年代为殷墟一期[2]。一般认为这是一件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3],但对其形制进行的深入分析和意义的讨论尚不多见。本文拟将台西铜匕与北方系青铜器做形制上的对比,探究二者的关系,并对其出土单位、来源以及历史背景进行讨论。 一、形制分析 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这本考古发掘报告中,线图和正文对铜匕细节展现的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彩版和图版。笔者仔细观摩了铜匕实物,其形制细节如下:器身柳叶形,叶面下凹微呈勺形,锋部圆转。中部偏上两侧各有一个半环钮,形成格部,钮上各连一椭圆形链环,环一端有疣状疙瘩。格部中间有圆形穿孔。柄部扁平,正面两侧边缘各饰短线纹条带。柄部背面内凹,两侧边缘也有短线纹条带。首部成兽首状,柄端接横向直筒状眼睛,斜向下弯形成吻部,鼻部凸出,镶嵌有两个白色石子。下颌背面有缝隙。眼睛上接两个半环钮象征2个角,另一端与柄部相连,通长25.5厘米。铜匕与骨匕属同类器物,台西遗址出土61件骨匕,但形制与铜匕差异很大,铜匕应不是当地骨匕的仿制品。其他地区也未发现形制完全相同的铜匕。所以无法从整体上进行形制比较,为此我们将铜匕分为首部、柄部、格部、刃部等四个部分,分别与北方系青铜器进行对比分析。 (一)首部 动物装饰是青铜时代北方文化最为常见的装饰风格。东周时期,以各种动物牌饰最为引人注目。东周以前,动物装饰则多为兽首的形式,在工具、武器的端部装饰有圆雕的动物首部,晚商到西周时期此类装饰最为盛行。 图一 兽首比较 1、青龙抄道沟 2、绥德墕头 3、哈密花园村 4、台西 5、法库湾柳 6、张北 晚商之前,目前仅见台西M112出土的铜匕为兽首,兽首与晚商时期北方地带诸如青龙抄道沟[4](图1)、绥德墕头[5](图一,2)、哈密花园村[6](图一,3)、法库湾柳[7](图一,5)、张北[8](图一,6)、建平二十家子[9]等地的刀子、短剑的首部相似。都有长筒状的眼睛、向上卷起成环状的角,角都在眼睛上方。不同的是,晚商时期的兽首面部的刻画更加生动、细腻,下颌下有环钮,而且都有耳,角为椭圆形且带有小凸。相比之下,台西铜匕的兽首无耳,下颌无环钮,角为半圆形且无小凸,显得更为原始、粗略,象形的意味更浓(图一,4)。从首部与北方同类器的对比可见,主要特征如眼睛的形状、角的形状和位置等都是一致的,体现出一脉相承,铜匕的兽首应是晚商时期北方兽首作风的源头。那么台西铜匕的兽首又源自哪里呢?兽首在早商文化的铜器上就已经出现了,铜尊常见有动物圆雕如著名的四羊方尊,不过与台西铜匕的兽首差别很大,无论从形象和风格上都难以将其作为台西铜匕兽首的起源。北方地带早于台西铜匕的兽首,目前仅发现1件,为玉门火烧沟出土权杖头上的羊首[10],从两个版本的线图看(图二,1、2),头部为圆雕,但没有刻画出面部器官,只能从两只上卷的角看出是羊。尽管火烧沟的羊首与台西的铜匕的兽首之间有数千公里的空间距离,年代也早了很多,但同为北方系青铜器,兽首都在器物外侧并向外伸出,都着意对角部的刻画,而对其他部位则不太在意,台西铜匕的兽首与火烧沟权杖头的兽首应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只是能够在时间、空间上将二者更紧密连接起来的中间形制的兽首尚有待于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延川用斗村出土一件铜匕的羊首[11],仅具轮廓,没有向前突出的吻部,也没有刻画出眼睛、口鼻,只有羊角刻画较为细致(图二,3)。根据共出的青铜礼器,可知年代在晚商时期[12]。简略的羊首与火烧沟权杖头的羊首风格一致,而与同时期的刻画细致的兽首差异较大,应该是早期兽首的孓遗。即使年代稍晚,用斗村铜匕羊首的存在,毕竟可以把台西铜匕的兽首与火烧沟权杖头羊首的关系拉近一些。有理由相信,未来能够在北方地带西部或者中部发现可以早到中商甚至早商时期的兽首器物。 图二 早期兽首比较 1-2、火烧沟权杖头(1取自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7期;2取自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文物出版社2009年,249页) 3、用斗村铜匕 台西铜匕兽首的眼睛是圆筒状的,平面上看就是圆孔,可以用来镶嵌绿松石。这种圆筒状的眼睛在北方地带更早的遗存中尚未发现。若单纯看器柄端部的圆筒,则可以溯源到甘青地区的早期铜匕上,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都有出土。互助总寨M7:4[13](图三,1),原报告称“铜刀”,但双刃、器身成柳叶状等特征与铜匕更接近,端部卷曲成筒形。火烧沟M79:9[14](图三,2),柄端为钩状,卷曲度较前者小一些:柄端为圆筒的铜匕,一直发展到东周时期,民和山家头[15](图三,3)、延庆西拨子[16](图三,4)、宁城南山根[17](图三,5、6)、巴林左旗[18]等地均有发现。早期铜匕的圆筒形端部是锻造形成[19],卷曲程度大些就成了圆筒形,小些就成了钩状,用做穿绳、悬挂。晚期的则为铸造而成,但依然保留了柄端圆筒。同为铜匕,器类一致,器形相似,圆筒的位置也相同,所以可以认为台西铜匕兽首的圆筒状眼睛的产生应该受到了西北早期铜匕柄端圆筒的启发。 (二)柄部 台西铜匕的柄部正面和背面边缘都饰有短线纹条带,角部内有纵向的线纹,形成一组大体呈“T”字形的组合纹饰。这种纹饰在更早的铜器上发现不多。一件出土于火烧沟的铜匕柄部中间也有纹饰[20],可能与之相似,惜图片不清,也没有文字介绍,无法确证。在稍晚的北方系青铜器上则有类似的纹饰,如传出绥远刀子[21](图四,1)、阎家沟短剑[22](图四,2)、湾柳刀子[23](图四,3)、抄道沟短剑(图四,4)、解家沟铜勺[24](图四,5)等。台西铜匕柄部手握部位的纹饰因长时间使用多被磨平。而柄端部的线纹,由于在闭合的双角内,避免了磨损,纹路较为清晰,应是最初的样子,形态与绳索缠绕纹饰非常相似(图四,6)。朱开沟遗址出土的短剑柄部缠绕麻绳[25](图四,7),年代大体与台西Ml12同时,台西铜匕柄部纹饰与之属同一种风格。相比之下,晚商时期的短线条带纹更加整齐,位置多在柄部中间,有平行的2-3条,与绳索缠绕纹饰差异更大了,可能是随着时代演进而更加规范,装饰的意味更强。绳索缠绕纹也在北方继续发展,西岔遗址刀子的陶范[26]、西拨子窖藏刀子[27]柄部均可见到。 图三 柄端圆筒比较 1、互助总寨M7:4 2、火烧沟M79:9 3、民和山家头 4、延庆西拨子 5、南山根M4:18 6、南山根M4:17 图四 柄部纹饰比较 1、鄂尔多斯 2、甘泉阎家沟 3、湾柳 4、抄道沟 5、清涧解家沟 6、台西 7、朱开沟M1040:2 柄部背面装饰纹饰的做法,在晚商时期的北方铜匕中尚不多见。目前只发现用斗村铜匕柄部背面有纹饰,为2列乳钉纹(图四,5)。周代一些北方铜匙的柄部背面也有纹饰,如延庆西拨子出土者(图三,3),这种做法应与台西铜匕存在继承关系。 (三)格部 目前最早的带格铜匕出自火烧沟遗址[28],格为外凸的一字形。齐家文化的骨匕有的是一字形格,大何庄遗址出土较多[29]。如果只看外形,台西铜匕的格与它们有相似之处。晋陕高原铜匕的格多为卷云状,也有内卷成C字形的,与台西铜匕的格差异较大。 与台西铜匕相似、两侧带有半环钮的扁平器物还有鄂尔多斯[30](图五,1-4)、吉县上东村[31](图六,1)、宁城小黑石沟M8061[32](图五,5)的铜镳,另有一些馆藏品[33](图五,6、7),这些铜镳均以匕、勺等器物作为原型,与有机质的衔搭配作御马器使用,年代为晚商至西周时期。半环钮位于器身两侧,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巧合的是,一些半环钮上也带有链环,如小黑石沟M8061(图五,5)、吉县上东村[34](图六,1)出土者。链环可能用于装饰,也可能用于发出声响。同样的链环也见于曹家垣的铎形器上(图六,2),与半环钮相连,可知链环的用途应该是发声。虽然台西铜匕的链环是单节的,而晚商时期的链环都是2节或3节的,但并不妨碍发出声音。台西的链环更像铜条对折拧成(图五,8),可能是链环的早期形制。晚商时期的链环则更宽、更长,发声效果应更好。 图五 链环的比较(一) 1-4、鄂尔多斯 5、小黑石沟M8061 6-7、《大草原骑马民族》著录 8、台西 图六 链环的比较(二) 1、吉县上东村勺形镳 2、曹家垣铜铎 铜匕为何要制作成发声的呢?目前尚无法指出确切原因。到晚商时期,一些铜匕则直接做成了铃首。如清涧小窑坡[35]、甘泉阎家沟[36](图七,1)、喀左小波汰沟[37](图七,3)出土者。鄂尔多斯征集的一件铜勺柄下甚至有一个带舌铜铃[38]。匕、勺可归为食器,食器上带铃的习俗为北方文化所特有,据研究这种习俗发源于山西中南部[39],石楼桃花庄的铜觚底部有舌铃[40]。如果台西铜匕格部的链环可用于发声的推测不误,那么则可将食器带铃习俗的渊源冉向前探索一步。可以设想,在球铃发明以前,器物上用于发声的是链环。因为链环需大力摇晃与器物碰撞才能发声,所以只能用在较小、轻便的诸如铜匕一类器物上,大型器物则不适合。或许因为这种缺点,使之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更易于发声的球铃、舌铃取代了。即便如此,用于发声链环并未完全消失,两周之交的小黑石沟M8061马镳也有这种链环。 台西铜匕格部中间有一穿孔,其功能可依其他地区铜匕而确定。喀左小波汰沟铜匕相当于格的位置有穿孔(图七,3)。晋陕高原的部分蛇首匕的柄部也有穿孔,只是在格部以上,如清涧寿[41]和李家崖墓地采集者[42]。清涧华家塬[43]和甘泉阎家沟铜匕柄部以下、近格处都有半环形钮。有半环形钮的铜匕,其首部都没有环或钮,可知半环钮应是穿系所用。台西铜匕首部也没有环或钮,格部中间穿孔当用于穿系。匕柄上的穿孔,可以追溯到齐家文化,多数在柄端,少数在柄的中间,如大何庄骨匕M87:5[44],似可作为台西铜匕格部穿孔的远源所在。 (四)刃部 台西铜匕刃部平面为柳叶形,剖面则为下凹式,形似拉长了的汤匙,可称为“长勺形”(图七,4)。晋陕高原发现的铜匕主要是平刃,一面有脊,锋部上翘,显然与之差別较大。而与阎家沟(图七,1)、小波汰沟(图七,3)出土铃首匕的刃部相似。石楼桃花庄出土一件铜匕[45],原文称“虎铲形饰”,剖面下凹,但锋端是直的(图七,2)。更早的铜匕有长勺形刃部的似乎不多。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匕形制较为多样,有长条形的,如互助总寨M7:4(图三,1);有锋端较宽、柄部较窄的舌形,如火烧沟M79:9(图三,2);有带格的,出土火烧沟遗址[46]。由于没有剖面图和详细的文字描述,剖面是否为长勺形不明。剖面为长勺形的骨匕在甘青地区则有发现,如宗日遗址95TZT22②:3[47](图七,5),据此推测早期铜匕也有长勺形的。 