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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066年后，“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一度存在两种对立的派别：“诺曼派”为“诺曼合法化”服务，对诺曼征服大力颂扬；“英格兰派”则强调创伤与痛苦，批判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带来的伤害。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则第一次在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中寻求平衡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利益与情感的“中间路径”。他叙述了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积极影响，以及诺曼人对英格兰造成的伤害与压迫，最终营造出诺曼征服的总体正面形象。这种“中间路径”成为盎格鲁—诺曼史家书写诺曼征服历史的传统，并与王朝政治实现互动，促进了盎格鲁—诺曼社会的形成与融合。 关键词：英格兰忏悔者爱德华诺曼征服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历史书写 11世纪的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对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家理查德·W.萨瑟恩（R. W. Southern）曾说：“就文化与贵族社会层面而言，从蛮族王国的兴起一直到20世纪，欧洲没有任何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激烈的变革，可以与英国1066年以后的经历相提并论。”因此，自爱德华·A.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的《诺曼征服史》（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于19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诺曼征服始终都是西方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关著作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涌现，产生了众多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 当大部分学者为封建主义、殖民与帝国、行政系统等问题争论不休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问题。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曾提出：“那些将自己视为英格兰人的历史学家如何应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对诺曼征服历史书写进行长时段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理查德·巴伯（Richard Barber），他的论战文章《诺曼征服与媒介》，对1066年至近现代英国人对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梳理，论述了诺曼压迫的“神话”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西方学者对一些中世纪史家有关诺曼征服的书写也有不少研究。例如，里德（Rebecca Reader）的文章《马修·帕里斯与诺曼征服》以及温克勒（E. A.Winkler）对普瓦提埃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的研究，以具体的中世纪史家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逐渐开始关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对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是12世纪英格兰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英吉利国王事迹》（Gesta Regum Anglorum）、《英吉利主教事迹》（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与《现代史》（Historia Novella）等。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他的诺曼征服历史书写都有所涉及。奥尔森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历史道德观》一书中全面考察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作品所体现的道德观念，认为道德启迪是他写史的核心目的。芬顿的著作《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作品中的性别、民族与征服》从性别的角度切入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书写，认为“婚姻惯例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有关征服的每一个叙述的核心”。