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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蒋建农(1961-),男,河南信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邓演达/ 毛泽东/ 农民问题/ 比较研究/ Deng Yanda/ Mao Zedong/ peasant questions/ comparative study/ 内容提要:邓演达、毛泽东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领导农民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及大革命失败前后有着从事农民运动的共同经历与合作,对农民问题理论存在着各自见解与分歧。邓演达是大革命后期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主导者;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所倡导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问题理论;邓演达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大革命后期,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演达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都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都倡导发展农民武装,都提出必须建立农民政权,以动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是国共双方领导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研究和分析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探讨其相关主张的渊源、得失和影响,对于全面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对于系统总结中国土地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探寻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意义重大。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以大革命失败前后为限,分前后两个时期。毛泽东与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的交集主要是在前一个时期。有多位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给予邓演达以很大的影响,并且大多都认为邓演达之所以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能够有激进的农民问题主张,主要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和影响。客观地讲,毛泽东对邓演达的确有很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单方面的呢,还是互相的?他们二人当时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和作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以毛泽东和邓演达对贫农问题的论述为例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由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①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对农民宣言》中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提法,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提法几乎完全相同[1]。可是重新阅读《报告》原文,并且对照《报告》当年的几个不同版本发现,《报告》虽然讲“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是贫农”,虽然讲“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虽然讲“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虽然讲“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句话在1927年公开发表时没有,毛泽东1943年在编辑《六大以前》收入《报告》时才加上的——引者注)[2]P20-21、33,但是其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相比,意思虽有相近之处,可实际的出入还是明显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27年2月16日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倒是有更近似的表述,他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3]P183与毛泽东特别强调贫农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观点相近,邓演达也曾谈过贫农问题,他说:“本党始终站在贫农的地位,在乡村是要把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组织起来,对大地主及一班乡村执政者实行乡村革命;至于中小地主可使中立,必要时得其同情。”[4]P113他又说:“我们的农运,始终是代表贫农作政治斗争的,这是国民党的农工政策的立脚点。”[4]P119他对土地问题说得更直接,“土地问题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我们很快的要实现总理(指孙中山)所说的‘土地应归于农’。”[4]P69邓演达的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有相近之意,与毛泽东的论述是相通的。但相对而言,毛泽东对贫农问题相关观点的阐述在前,邓演达的论述在后;毛泽东有过很近似的表述,起草《对农民宣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邓演达也不是简单的复述或照搬,而是有感而发,也就是有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基础,有他自己的理解和新意。 《对农民宣言》究竟是由邓演达还是毛泽东执笔,亦或是由陈克文执笔,似乎已无从做出确切的考证。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据他们的一些相关言论,旨在说明:他们二人在农民问题上的见解是共鸣,而不是一个人左右了另一个人,都是出自他们个人的主见。 综合起来看,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党内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邓演达作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推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深受邓演达倚重,被他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邓演达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他们二人在各自党内分别从事农运工作,二人又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农运活动,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因为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更早、更长,在第一线的实践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汉政府时期,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而邓演达还有大量其他的军政事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以往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基础上,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显得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二人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是在个人独立见解基础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识。一则是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发表过许多文章和演讲,对一些相关见解的阐述互有先后;二则是这一时期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则是武汉政府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行动都是他们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决议案等都是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制定或联名提出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广大个体农民,第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被组织起来。