图七 刃部的比较 1、甘泉阎家沟 2、石楼桃花庄 3、喀左小波汰沟 4、台西 5、宗日95TZT22②:3 综合以上分析,台西铜匕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北方同类器上找到相似点。一些特征在夏至早商时期西北地区的铜匕或者骨匕上能够看到,如柄端的卷筒、格上的穿孔、刃部的形状等。一些特征见于晚商时期晋陕高原的铜匕或者铜镳上。在文化特征上,继承西北地区铜匕(骨匕)特点,开启了晚商铜匕发展的先河,在北方铜匕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兽首在形制上与晚商北方的兽首器物相似,主要特征则相同,应是晚商北方兽首器物之源。通过与四坝文化和石楼类型中的兽首类器物的比较,以及铜匕上其他相似特征,也能看出台西铜匕的兽首与西北地区的早期兽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涉及到北方系青铜器动物装饰的起源和传播问题,而台西铜匕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线索。 二、与晋陕高原的关系 前文对晋陕高原铜匕多有涉及,年代一般不早于殷墟二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年代不仅可能会早到殷墟一期,甚至还可能早到二里岗上层晚期。这样,在年代上至少与台西铜匕同时,也就有了深入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 晋陕高原晚商时期的遗存为李家崖文化,其中的铜器遗存一般又称为“石楼类型”[48],其中有两个地点值得注意。一是洪洞上村墓葬,出土有金卷云耳形饰[49](图八,11),这是石楼类型特有的装饰品(图八,12-14)。与之同出的铜鬲为二里岗上层晚期,爵、戈为殷墟一期[50]。永和榆林村出土有锥形足鼎和云雷纹簋[51](图八,8),鼎为二里岗上层晚期,为典型的商式器物。而云雷纹簋则有些“怪异”,腹部云雷纹的上下各饰一道连珠纹,圈足也带纹饰,连珠纹是石楼类型铜簋的特征,如清涧华家塬[52](图八,9)、张家坬[53](图八,10)出土者。圈足上带有纹饰也为石楼类型铜簋所常见。不止在山西南部,殷墟也有可早到此时的石楼类型器物。小屯丁组建筑基址一号房基内有一组祭祀坑,其中M10出土有商式陶器和北方的管銎斧、环首刀等[54]。从陶器看,年代为殷墟一期。管銎斧M10:9(图八,)与绥德杨家峁的有銎钺(图八,6)相似[55],凸棱纹也见于石楼类型的空首斧上[56](图八,7);环首刀M10:1、2(图八,1、3)分别与用斗村(图八,2)、宜川殿头村[57](图八,4)同类器相似。这两个墓葬说明,至迟在殷墟一期,甚至早到二里岗上层晚期,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或者因素)就已经在石楼类型中出现,那么作为其典型器物的铜匕也有可能早到此时。 图八 与石楼类型早期器物比较 1、小屯丁组建筑基址M10:1 2、延川用斗村 3、小屯丁组建筑基址M10:2 4、宜川殿头村 5、小屯丁组建筑基址M10:9 6、绥德杨家峁 7、绥德周家沟 8、永和榆林 9、清涧华家塬 10、清涧张家坬 11、洪洞上村 12、石楼后兰家沟 13、永和下辛角 14、清涧寺墕 晚商时期,铜匕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晋陕高原,不仅数量多,形制也最为丰富。年代几乎涵盖整个晚商时期。可以说,晋陕高原是晚商时期一个使用铜匕的核心区。目前这里发现最早的铜匕是殷墟二期,形制已经较为完善,应该有更为原始的形制。石楼类型的铜匕主要为蛇首,另有少量铃首,兽首则没有发现。刃部有平刃的,有长勺形的,有平头内凹的。与铜匕功能相似的其他挹取类器物也较多,有勺、斗等,既有北方式的,也有商式,还有融合式的[59],说明石楼类型对挹取类食器较为“偏爱”。晋陕高原的铜匕或者铜勺与台西铜匕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半环形格及穿孔、柄上纹饰、柄是双面纹饰作风等。而在其他地区则看不到如此多的相似点。种种迹象表明,台西铜匕的来源应该就在晋陕高原一带。 三、出土单位分析 台西铜匕是被村民取土发现的,出自一座墓葬中。考古人员到现场时墓葬已被破坏殆尽,后来被编号为M112。随葬品是后来回收的,墓葬形制、人骨、葬具、遗物的出土位置等信息也是根据当事人回忆而获得的。报告中只记录了戈、矛、蹲、鼎、瓿的和一些小件玉饰品的出土位置,而铜匕的出土位置则不明。这给判定铜匕在墓葬中的用途、地位、对墓主的意义等带来了难度。 从有限的信息中,可知墓口面积约6平方米,在整个墓地中属于规模较大的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鼎2、瓿1、爵1、斝1,兵器有矛、戈、铁刃铜钺,玉石器有磬、璇玑等。在台西遗址发掘的112座墓葬中,这是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一座。从随葬有铜钺看,墓主应为军事首领一类人物。所出的北方系青铜器除了铜匕以外,还有铁刃铜钺、矛,占台西遗址所出北方系青铜器的一半以上。从殷墟的发现看,北方系青铜器的数量与墓葬等级成正比[59]。中原墓葬中的北方系青铜器,一般被认为是“战利品”或者与墓主的族属有关。