温克勒则认为，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笔下，国王的道德责任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国王自身的罪恶是国家遭受外部入侵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王云龙对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有关诺曼征服的叙述也有所涉及，认为其体现了“盎格鲁—诺曼的英格兰认同”。 现有的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有关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但是各自的解读并不完整，将他与其他中世纪史家进行比较研究也较为有限。事实上，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与之前的中世纪史家有着明显差异，这与时代背景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本文试图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他之前的中世纪史家进行比较，揭示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试图平衡诺曼征服双方的“中间路径”，显示出12世纪盎格鲁—诺曼社会融合及其历史书写的一条全新路径。 一、 “诺曼派”与“英格兰派” 诺曼征服后半个世纪内的史家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诺曼派”与“英格兰派”。“诺曼派”对诺曼征服大加赞扬，完全体现了诺曼人的视角；而“英格兰派”对诺曼征服的记录则大多较为简略，以编年史为重，较少解释与分析，带有明显为英格兰辩护的倾向。这便是早期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两条路径”。 从1066年开始，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通过一系列战争成功征服英格兰，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作为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并不具有威塞克斯王族的血统，这就导致诺曼人在英格兰的统治产生了合法性危机。因此，自诺曼王朝建立起，诺曼人就产生了“诺曼合法化”的叙述方式，核心是以歌颂征服者威廉的方式为诺曼征服正名。他们的历史书写分别从战争获胜、继承权、捍卫正义与教会三个角度为威廉一世的统治寻求合法性，以维护诺曼人在英格兰的统治。 首先，征服者威廉继承王位的合法性来源于战争的胜利。大约完成于1067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之歌》（Carmen de Hastingae Proelio）由亚眠主教居伊（Guy bishop of Amiens）所写，此人与诺曼王朝的核心人物关系密切，在1067年曾作为威廉一世王后玛蒂尔达（Matilda of Flanders）的牧师陪同她前往英格兰。在《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中，居伊就以黑斯廷斯战役的胜利来证明威廉一世王位继承的合法性，英格兰国王哈罗德（Harold Godwinson）下葬后，征服者威廉就“将公爵头衔撇在一边”，而成为了国王。由威廉一世的牧师普瓦提埃的威廉写于1073—1074年的《诺曼公爵与英格兰国王威廉的事迹》（Gesta Guillelmi Ducis Normannorum et Regis Anglorum）则将威廉一世与埃涅阿斯、凯撒等古典英雄频繁对比，凸显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之事业比这些古典英雄的征伐还要伟大，以此证明诺曼征服是特殊、完美的功业。黑斯廷斯战役等战斗的胜利表明，征服者威廉当之无愧地享有国王与英雄的荣誉。 其次，诺曼史料宣称征服者威廉本身就拥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威廉一世虽不具有威塞克斯王族的血统，但是与前代国王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这就为诺曼史家建构王位继承的合法性提供了便利。修道院史家瑞米耶日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在11世纪70年代早期完成著作《诺曼公爵事迹》（Gesta Normannorum Ducum），声称忏悔者爱德华曾派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Robert of Jumièges）赴诺曼底，任命征服者威廉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而后来“篡位”的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也曾奉爱德华之命来诺曼底向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承诺有关王位之事。罗伯特是诺曼征服前英格兰唯一一位来自诺曼底的大主教，故而提升了此种观点的可靠性。普瓦提埃的威廉也基本继承了此种说法，并补充道，在哈罗德居留诺曼底期间，他与征服者威廉就多佛城堡（the castle of Dover）达成协议。诺曼史家建构了威廉一世王位继承的合法性。 最后，威廉一世在诺曼史家的笔下成为正义与教会的捍卫者。