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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土地授予的兴起 对于严格土地授予在近代早期兴起的原因，前人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内战危机说”，第二种解释是“双向运动说”。这两种解释虽有其合理性，但均不能恰当解释近代早期严格土地授予的兴起动因。严格土地授予兴起的真正原因需要返回当时之历史文化语境，站在地产主的立场上，正确理解地产对于地产主的意义。英格兰地产与头衔、名号密切相连，从而赋予了地产主财富与地位，也正是这种联结赋予了英格兰地产主责任与使命、荣耀与传统等价值意义。地产之中蕴含着的这些价值意义——而不是地产本身——才是地产主真正要捍卫的东西，而且这种捍卫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愿望。 （一）头衔与名号 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头衔与名号日益与地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并成为地产主怀念其祖先，延续其血脉、世系，维持其财富、地位与权力的基础，而近代早期尤甚。个中原因在于，地产主使用了严格土地授予这一更周密、更严格、更具前瞻性的家产配置手段，从而能确保家产更安全地代代流传。此后，“英国地产主的家庭与地产就这样不可分割地被交织在一起”。 （二）责任与使命 地产主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家产在家庭中完整地代代流传，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实践中，地产主常常会遭遇诸多复杂状况。因此，地产主在家产经营方面须做到事必躬亲、谨小慎微、忍气吞声，看似风光的家产继承人，实际承受着很多难以言说的沉重负担。 一个理想的地产主，首先，要有振兴世系的雄心。他须有责任心，并将自己定位为家产的临时监护人，立志把家产完整地交到下一代继承人手里。其次，地产主要谨小慎微，尤其在卖地问题上。地产主作为家产监护人应该量入为出，不能挥霍无度。地产主即使遭遇经营困难、债务危机也不能随意卖地，但可以选择继续举债或者抵押家产而获取适当的流动性。即便是到了迫不得已必须卖地的境地，也只能出卖外围地产，从而确保家庭核心地产安全无虞。最后，以上所述地产主的操心劳碌之事多出于其自愿或称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即使在很多事情上身不由己，也少有怨言。 （三）身份与区隔 中世纪末期以来，地产是如此紧密地与头衔名号联系在一起，以致一旦失去了地产，地产主即刻成为无身份之人。地产主确保家产在家庭中代代流传的强烈愿望也与地产主所具备的高度敏感的阶层自我意识密不可分，也正是这种阶层意识导致了18世纪地产主强烈的排他性。地产主的这种身份、阶层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中世纪末期以来地产与头衔名号的关联，及至近代早期，这一关联得到进一步加强并逐步扩展到与地产相关的其他事务上，如在家产上构筑大房子、广兴园囿。继而，上述关联又扩展至更多富有宣示性的行为模式或观念上，如炫耀性消费，热爱自然、博古收藏的兴趣，特有的择偶、择业观念等。这是因为，在地产主看来，奢侈且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彰显其优势地位。 余 论 综上所述，严格土地授予的理论与实践均呈现出极强的保守特性。通过对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社会背景的考察，我们发现，积聚大地产只是严格土地授予的直接目标，而非其根本目的。严格土地授予最终需要稳固的实际上是基于大地产而存在的一系列标识，诸如头衔名号、责任与使命，以及通过大房子、园囿、奢侈消费品等表现出的兴趣与品位。所有这些标识都是用于区隔其他阶层的特定行为或标志，也即布迪厄所称之习性，它是一种身份的宣示、阶层的定位与文化的认同。而在近代早期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上述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诚如斯通所言，此时的地产贵族“面对一个变动的、挑战性的世界，不得不进行通权达变，自我适应”。 然而，在地产贵族“自我适应”的同时，其对手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努力。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新崛起的社会力量“对社会身份外部标志渴求日趋强烈”，家族的上升沉沦也变得格外迅速。与此同时，从骑士身份到男爵，再到大贵族的各类爵位均可用钱购买。于是，荣耀与爵位俨然具有了双重功能，有的希望它能“阻止社会流动”的发生，有的则利用它对业已发生的社会流动进行“官方确认”。如此看来，地产贵族所实施的严格土地授予不啻为贵族群体为维护其特定的身份而做出的努力，是他们在剧烈的社会流动中与其他社会精英之间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所有的努力恰是为了建构地产阶层特有的思维模式、教育准则和爱好。这种新区隔、新标准的构建对于地产阶层来说意义可能并不止于将家产留在家族中代代流传，也不止于将自己与正在崛起的新贵区分开来，而在于维护其拥有的且与土地权利密切相关的统治权，以及这种权力中所浸透着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当时的地产阶层明显在“长子继承制”“大地产”“统治阶层”与“社会安定”“政治有序”“国家稳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前者的存在是后者之所以实现的强有力保障。与此同时，地产阶层还被一种“舍我其谁”的情节包裹着，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与社会的庇佑者与保护者，是这个失序时代的中流砥柱。通过对近代早期地产阶层参与政治活动实践的考察表明，地产贵族所在家族确有参政传统，而且其参政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家族的私利，而是出于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地产贵族往往认为，从政是一种信念、荣耀，认为自己应该回馈这个国家。严格土地授予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上述特质，是一种超越了利益的，用以维护整个家族荣耀与传统的家产配置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地产阶层对国家统治权的诉求恰恰就是地产贵族这种家国情怀的合理延伸。由此可见，正是对土地的拥有赋予了地产贵族涉足政治权力、参与国家管理的充分理由。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