全国有上千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爆发出他们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大革命后期兴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高潮,既得力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在基层的发动,又受益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号召和积极推动,这是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之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备前所未有的革命彻底性的具体写照。 学术界对邓演达和毛泽东在武汉政府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已经有比较详尽的对比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二人在携手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和探索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相同和不尽相同的特点,这主要是: 第一,和毛泽东一样,邓演达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邓演达说:“中国农民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生,是由各代嬗递而来的。各朝代中因为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同时又无法增加生产,遂发生此问题。所以历代的农民问题都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历代之换朝都是农民暴动。”[4]P73他认为,因为以往没有给农民实际的利益——解决其土地问题,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不过是新的真命天子替代旧的真命天子,每一次农民暴动的结果,只不过是旧的锁链刚挣脱,新的锁链又锁住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都是如此。他指出,“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如果作为封建制度的剥削农民制度不把他打碎,不把他解决,那么革命简直是没有意义。”[4]P23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他得出结论:“农民问题,在政治上说是推翻封建的统治,即地主与土豪劣绅勾结军阀官僚的统治权柄,造成民主的乡村自治。在经济上说是推翻租佃制,推翻地主与其他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使土地农有,以及发展农村生产,促进工业,使帝国主义的剥削基础动摇。”[4]P125邓演达的上述思想,与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的观点,与毛泽东“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的定性,与毛泽东“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P15-17的结论,如出一辙。这是他们农民问题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正是基于他上述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由之而来的对中国革命现阶段任务的深刻认识,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刻,邓演达却能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4]P77当时,邓演达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国民党人士中独领风骚,而且也使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相形见绌。 第二,和毛泽东相近,邓演达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初步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这是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所不具备的。邓演达认为:“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工具”“只有与伟大的、运动的社会连成一气,勇猛前进,才有生命。”[4]P19-20从这种唯物史观出发,他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必要广大的群众即农民群众参加”“因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于广大农民,邓演达没有泛泛而谈,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准确的界定。他首先对农民与地主进行划分:“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自用劳力使用土地的人,所以有土地而不耕种的地主,不在此内”;进而对农民进行分析:“农民对于土地的分配,各有不同,故生活亦有差等。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因为自己的土地还是不足,故佃地主的土地来耕种;佃农,他的土地则全是从地主佃来的;及雇农,他因为不能得着资本,结果,连佃的土地尚不能佃到手,只能充当雇农,或一天一天地雇与人家工作,或一月一月地雇给人家工作,此外无人雇时,就变成无产者、失业者,这是农民生活的差等。”邓演达接着指出:“由土豪、乡绅一直到帝国主义者,造成各有系统的剥削,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能看得出来。农民外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内受军阀等的掠夺,便得着整个儿的痛苦。”[4]P72-73基于此,他主张:“农民要得到解放,一定要注意联合战线,要使佃农雇农自耕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去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4]P119不仅如此,邓演达把对各阶层农民的分析推广到对整个社会力量的分析,他认为革命的同盟者城市的工人、革命的工商业者及乡村中小买卖者,“同是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剥削的,他们也是要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所以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一部分力量。把农人、工人、革命的工商业者的利益,找出共同的地方来连成一片,这便是整个的革命的力量。”[4]P112邓演达对中国社会力量,特别是对中国农村阶级和阶层的分析,与毛泽东相比,虽然没有指出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邓演达只笼统地讲领导者为革命政党——国民党),虽然没有细化各阶级和各阶层在不同情况下对革命态度上的变化和差别,但在总体上区分了敌我,明确了革命的主力军问题。这是他农民问题理论的精华和核心内容。 第三,和毛泽东有所不同,邓演达更直接、更系统地继承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学说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邓演达的文章和言论中充斥着“我们要把总理的主义还原”“我们总理创造国民党的基础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总理告诉我们‘使耕者有其田’,这是要农民拿出自己的力量,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中国革命,即是农民革命,是总理所承认的,也是革命的必经阶段”“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4]P121邓演达引用孙中山的话,既阐发孙中山的思想,但更多的则是借题发挥,赋予新的含义。比如他说:“我们总理的民权主义,就是要使乡村的农民起来,使他们自己管理乡村政治,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这样农民既然握到乡村的政权,由各乡而至改组各区,由改组各区而至改组各县,由各县而至改组省政府,这政府才是人民的。”[4]P48再如,他在引用孙中山关于“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的革命”观点之后讲道:“民国十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没有力量来领导农民革命,没有方法使党的革命力量表现出来。改组后,把党重行作价、重行建筑其基础于农工之上,其目标在解放农工,故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封建势力的军阀。”