《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开篇就将征服者威廉描述为“正义与和平之源”、“教会的捍卫者”，为之后的诺曼史书写奠定了基调。诺曼人认为，诺曼征服前英格兰并不正义，而威廉一世则重新将正义带回英格兰。瑞米耶日的威廉将黑斯廷斯战役中数千名英格兰人的阵亡描述为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参与谋杀了忏悔者爱德华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Aetheling）。相比之下，威廉一世的统治则将正义带回英格兰，“他统治初期所实行的一切事情都是公正的”。另外，从宗教的角度看，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也具有合法性。在诺曼史家看来，哈罗德的即位同时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Stigand）加冕，而此人曾被教皇取消教会职位，故而是一场“无信仰的加冕仪式”；二是哈罗德违反了自己向征服者威廉许诺的支持其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誓言，“在邪恶之人的拥护与纵容下登上王位”，而作伪誓在教义中是应受惩罚的。哈罗德对宗教的不敬使得威廉一世成为教会的捍卫者。根据普瓦提埃的威廉的记录，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从教皇亚历山大二世（Pope Alexander II）处获得神圣的旗帜，象征着教皇对征服的支持。由此，诺曼史料为诺曼征服营造出一种如同“十字军东征之感”的氛围。 与诺曼人相反，同时代的英格兰史家对诺曼征服则抱着拒斥态度。从体量上看，同时期英格兰史家有关诺曼征服的记录比起诺曼史家要简略得多。诺曼史料中所有的正面论点在英格兰同时代的史料中均不存在，英格兰史家先是选择沉默与影射来表达对诺曼征服的拒斥，后是以“英人有罪”的论调来寻求一丝慰藉，并直接批判诺曼人的统治。 1066年后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内，英格兰史料中关于诺曼征服的记录极为稀少，唯一一部写于1065—1067年间的《爱德华国王传》（Life of King Edward）也只是隐约提到黑斯廷斯战役。该书由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后伊迪斯（Edith of Wessex）请人写成，将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定在巴特尔（Battle），叙述了伊迪斯在1066年失去四个兄弟，不是死在巴特尔就是死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因此，这部作品只是影射到诺曼征服的残酷。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D本是记录诺曼征服事件最贴近1066年的版本，但对诺曼征服记录简略，并且很可能是事后增补的。该版本并未记录任何有关忏悔者爱德华和哈罗德向威廉公爵承诺英格兰王位继承权之事，并且在对威廉一世统治不长的记录中显然带着批判之意——1067年国王向“可怜的人民”征收“重税”，让军队所犯之地“尽遭劫掠”；1068年洗劫达勒姆城（Durham），以“圣彼得大教堂作为嘲笑的目标”，“抢劫和侮辱了其他所有的教堂”，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沉默，很可能是因为英格兰人还无法从这场战役的巨大震惊和创伤中走出来。然而这种悲痛的记忆通过口述的方式流传下来，到了1066年后的第二代人那里，通过教士、僧侣的叙述得以抒发。英格兰史家试图通过基督教伦理解读诺曼征服。由此，被征服的悲痛与上帝惩罚的观念相融合，形成了“英人有罪”的论调，从而为英格兰所受的苦难寻求一丝慰藉。这种“英人有罪”的论调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D本中已显雏形，作者在描绘黑斯廷斯战役时写道：“法国人依旧据有战场，正好像是天主将它授予他们那样，因为人们有罪”。写作《现代史》（Historia Novorum）的爱德玛（Eadmer of Canterbury）是第一个对诺曼征服作出较多解释的英格兰史家，“英人有罪”的观念也在他的笔下得以体现。他将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thelred II）的罪恶视为诺曼征服的起源，并且将1066年的事件视为上帝对英格兰人集体罪恶的惩罚。 爱德玛在《现代史》中为哈罗德的伪誓进行辩护，认为哈罗德是被迫向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的，故而此誓言无效；而忏悔者爱德华在临死前将王位传给哈罗德，所以哈罗德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爱德玛在叙述诺曼征服之后幸存的英格兰贵族的命运时，也显然对诺曼人较为愤恨，写道：“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不敢说了”。自11世纪末开始撰写的另一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巨著伍斯特编年史虽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样对诺曼征服的叙述较为简略，但是也明确表现出对诺曼征服的抗拒。伍斯特的编年史对反叛威廉一世的诺森伯里亚伯爵瓦尔塞奥夫（Waltheof Earl of Northumbria）较为同情，将他的处死描述为“错误且残忍”，而后者是盎格鲁—撒克逊最后一名伯爵。