台西Ml12已经被破坏,人骨不存,又没有其他佐证材料,墓主的族属已难以知晓。台西遗址中也没有发现与铜匕有关的冶炼遗存,因此铜匕为战利品的可能性更大些。 台西遗址是商文化在北方的据点,有浓厚的军事氛围,从墓葬和遗址中均可以看出。共发掘墓葬112座,年代在二里岗上层晚期到殷墟一期。出土兵器的有17座,约占15%。种类戈、镞、戟、钺4类,墓葬中的兵器组合有戈、钺、镞、戈镞、钺镞、戈矛钺、戈戟镞等7种(将铜镞和骨镞看做一类)。在一个墓地中有如此高出土兵器比例、如此多样的兵器组合,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17,随葬的铜器全部为兵器,种类有3种,被称为“武士墓”。当然,墓葬不是同一个时期,发掘的也可能不是原有墓葬的全部,但这些组合在年代相距不远的一百多座墓葬中,仍然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除了墓葬以外,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兵器,绝大多数为镞,材质有骨、铜、蚌等,总数达286件,这在商文化的各个类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墓葬和遗址两方面的均显示出台西类型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应是当时军事斗争频繁的反映。鉴于此,可知台西铜匕的出现可能与战争有密切关系。 四、历史背景 二里岗上层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经历着文化格局的剧变。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文化大体同时消亡,新的文化类型出现。以花边鬲、管銎斧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在北方地带流传开来[60]。在北方地带中部,南流黄河两岸的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出现,在晋西南与早商文化的东下冯类型相邻。纵观同时期的晋西南地区,东下冯类型消失,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废弃,直到晚商时期也基本不见商文化的踪影,应是整体退出了这一地区[61]。李家崖文化兴起之际,正是东下冯类型消失之时,二者是否有因果关系?从这一时期商文化全面收缩的态势,以及晚商早期李家崖文化与商经常发生战争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此时,早商文化的核心一郑州商城也被废弃,开始了“九世之乱”。商文化原先的分布区域大多放弃,都城迁移就有五次之多。对“九世之乱”的原因,还未取得明确结论。我们认为,北方族群的威胁可能是重要因素。当时,商文化的中心区从伊洛-郑州一带转向豫北、冀南、鲁西地区[62]。没有了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作为屏障,伊洛一郑州地区将直面北方的威胁。商文化可能因此而放弃了这个地区。与从晋西南地区退出不同,太行山东侧的台西类型此时仍然存在。台西类型遗址和墓葬中出现了浓厚的战争氛围,在二里岗上层早期,台西类型是向北扩张的根据地,而到了晚期则应是抵御北方族群南下的桥头堡。台西所在的冀中平原,北可阻止敌人沿太行山东麓走廊向南侵袭,西可扼守太行山的各个溢口防止敌人向东进犯。在台西类型等商文化北方类型的庇护下,商文化得以在动荡中延续和发展,迁都的5个地点都在台西类型以南,其中相(内黄)、邢(邢台)离台西类型很近。商文化最终在殷墟落脚,并可以在殷墟二期对西北的鬼方集团发动大规模战争。这构成了兽首铜匕在台西遗址中出现的历史背景。 五、结语 虽然出土铜匕的Ml12是破坏后清理的,随葬品为事后收集所得,完整的器物组合和出土位置等信息已经失去,无法从更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但是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探讨可以明确,台西铜匕是目前所发现年代较早的北方兽首装饰器物,对于研究晚商北方兽首器物的起源乃至北方系青铜器动物装饰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台西铜匕应该是外来器物,其故乡可能在晋陕高原一带。它在台西的出现,应该是早商晚期商文化与北方文化对立、冲突的结果。 注释: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13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杨锡璋:《关于薦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分期问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3]李学勤、唐云明:《藁城台西青铜器的分析》,《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地区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一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4]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第12期。