[4]P65邓演达不再是把平均地权作为消弭社会矛盾防范贫富分化的手段,而是赋予其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意义,与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邓演达不再是简单地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来谈论其对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而是从分配土地给农民、解除地租剥削、发展生产、促进工业,动摇帝国主义剥削基础来谈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邓演达不再是一般性地赞同土地国有,而是认为在目前阶段不能实行土地国有(他认为最终是要土地国有),应该给农民实际的利益,“农民仍须纳生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交给地主,这是农民根本的痛苦,农民要根本解除痛苦,须不纳地租给地主,即是要得到土地”[4]P91。邓演达从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5]P91 第四,和毛泽东有所区别,可能是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既有理论分析,但更侧重政策、措施和一些操作性的内容。除去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除去进行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和理论研究,除去直接组织韶山地区的农运和实地考察湖南农运期间的指导农运工作,除去通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等平台推动全国的农运外,毛泽东对于如何开展农民运动还有一些具体的筹划和举措。他不仅与邓演达等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建言,而且也在中共党内积极发动。1927年4月中旬,他召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3]P193-194但是,他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三次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否定。一次是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则反对把赞成与不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6]P79第二次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发了前七个部分,因陈独秀和彭述之的阻挠,后八个部分未能继续刊发;第三次是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在会前邀集彭湃、方志敏、易礼容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制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被陈独秀拒绝。不仅如此,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却得到邓演达的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和毛泽东不同,邓演达由于在武汉国民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由他发布。因此,这个时期他有《中国农民运动之发展》《最近中国农民运动之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土地问题的各方面》《农民运动最近策略》等带有总结和政策性的文献发表。在这些文献中,邓演达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和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比如,1927年4月他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确定了六项近期要做的工作和四个方面的工作计划。其中在“用具体的方法,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这一工作计划中,他提出八条措施:“一、尽量向农民宣传决议案的内容;二、促进农村推翻封建势力的活动;三、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四、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速办农民自卫军,并设法武装农民;五、会同司法部废除有碍农民之法律;六、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七、会同财政部规定农民银行的办法;八、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4]P80邓演达这些主张和措施,既是他个人关于农民问题理论智慧的结晶,也凝聚有毛泽东等其他农民运动领袖的探索和思考。这些文献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演讲、文章,真实记录了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密切合作通过开展农民运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光辉历史,同时也表明,邓演达是那时全国农民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他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意义,他对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杰出贡献,彪炳史册。 1927年春夏,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相继叛变革命,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矢志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事业的邓演达,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另辟蹊径,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农工大众的解放而努力奋斗。在此过程中,他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平民革命理论。邓演达不再沿用“内含与实际的表现,已非常模糊不清”的“国民革命”,他从孙中山“为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话语中,取“平民”的概念,称谓其即将进行的革命为“平民革命”。他首先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他认为,“蒋氏所领导的南京统治,已先后的把满清时代及民国时代的余存势力和盘接受”[4]P218“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4]P343他虽然没有如毛泽东等那样明确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他超出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逐渐游移出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等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水平,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个“复杂体”,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仍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找到了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实际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其次,他分析了新形势下的阶级关系。他认为,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劳动者,包括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和间接参加生产的设计、管理、运输、分配等部门的职员,“他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4]P350在阐述其平民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邓演达虽然也强调要以农工为核心构成革命力量,但却没有像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那样突出地强调农民的中心地位和主力军作用,而是把农民与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在都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的意义上等同起来,把他们作为与其对抗的仇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结之高利贷资本家者”[4]P336-337的对立面等同起来,比较多地强调了“平民”之间的一致性,模糊了同属于“平民”中的各阶级在经济地位、政治远见、革命彻底性和坚定性等方面的差别,对农民重要作用的认识明显比过去有所淡化。