伍斯特编年史为英格兰的辩护在12世纪初英格兰其他编年史中也都可以找到，基本可以视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内在情感的延续。 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中间路径”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成长于本笃会马姆斯伯里修道院（Malmesbury Abbey）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自小便沉于研习，热爱藏书。他一生拜访了英格兰王国内众多著名的修道院，收集了较多的书籍资料。他的藏书数量多，知识面也极为宽广，涉及神学与圣经著作、古典与古代晚期非基督教作品、希腊与阿拉伯著作、法律书、欧陆与英格兰各类史学作品、布道词与书信，等等。他的父母分别是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因此他同时具有诺曼与英格兰双重血统。他与诺曼王朝的教俗贵族有着密切联系，与亨利一世私生子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伯爵（Robert Earl of Gloucester）有较多来往，并认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Anselm of Canterbury）、莫尔文修道院院长瓦尔歇（Walcher Prior of Malvern）、安瑟尔谟的传记作者爱德玛等重要人物。扎实的知识背景以及他与爱德玛等人的交往，使得他对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前述“两条路径”较为熟悉；诺曼和英格兰双重血统以及与诺曼教俗贵族的联系，也决定了他与前代历史学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英吉利国王事迹》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出于不同的动机，诺曼人与英格兰人都曾写过威廉国王：前者极力赞扬他的行为，而不管善恶；后者出于国仇家恨，对他们的征服者进行无端指责。对于我来说，由于我的血管中同时流淌着双方的血液，我将采取一条中间路径。如果他的善行是可被证明的，那么我就会公开赞扬；对于他的恶行，我将会有限度地提及，但是绝不是为了掩盖它。这样，我的叙述就不会被谴责为是虚假的。我也不会用不光彩的责难侮辱他。他的几乎所有行为，如果不能被赞扬的话，也至少能被合理地辩护。”对于征服者威廉的叙述，实际上也就是对于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显然意识到前“两条路径”的不足，因此想采取一种“中间路径”，以达到客观与平衡。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明显想刻意维持这种平衡，而不想像后征服时代其他历史学家那样陷入任何一种极端之中。他曾称自己写史的目的是“使被掩埋在历史废墟之下的东西重现天日”，这使得他对以往史料中的论据进行再考证，对过往的观点进行再思考，从而试图达到历史的真实。由此，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便带来了诺曼征服历史书写中的“中间路径”。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中间路径”试图平衡此前“诺曼派”与“英格兰派”相互对立的叙述。他继承并发展了之前“两条路径”的观点与论据，同时叙述了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积极影响以及诺曼人对英格兰造成的伤害与压迫，最终营造出了诺曼征服总体积极的正面形象。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继承了“诺曼派”对威廉一世王位合法性的某些辩护。他考察了此前有关哈罗德赴诺曼底向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的不同叙述，认为哈罗德单纯因风暴被迫抵达蓬迪厄（Ponthieu）海岸，阴差阳错地到了征服者威廉那里，但他后来确实向征服者威廉许诺将支持其英格兰王位继承权。因此，哈罗德犯了作伪誓之罪，被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评价为“虽然拥有无数的优良品质”，但是却“粗心地违背他人之信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充分考察双方的主张”后，授予征服者威廉神圣的旗帜，以表明教会对这场正义战争的支持。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继承了爱德玛的“英人有罪”的论调，强调诺曼征服洗刷了英格兰人的集体罪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将英格兰人的罪恶归结于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邪恶统治，称他“窃取”而非“统治”王国37年，他的统治“开始时残酷，中期时悲惨，结尾时可耻”。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最为敬重的盎格鲁—撒克逊圣徒邓斯坦（Dunstan）曾预言，由于埃塞尔雷德视金钱重于上帝与使徒，邪恶将很快降临到埃塞尔雷德头上。而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叙述中，这种邪恶很快就从国王身上蔓延到全部英格兰人身上。