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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岩和女儿郑琹语合作的新书《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让人拿起来就不想放下。读者随便翻到哪里都可以马上开始阅读,因为每一处都是图文对照,独立成篇,右边一页是女儿细腻的水彩手绘文物,左边一页是爸爸富有镜头感的文字,两种解读,一种情愫。 《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郑岩著、郑琹语绘;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书中所选的近90件文物,时间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朝,纵横六千年以上,出土地点从新疆沙漠到渤海沉船,范围覆盖广阔,主要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类型器物,像人面鱼纹彩陶盆、后母戊鼎、四羊方尊、长信宫灯、铜奔马等,更是大家早已在历史教科书上打过照面的国宝。翻动书页,就像流连于博物馆,形成有关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成就的大略了解。但细读下来会发现,作者初衷绝非构建线性的美术发展史,而是着眼于小处,见微而知著,代文物说出它们的故事。 “历史是一出大戏,一件小小的道具也令人荡气回肠”,这是作者对于所选取文物的基本定位。很多年来,我们在实物研究中倡导“透物见人”,这当然是一种较高的境界,但在努力“见人”的追求下,似乎经常直接、轻易地穿透了物,于是那些静止的物很多时候被视作无生命的标本,或是用来填充已有知识的框架,或是成为某种研究范式新的注脚,我们往往忘了将目光在这些小物件上多停留一会。 《年方六千》并不是将文物视为常规意义上的“道具”,随手拿来解释历史问题,而是充分意识到它们的出现本身也是历史问题。本书所作的努力,一方面响应当下潮流,如美术史界呼吁回到作品本体,还有历史学界提出的重视文本物质性;另一方面,这样的自觉无疑也和作者具有考古学与美术史双重学术背景有关。在作者看来,考古学习惯做大数据处理,强调证据的完整性、系统性,善于找出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而美术史是将研究对象看作“作品”,对独特性极为敏感。考古学和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既彼此制衡,又相互补充,能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颇为理想的。 书中出现的“黑陶高柄杯”,相信许多读者在博物馆隔着玻璃见过,留下的印象估计多是“薄如蛋壳”“世界陶艺史上的巅峰之作”。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绘这件杯子的造型、纹饰、尺寸、重量、质感,不停地使用“险象环生”“粉身碎骨”“荡气回肠”等让人呼吸紧张的字眼。为何能如此“入戏”?在《写在前面的话》中,作者自己给出了回答,原来早年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期间,这件文物曾赴我国台湾地区展出,展览结束后他将蛋壳杯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包好,护送到基隆港,待文物从海路运抵青岛港,他带车前去迎接,回到馆里第一时间开箱检验。只有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接触文物,只有摩挲呵护过它们,方能产生“今人也能见古月”的体验。 像这样不能为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所体现的感受,在《年方六千》的文字里处处可见。如同作者所言“诗比历史真实,艺术离人心更近”,理智与浪漫本就不该二元对立,平正与活泼可以起伏交替。历史是静止的过往,求真是学者们的本质追求,历史也是流动的盛宴,我们加工“食材”的手艺多种多样,做出来的菜肴也无需是一个味道。 众所周知,文物热、考古热和博物馆热最近几年日益升温。相对于公众多层次的知识需求,业内人士提供的文化产品还存在不足。在我看来,通俗写作绝不是学术语言的翻译那么简单,在获取资讯如此便捷的时代,学者和公众的关系也不只是我讲你听,我们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会获取反馈,因为大家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互动交流中彼此都会受益,使得知识普及和专业研究互相促进。作者在书中的表述,很多时候都留有余地,应该就是邀请读者们一起来讨论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