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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文献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 由于民间文献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了史料库，数据库与数字人文工具也极大地增强了研究者更完整掌握史料的能力，这就使得历史研究对“总体史”的追求有了更多新的可能。早期的“总体史”是在划定的一个较大时空范围内，全面考察这一时空中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由自然、社会与个人的互动在不同时间节奏上所形成的结构和变动，来呈现宏观历史“变与不变”的态势。随着年鉴学派的发展，“微观史”“心态史”“新文化史”等取向逐渐取代了“总体史”，但“总体”的理念和关怀并未被完全抛弃，只不过已由历史过程的史实上的总体，转向了关系视角和方法上的总体。与此同时，在对年鉴学派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源自功能主义的整体论也受到了挑战，人类学传统上的研究对象的整体（部落社会或社区）被质疑只是人类学家的想象和建构，而本体论上的整体以及关系主义的整体，已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史学界对“总体史”的关注，无疑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年鉴学派学说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史学整体上社会科学化的大背景。不过，由于中国学术自身的特殊传统，当代史学强调的“总体”，并不囿于年鉴学派的理路，而是具有更宏观的学科转向的意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涵： 历史实践的总体。在延续“新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日常生活、民俗与民间的重视带来了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在王朝国家、重大事件和帝王将相的历史之外，补充了民间社会和普通大众的历史，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应有的声音，在学术上体现“人民创造历史”。 社会体系的总体。把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纳入更具社会总体性的认识，例如：从对官僚政治体制及其行政职能等的论述，拓展为关注权力体系的构成及其生成运作机制，揭示权力的象征实践与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从对典章制度的考据，拓展为注重制度的“在地化”过程，以及其中人的能动性及其与制度互动的社会后果，从而揭示政治架构何以在基层社会得以实现的机理；从探究上层和精英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拓展为关注地方的、民间的、族群的文化主体性与多元性及其与上层的复杂互动，等等。这些从单向、片面到双向、多维的转换，正是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的“总体史”的第二个层次。 时空脉络的总体。从截取不同时空中的史料来连缀通史的某些片段，转变为区域史的整体视角，聚焦于一定空间维度内各历史要素的有机关联，从探寻相对微观的“局部的总体”来把握宏观历史的向量。既主张从地方史、区域史的整体性、内在性和有机性对大历史作脉络化理解，也强调大历史过程、国家体制和制度化力量对于形塑区域、地方、村落、族群、个人等的深刻影响。 关系的总体。在学界普遍对“社会、宗教”“传统、现代性”“非理性、理性”“东方、西方”等二分体系提出质疑的大背景下，从人的主观性与参与客观历史实践的过程出发，注重从关系和网络的角度探寻个人生活史、村落生命史、事件史、制度史乃至全球史的连接，通过把各种文献作为网络的节点和传达特定意义的符码，批判性地重建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多重解释，以揭示历史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本质。 显然，这四个层次的“总体史”，在视野上都跟民间文献被纳入史料和史学范畴有密切关系，在理论方法上都有赖于对民间文献的价值判断和深入解读。这不但是因为民间文献充实了史料的类型与数量，丰富和提高了历史信息的内涵与完整度，而且还在于其书写、使用和传承本身就是“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是构成中国历史乃至文明发展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借助数据库与数字人文工具，并结合深入的田野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层次的历史脉络如何能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经由文字实践而打通和关联——一方面，国家通过文字及其文牍系统渗入基层社会；另一方面，民间则习得和运用文字来应对生活所需及处理地方公共事务，并吸纳或借用文字蕴涵的价值、权力与象征来建构和传承其日常生活的意义体系，从而最终在维系地方社会的内在秩序和创造地方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达成了多元性、流动性与国家大一统格局的辩证统一。而这一点，正是“总体史”之于中国史研究的要义之一。 （作者：黄向春，系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