他对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人的集体罪恶有着非常细致的描述：牧师满足于学习皮毛，而不再能流利地说出圣言；僧侣锦衣玉食，而忽略修道院的古老规训；贵族沉溺于声色犬马，而不再虔诚地聆听基督之箴言；平民成为权贵之牺牲品，被掠夺财产或是贩卖到国外；聚众酗酒成为常见之行为。英格兰的公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等也已然不是上帝的牧师，而是成为魔鬼的奴仆。因此，诺曼征服成为必须遵从的上帝的旨意，最终的结果则是诺曼人净化了英格兰教会。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叙述完黑斯廷斯战役后写道：“他们（指诺曼人）的到来复兴了原先在整个英格兰都毫无生气的宗教规则。你们可以看到教堂和修道院以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建筑风格被建造在村子、城镇里；你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被复兴的宗教仪式繁荣了起来。”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籍教职人员被大批撤换也成为预料之中的事。贪婪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也被虔诚的兰弗兰克（Lanfranc of Canterbury）取代。兰弗兰克作为英格兰教会的新领导者与威廉一世亲密合作，以各种机智的方式劝导国王放下傲慢，远离邪恶。结果是，在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各个郡僧侣们宗教实践的成熟达到了引人瞩目的高度。 此外，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笔下，诺曼征服也给英格兰带来了文明。在他的观念里，他所处的那个法国化、欧陆化，但仍然保留明显英格兰特征的社会，显然要比1066年之前的那个英格兰社会要高级。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赞扬诺曼人带来的法国文化，认为图尔的约翰（John of Tours）、勒芒的希尔德伯特（Hildebert of Le Mans）、温彻斯特的戈弗雷（Godfrey of Winchester）等法国学者与诗人，代表着安瑟韦尔德（Aethelweard）等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作者之后标准拉丁文、古代文学和道德价值的复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社会残酷的奴隶贸易也极为厌恶，称其为“恐怖的交易”。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颁布法令，禁止向英格兰之外贩卖奴隶。这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眼中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他在《英吉利国王事迹》和《伍尔夫斯坦传》（Vita Wulfstani）中多次对推动此法令的圣伍尔夫斯坦（Wulfstan）表示感激。另外，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赞扬诺曼征服给英格兰政治带来了骑士化的仁慈与节制。他对野蛮的屠戮、诛杀俘虏等行为颇为反感，例如，他将1014年克努特（Cnut the Great）折磨和残害俘虏的事件描述成“对所有教俗法律的蔑视”。相比之下，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笔下的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战役后以盛大的仪式安葬死者，将哈罗德的尸体以免赎金的方式交给了哈罗德的母亲安葬，并以王家仪式率军前往伦敦，而非抱有敌意。这种仁慈与人道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笔下的威廉二世与亨利一世身上也多有表现。可见，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欣赏的骑士化的仁慈、不伤害战败的贵族等惯例，都是1066年后诺曼人给英格兰带来的进步。 然而另一方面，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书写诺曼征服的历史时也注意到诺曼人给英格兰带来的伤害与压迫，与之前的“英格兰派”实现了情感上的共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征服的痛惜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黑斯廷斯战役的叙述之中：“这对英格兰来说是致命的一天，是我们亲爱的国家的一场大浩劫。”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虽对威廉一世蹂躏北方的事件提出一些合理的辩护，但是却依然将此次事件给英格兰带来的后果描述得较为惨痛：“一个曾经繁荣的培育暴君的地区的资源因火烧、屠杀和破坏而被切断；超过六十英里的土地完全丧失生产力，直到今天仍然一片荒凉。现在若有任何陌生人看到它的话，都会为这些曾经繁荣的城市悲叹！曾经，塔楼耸立天际，原野由河水浇灌，牛羊成群；而现在，若有任何曾经的居民活下来的话，他都知道这些都已不在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虽为威廉一世的残酷辩解，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的北方地区，也不禁对英格兰人的不幸发出慨叹。 