尽管如此,邓演达能够准确地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反映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比较科学地分析中国实际和比较正确地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从上述他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的分析和认识,我们不难判断,他所提出的平民革命理论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理论,并且富于革命的坚定性。令人惋惜的是,邓演达平民革命的新实践和关于农民问题的新探索,因为他的被捕和英勇牺牲,于1931年11月戛然而止。 和邓演达一样,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通过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暴动,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红军),并深入到广大农村探寻新的革命道路。在新的实践中,毛泽东等把大革命时期他和邓演达关于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主张,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以创建工农民主政权为核心的根据地建设,将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并在以后的斗争中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征程上的其他理论创新,奠定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其中,围绕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始终战斗在土地斗争的第一线,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探索。他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认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7]P789而这一点正是邓演达所欠缺的。毛泽东经过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参加中共闽西一大、主持闽西南阳会议等一系列的摸索,到1931年2月,终于形成“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实施和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于完成孙中山、邓演达等民主革命先驱的未竟之业,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其作用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和毛泽东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实践各自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探索取得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丰硕之果;邓演达的探索却因其牺牲而终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假如邓演达能够继续探索并将其探索成果付诸实践,其效用会如何呢?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可以从对邓演达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对比分析中,窥其端倪。 第一,关于领导权问题。邓演达虽然仍旧高度重视,认为“要使革命成功,必要有坚强统一的革命领导”,但是却有所偏颇。他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前面的革命,很明显的埋伏了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导共行存在,而且公开地向敌对的程途发展。”[4]P295他在这里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问题的邓演达,在大革命失败之初曾经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作出过比较精到的分析。他说:“新兴产业工人,数量虽较农民特少,而因其生活刺激较为强烈,及经济政治环境恶劣之故,其对于政治的觉醒程度,实较任何阶级为高;其争斗决心,实较任何阶级为坚决;其对于革命之成绩贡献,已为数年来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他们必为中国革命之机轮。”[4]P336但是,另一方面,他后来又改变了这种认识,反而断定,“很客观的说,中国本身应该不会发生共产党出来,更不会发生蓬勃的共产党出来”。他本人解释出现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却是因为历史的社会的条件所限制,使国民党的领导整个的被豪绅高利商人所篡夺,广大的平民大众无所依归,而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抚育抱持底下,在豪绅高利商人的统治下面,自然有突飞的威迫劫持的机会。”[4]P295 事实上,通览邓演达的文稿和言论,无论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邓演达始终不承认中共对国民革命(即邓演达后来所谓平民革命,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本来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而宁是第三国际的养子”[4]P273。究其原因,其一是他看到了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薄弱,在新式工业中,外国资本家占80%以上,因而得出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无力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却没有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资格比资产阶级老得多,不仅产生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且最早产生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里,比中国资产阶级聚集着更雄厚的力量;他只看到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连煤矿工人及码头工人计算在内也不过占全数人口0.5%(千分之五)”[4]P341;却没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由其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等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其二是邓演达看到了中共曾经有过“把有产变无产”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却没有看到或者是无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纠正,没有看到毛泽东等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没有看到中共领导农村土地革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深远意义。他认为中共领导农村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的现实“绝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势力所鼓动,更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适合于民众要求所发生,实在主要的是由于南京统治的横暴与贪污所产生”[4]P271。其三是因为中共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接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仅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且小资产阶级也背叛了革命,继续革命的只剩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8]P282因此,在把持中共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主张下,中共一度放弃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周恩来回忆:“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9]P166历史转换时期的风云际会,使邓演达这位共产党人最亲密的战友,未能在其有生之年继续与中共直接合作。 邓演达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把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机关。