本文中抄道沟器物均来自该文,不另注。 [5]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瑪头村发现一批窖藏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 [6]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155页、图10-1,文物出版社,2011年。 [7]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刀子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8]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第4期。 [9]建平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1983年第8期。 [10]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7期。 [11]肋军:《陕西延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12]朱凤潮:《古代中国青铜器》第66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14]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15]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6]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西拨子村窖藏铜器》,《考古》1979年第3期。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8]内蒙古文物研究所等:《中韩共同学术调查报告书——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图146,东北亚历史财团(韩国),2007年。 [19]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0]王然:《中国文物大典》第2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 [21]郑绍宗《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刀子及其有关问题》,《文物春秋》1994年第4期。 [22]王永刚等:《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23]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刀子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二册)第258页,巴蜀书社,2009年。 [2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34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2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远方出版社,2001年。 [27]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西拨子村窖藏铜器》,《考古》1979年第3期。 [28]王然:《中国文物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 [2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3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第102、100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图47,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2006年。 [31]吉县文物工作站:《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9期。 [32]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文物资料丛刊(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 [33]高滨秀:《大草原骑马民族》图27、28,东京国立博物馆,1997年。 [34]吉县文物工作站:《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铜器》,《考古》1985年第9期。 [35]戴应新:《陕北及晋西北黄河两岸出土的殷商铜器及其有关问题的探索》,《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36]王永刚等:《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37]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38]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第12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39]严志斌:《带铃铜器研究(提要)》,《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40]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41]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二册)》第245页,巴蜀书社,2009年。 [4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第168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43]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二册)第249页,巴蜀书社,2009年。 [4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45]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46]王然:《中国文物大典》第2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 [47]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48]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分群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49]朱华:《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文物》1989年第12期。 [50]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66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51]赵志明、梁育军:《山西省博物馆近年征集的部分商代青铜器》,《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52]曹讳:《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二册)第91页,巴蜀书社,2009年。 [5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一册)第68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第92-94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5]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三册)第541页,巴蜀书社,2009年。 [56]吴兰、宗宇:《陕北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8年第10期。 [57]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三册)第469页,巴蜀书社,2009年。 [58]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丽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59]韩金秋:《殷墟二期中型墓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60]韩嘉谷《花边鬲寻踪一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北方考古研究》(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61]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第13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62]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第丨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