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笔下，诺曼人对英格兰人的压迫还有另外一个著名隐喻。据说，在布列塔尼（Brittany）与诺曼底边境上有一对连体双生的女人，她们上半身分开，下半身联结。当其中的一个大笑、进食或说话时，另一个则会哭泣、禁食或沉默，因为虽然两张嘴都能进食，但是却只有一条通道。最后，她们中的一个死去，另一个则背负着尸体三年，直至最后因筋疲力尽连同尸体的恶臭而死去。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写到，很多人认为这对连体双生的女人分别象征着英格兰与诺曼底——虽然因地理位置而分开，但是却统一于同一个主人之下。英格兰充满活力，通过财富的输送支持着已经死亡并且几乎腐朽的诺曼底，但是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在掠夺者的暴力下死亡。她现在在哀悼，因灾难而倒下，被勒索压迫。“她若是能再度呼吸自由的空气该有多高兴啊！她对此盼望已久。”这则故事仍然充斥着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人给英格兰带来压迫的批判，同时也蕴含着他对英格兰未来隐隐的担忧，担心诺曼底最终会榨干英格兰的资源与自由。 不过，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认为，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带来的伤害与压迫显然是上帝的旨意。在他的作品中，上帝以两种途径介入人间的历史：一是直接以神迹介入，故而会有对圣徒奇迹的记录；二是以审判者的方式间接介入，给整个社会施加惩罚。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观念中，诺曼征服明显属于第二种。上帝以审判者的身份给整个英格兰施加惩罚，而诺曼征服即是上帝的惩罚工具。在这种叙述中，诺曼征服的原因显然是上帝要惩罚英格兰人的罪恶。从这个角度看，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带来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承受的。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带来了净化与文明化，从长远看是一种进步，而诺曼征服带来的苦难则成为必须经历的上帝的考验，给受到压迫的英格兰人提供精神慰藉，这便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书写诺曼征服历史总体积极的基调。 三、盎格鲁—诺曼社会的形成 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从11世纪“诺曼派”与“英格兰派”相互对立的“两条路径”，转向以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为代表的平衡双方利益与情感的“中间路径”，实则反映了英格兰人与诺曼人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 平衡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双方利益和情感的“中间路径”实际上在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中便已初见端倪。当今学界基本认可贝叶挂毯是在英格兰制作，且很有可能诞生在坎特伯雷。不少学者曾认为贝叶挂毯体现的是诺曼人的视角，然而在贝叶挂毯的叙事中，除了黑斯廷斯战役中英格兰的战败表现出上帝对哈罗德作伪誓的惩罚外，其他画面因缺少相应的文字叙述而产生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也即它对诺曼征服具体事件的解读表示沉默，仅仅展示了事件的大致过程及结果。例如，在描述忏悔者爱德华濒死时，相应的题铭仅是：“这里，爱德华国王与他忠心的追随者们谈话；这里，他死去了”。也就是说，就哈罗德在忏悔者爱德华的病榻前是否得到传授王位的允诺而言，贝叶挂毯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而在另外一个画面中，贝叶挂毯甚至还表现出对英格兰人的同情：两个诺曼士兵在焚烧房屋，一位母亲则带着孩子从屋子里跑出来。因此，贝叶挂毯似乎并未偏向诺曼征服的任何一方，最新的一些研究也将其视为逐渐形成的盎格鲁—诺曼社会以及威廉一世安抚英格兰人的产物。 到了12世纪初，随着以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为代表的“盎格鲁—诺曼历史学家”的兴起，这种选择平衡的“中间路径”终于被明确提出，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些所谓的“盎格鲁—诺曼历史学家”，除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其他典型代表便是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和亨廷登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他们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一样，同时具有诺曼与英格兰血统。他们对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在细节上虽有差异，但都或多或少采取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一样的“中间路径”，寻求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利益与情感的平衡。