大革命失败后,他宣布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在他留下的著述中,未发现有明确哪一个阶级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论述。但是,在他主持下,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发布的《组织工作大纲》却明确规定,虽然该党“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不过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就落后国家的一般状况而论,青年学生分子对于革命具有热烈的情绪,实在是最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内,还不能不以青年学生为重心。”[10]P108该党的这一规定,实际是基于邓演达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已爬到上层统治阶级以外,都客观地非革命不可,而主观的又已先后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他说:“革命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分布于农村中及城市中,特别是在新兴反动的军队中服务,甚至在灰色的掩盖下面,假装着为统治者的核心,这种状况,自然是使革命群众的组织不发生十分大的困难,而且在反动统治的胎中,使革命的力量早熟”。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一个特殊有利的条件”[4]P301-30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称他们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1]P301-302。邓演达对这部分力量特别倚重,作为其新组建政党的组织重心。这清楚地表明,他把小资产阶级作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阶级基础,他所追求的是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2]P48 关于领导权问题上的差别,是邓演达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根本差别。 第二,关于政权问题。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专注于建立农民的乡村政权以支持农民获取地主土地的主张不同,在这个时期邓演达主要是把目光投向夺取全国政权,更多的是阐述国体和政体问题,以及平民政权的性质问题。他根本否定叛变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南京政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改组派、新月派和人权派的所谓“人权”“约法”“宪法”是痴心梦想。邓演达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斗争的结晶,而所谓‘民权’只是被统治被压迫者经过长时期的奋斗以后所得到的报偿。中国劳动平民大众做统治者的牛马奴属已好几千年,现时唯一要求是要翻身起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而其最切近的第一步目标是要推翻传统的官僚统治,建立真正由人民直接参加及组织起来的政权”,即“平民政权”。[4]P151为保证平民政权能够“以工农为重心”,邓演达主张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和准职业团体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政权的发动机关——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他规定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应占代表比例的60%,其他代表占40%。[4]P155在政体上,邓演达抛弃了包括孙中山也热衷的三权分立制(孙中山将三权分立进一步发展为五权分立),“主张立法机关不与执行机关分离,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他认为“必须用这样的组织才能使平民群众相信革命党的领导,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训政’及‘以党治国’的名义去压抑平民群众剥削平民群众的流弊。”[4]P352这是一种议行合一的政体,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邓演达关于平民政权的设想,其革命性和进步性显而易见。但是和毛泽东同时期的实践和主张相比,其差距也是明显的。其一,毛泽东虽然也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目的,但其着力点在建立新的农村政权,首先着眼于赢得农民的支持;其二,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后,毛泽东否定沿袭旧套路建立政权的办法,改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然后建立起第一个县级的工农兵政权;其三,毛泽东总结茶陵建政的不足,在建立遂川工农政权时,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并制定实施了切实可行的《遂川工农政府临时政纲》,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权联系在一起,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联系为一体,夯实了工农政权的执政基础,真正保证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相比而言,邓演达的主张没有实践支撑,仅仅用农工代表在平民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占60%的比例,是不足以确定该政权性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由哪个阶级领导、在于能否实施符合群众利益从而赢得群众支持的措施和行动。 第三,关于农民武装问题。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尽管出现蒋介石集团的分裂和叛变,武汉政府和邓演达仍有数量众多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冯玉祥的部队为支撑和依托。那时,他关于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防范地主武装的反抗。这和武汉政府的主力部队是继续向黄河流域北伐,还是准备东征讨蒋这样的重大军事行动,无直接的关联,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而在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已没有主力武装可为依托。因此,当务之急是打造一支能为其所用的新型军队,而如何武装农民的问题,则是较低层次的问题,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和他关注的重点,因此很少提及。尽管如此,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坚定的民主革命家,邓演达深刻认识到旧军队的危害性和建立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个疯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命!”[12]P163他提出要创建一支来自农工、代表农工利益、与平民政权相联系,还要不断经受政治训练和劳动训练的平民革命军,“成为人民——农工平民的武先锋,是永远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促进社会主义而产生而牺牲作战。”[4]P312 邓演达虽然反对再走利用军阀反军阀的老路,虽然已经勾勒出如何建设他理想中的新型革命军队——平民革命军的蓝图,但是在现实斗争中,他对真正人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严重偏见,认为他们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化身;他对群众性的武装——大革命后期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也不满,认为他们本身脆弱表现不出什么力量,他只好寄希望于“具有农工平民意识的青年军官能自觉的接受革命的任务,自反动统治的营垒中发动出来,做掩护人民起来的前卫。”[4]P302他把叶挺、黄琪翔、严重、季方、周士第、余洒渡等在北伐时期已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吸收到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内;他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专门策反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基础——黄埔系军官;他还先后与他曾经激烈抨击过的冯玉祥、陈铭枢以及程潜、杨虎城、邓宝珊、张轸、卢兴邦等地方实力派(军阀)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曾亲自到北平尝试联系曾被他视为主要敌人的奉系张学良;他特别注重联系两广的反蒋力量,他在被捕后坦承:“我的政治主张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与现时广东一部分的政治家接近,广东政府在精神上给我以帮助。”