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一样，也是本笃会的僧侣。他在《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对诺曼征服的书写也可以说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中间路径”的翻版。他不满于“诺曼派”与“英格兰派”的分野，强调自己在撰写威廉一世的历史时“既不向征服者也不向被征服者寻求荣誉或奖励”。他的作品同样流露出对英格兰所受苦难的痛惜，对诺曼教会人员压迫英格兰僧侣以及威廉一世的残酷统治等都进行了批判。然而，他复杂的身份认同也促使他为诺曼征服辩护：诺曼征服的原因是英格兰教会与道德的堕落，英格兰人粗鲁、贪婪、没有文化，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与兰弗兰克的改革则改变了此状态。因此，在维塔利斯的笔下，诺曼征服虽然给英格兰带来了灾难，但改善了英格兰的状况，产生了总体上较为正面的历史作用。 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维塔利斯不同，亨廷登的亨利是一名世俗教士。他撰写的《英格兰史》（Historia Anglorum）虽然比前两者的作品更加偏向英格兰一方，但是也承认“诺曼派”的许多论据，总体依然可归于“中间路径”之列。亨利同样也从神意角度认为，诺曼征服是上帝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罪恶的惩罚，他归纳了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的三个具体原因：一是哈罗德与其父戈德温（Godwin Earl of Wessex）等人对忏悔者爱德华的兄弟阿尔弗雷德的谋杀；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以及其他法国人被逐出英格兰；三是哈罗德作了伪誓，非法篡夺了英格兰王位。不过，亨利对诺曼人带来的压迫也进行了诸多批判，特别是他对诺曼人司法不公的抨击。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和亨廷登的亨利的作品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密切联系，虽然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三者互有直接的借鉴，但却形成了“盎格鲁—诺曼历史学家”独特的史学传统。这种试图平衡诺曼征服后英格兰人与诺曼人利益与情感的“中间路径”成为这一群体历史书写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也与诺曼王朝的政治宣传有着密切联系。 从诺曼王朝的官方宣传看，平衡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双方的利益与情感是巩固诺曼底公爵在英格兰统治的需要，一个例子便是忏悔者爱德华的神圣化。在诺曼人的话语体系中，威廉一世的王位继承权就来源于这位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因此，忏悔者爱德华在诺曼人的语境中极为重要，他的神圣化得到了诺曼王朝当局的支持。爱德华驾崩不久，并未享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圣名望，但是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特许状中开始出现将爱德华与圣彼得并置的现象。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录的忏悔者爱德华的预言也是这项宣传工作的产物，其内容是：爱德华在死前看到两位虔诚的僧侣，他们告诉爱德华，由于英格兰人民不可救药的罪恶，上帝已经决定将其置于敌人手中。这个惩罚将发生在爱德华死后一年零一天后，寄希望于人民的忏悔或是上帝改变主意都是徒劳的。于是，爱德华询问僧侣，英格兰人民将遭受此种不幸多长时间？僧侣回答，一棵绿树被拦腰砍断，被砍下的那部分被运到离树干三英亩的地方，当那部分自动回到树干上，并开花结果，这样的邪恶才有望结束。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叙述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爱德华的预言最终将在同时具有英格兰与诺曼血统的威廉王储（William □theling）身上实现，因为大树象征着英格兰的旧王朝，它在威廉王储年少的时候将会重新开花结果，并最终终结英格兰的苦难。威廉王储父系血统可追溯至建立诺曼底的罗洛（Rollo），母系血统则可追溯至英格兰威塞克斯王朝，因此他实现了两种血统的完美融合。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同时代的人一样，对威廉王储寄予厚望，称英格兰与诺曼底都希望得到他的统治。 因此，爱德华的形象变成了象征价值的容器，他不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一种“强加的联系与延续性”。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等盎格鲁—诺曼史家对诺曼征服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诺曼王朝的宣传政策，一种平衡双方的“中间路径”显然可以给英格兰带来一丝慰藉，为诺曼征服寻求合法性。威廉王储或是其他同时具有双方血统的王储的最终即位，也将让英格兰旧王朝之树结出新枝，让诺曼王朝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彻底勾连起来，抹平诺曼征服造成的断裂。 盎格鲁—诺曼史家的“中间路径”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始终是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主流。人们普遍接受诺曼征服的残酷与暴力，但是那种苦难显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原来的诺曼统治阶级也逐渐英格兰化了，因此对诺曼征服的评价更为正面。例如，写于1180年的一则史料虽然将诺曼征服描述成野蛮、残忍的事件，但是依然声称“我们的诺曼国王将英格兰精神中最好的部分融入了他们对王国的骄傲中、他们高尚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强健的体魄中”。戴维斯（R. R. Davies）认为，这就是当时存在的自鸣得意的英格兰历史的神话，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神话”实则也是盎格鲁—诺曼社会逐渐形成、走向融合的体现。1066年后，英格兰的贵族阶层很快出现了大规模的血统融合。随着原先众多英格兰贵族或是战死，或是沦为反叛者，以诺曼人为核心的外来者逐渐取代了原先的上流阶层。以主教职位为例，诺曼征服后只有包括伍尔夫斯坦在内的几名盎格鲁—撒克逊主教被保留下来。大量的土地与财产成为威廉一世赏赐封臣与追随者的奖励，众多英格兰贵族寡妇也被迫嫁给这些外来者。合法化的婚姻保障了他们对英格兰土地的所有权，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能顺理成章地继承其土地与财产。这些土地与财产的转移总体是有序的，新的领主显然将自己视为合法的土地继承者。另一方面，在征服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家庭中，第一代人死后，诺曼底的土地一般分配给长子，英格兰的土地则分配给幼子，这种习俗间接造成了海峡两岸贵族家族的分离。海峡两岸不同利益的各自维持甚至在12世纪后期造成了双方所用法语的区别。这种分离让居住在英格兰的诺曼人与诺曼底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诺曼人的名称在诺曼征服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与法国的诺曼底公爵领地所绑定，而在诺曼征服后，“诺曼”一词越来越多地指代诺曼底的居民，原先的诺曼认同越发失去了根基，人们越发着眼于英格兰的过去，而非诺曼底的过去。换句话说，英格兰的诺曼人正在逐渐变成英格兰人，而与诺曼底的诺曼人渐行渐远。 因此，诺曼征服中作为外来者的诺曼人越来越只存在于历史之中，而在历史书写的当下，诺曼人已经有意无意地被视为英格兰的一部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叙述亨利一世征服诺曼底的坦什布赖战役（Battle of Tinchebray）时写道：“大约四十年前的同一天，征服者威廉第一次到达黑斯廷斯：也许是由于上帝明智的统治，诺曼底在诺曼人到达以求征服英格兰王国的同一天接受了英格兰的统治。”显然，在重新征服诺曼底这件事情上，诺曼征服后来到英格兰的诺曼人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中间路径”对诺曼征服总体正面的评价一直持续到13世纪，后因金雀花王朝逐渐丢失欧陆领土引发的“恐法症”而逐渐衰亡。最后一位对诺曼征服持积极态度的史家应为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他称威廉一世作为和平的使者而被英格兰人广泛接受，人们欢迎且祝福他，因为他是以上帝的名义来到英格兰的。 13世纪后，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对诺曼征服的彻底批判成为主流，诺曼人带来正面影响的观点被逐渐消解，诺曼人给英格兰人带来的似乎只有奴役与压迫。这种情绪在中世纪末期与英格兰民族主义同步发展，历史中的诺曼人成为现实中的法国人，对诺曼人的拒斥也意味着抗击法国人。但是，这种情绪并非要求人们推翻爱德华三世等诺曼后裔的统治，相反是在警告他们，如果不支持爱德华三世的战争，英格兰可能遭受法国人第二次更加严重的压迫。终于，诺曼人连同他们的“陪审制度”等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遗产,都彻底地成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 结语 1066年后的半个世纪内，诺曼征服的历史书写始终存在着“诺曼派”与“英格兰派”的对立，前者全面歌颂诺曼征服，为“诺曼合法化”服务；后者充满创伤与痛苦，为英格兰的苦难痛惜。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显然意识到双方的不足之处，因此寻求平衡英格兰与诺曼双方利益和情感的“中间路径”，避免陷入任何一种极端之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论据与观点，第一次全面叙述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积极影响以及造成的伤害与压迫，最终营造了诺曼征服总体积极的正面形象，这种选择平衡的“中间路径”也成为盎格鲁—诺曼史家书写诺曼征服历史的传统。历史书写与王朝政治实现了互动，共同推动英格兰人与诺曼人的融合，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中间路径”也因此成为盎格鲁—诺曼社会逐渐形成、不断融合的体现，最终的结果便是中世纪末期统一的“英格兰社会”的形成。 （正文中无法显示的字符以□代替，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