[12]P316邓演达当时所倚重的这些力量,虽然那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追求民主进步的倾向,虽然都赞同反蒋,但是,他们和邓演达理想上所向往的那支来自农工的“平民革命军”,还是有本质差别的。 邓演达建立新型武装的军事反蒋行动,因他被捕和牺牲而中断。我们无法假设如果他不被捕的话,其行动能否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同时期的行动和主张与之相比,最突出的不同之处是,毛泽东始终面向农民、扎根农村。毛泽东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2]P98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明确,“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发动起义之初,部队的三团兵力,有两个团是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的矿工;起义受挫后,转向农村,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广大农村的转战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注重思想建党,强调政治建军,成功地摸索出在农村环境和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没有陷入再走利用军阀反军阀老路的窘境,而是把他和邓演达在武汉政府时期发展农民武装的主张,引入一个前景光明的新天地。 第四,关于土地问题。和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相同,邓演达在这一时期关注和热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拳拳之心不改。但是,他不再坚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转而提出:“我们反对无条件没收土地的方法”“我们解决农民耕地问题的方法是着重在用政治手段,而不是用没收的手段。”[4]P310他认为在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后,应“立行宣布免纳佃租,其耕作中的佃农及雇农可暂行保有原来佃耕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听后详细办法解决。但地主回村并能实际耕作者,主佃两方,暂时共享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其形式以契约定之。”与此同时,他重拾孙中山的主张(也有所修正),规定“在允许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应由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按照国民会议所规定的土地定价原则及地方政府所决定的土地价格,收买归为国有”“所有一切收归国有的土地,应由土地管理机关按照土地分配原则及各地方标准,负责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原日佃耕的佃农,及无地的雇农与退伍的革命军人等,应有同等的机会领用土地,但只限于使用权和收益权。”[4]P366-367很明显,这一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较过去温和了许多。他不再提建立乡村农民政权问题,也不再提发展农民武装问题,在已经失去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拥有的那种执政地位的情况下,他这时关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主张,既孤立无助,又软弱无力。没有武装和政权为支撑的农民,与地主订立共享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契约有可能吗?在已经运行两千多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遍及全国),作为发行土地公债抵押的国有土地从何而来?即使是地主阶级能够俯首听命,农民得到的也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仍然不能满足广大无地和少地农民得到自己土地的渴求。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他认真贯彻中共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无条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一条“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2]P98,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与完善中共的土地政策,明确保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逐步形成并成功实施了切合中国实际和亿万农民愿望的土地革命路线,从而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注和致力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内可能有早于毛泽东的,而国民党内早于邓演达的也大有人在;但就农民问题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成就而言,共产党内无人能出毛泽东之右,邓演达则无疑是国民党内的佼佼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二人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赤诚和热情,以及理论观点和行动步骤,出奇地一致。他们共同领导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由于在各自党内和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地位不同,身居要职的邓演达比毛泽东有更多的权力与资源,因此,他在推动当时的农民运动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循着两条平行的路线继续致力于农民革命,邓演达这一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在其他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是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最接近的。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的束缚与制约,他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导致他在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政权和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等问题上,裹足不前,以致壮志未酬,未能像毛泽东那样闯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尽管如此,邓演达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及其所团结的广大民众,在平民革命的旗帜下,继续孙中山的未竟事业,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揭露了汪精卫等党派力量的投机嘴脸,在客观上给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以有力的呼应,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声势和力量。不仅如此,他们的革命行动和牺牲精神,表明作为中国革命基本力量之一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态度,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革命力量;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对象、中国革命力量的新探索,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新观点,客观上成为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路线的重要借鉴,丰富了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认识。邓演达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道德品质和矢志于民族独立、农工解放的革命坚定性,赢得了毛泽东等的尊重,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看到了工农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中凝聚着的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纠正那种所谓“小资产阶级也已叛变革命”的错误认识,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客观依据。 注释: ①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部长不在时,主持或代理部务工作。1927年7月,邓演达辞职后,就是由他接任部长职务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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