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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围绕“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进行了三次讨论之后，“文化边缘说”取代“文化消亡说”，成为主流观点。但这和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符，而要客观分析这一观点，我们应该考察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三大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全面解读古希腊文化对帝国的作用。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将研究时段局限于拜占庭晚期，另一方面较少涉及古希腊文化对拜占庭帝国的整体塑造价值。以笔者之见，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一直存在，并对帝国的基督教发展和皇权强化、拜占庭人的个体发展和群体认同都发挥了非常大的塑造作用。笔者以《荷马史诗》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承与发展为例，尝试探索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作用。 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信仰对古希腊文化的融合 在拜占庭帝国初期，一些基督徒将多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等同，因此，在反对多神教信仰的同时，主张完全抹杀古希腊文化。首当其冲的便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修辞学。其次，基督教会宣扬信仰的“纯正质朴”，反对古希腊式的教育。古希腊文化中的文学、哲学等也遭到基督教会一定程度上的反对。 但基督教会中也存在一个群体，意识到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反对完全摒弃古希腊文化。首先，基督教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形成于公元前3—2世纪），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深远，在地中海世界开始广泛传播，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基督教许多教义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古希腊文化中对启示的追求、对神迹的信仰、对永生的渴望等，与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最后，基督教的许多宗教仪式和习俗也来自古希腊文化。可见，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 经过内部争执之后，基督教会将多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的其他内容区别对待。对于多神教信仰，基督教会在坚决打击献祭等仪式之外，着重采取“融合”的方式去除其宗教色彩。以《荷马史诗》为例，早期的拜占庭基督教教父们，成功地将基督徒的价值观植入其中，并在发展过程中将一部分多神教元素转化成了基督教的习俗。与此同时，《荷马史诗》中的许多故事在基督教神学家的笔下失去了多神教色彩，逐渐变成了一些特定含义的代名词。 基督教会在去除古希腊文化中的多神教色彩后，对其大加利用，特别是之前遭到诟病的修辞学。《荷马史诗》式的优美语言，被用来装扮基督教神学经典。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是一种新的创作文体，即《摘录》的出现和盛行。在这种文体下，《荷马史诗》的诗篇和寓意着重传达基督教的信念，由此奠定了《荷马史诗》在拜占庭社会中的新地位。 拜占庭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利用 拜占庭皇帝高度认可古希腊文化的价值，注重推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拜占庭皇帝之所以对古希腊文化扶持，是因为古希腊文化对加强皇权、提升皇帝形象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借助于家喻户晓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修辞，《荷马史诗》塑造的皇室形象更容易深入民心，几乎每个时期出现的新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皇权色彩和强烈的时代印记。 6世纪末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争霸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守卫正教、打击异教。于是，御用文人遵照皇帝的旨意，在利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时，着重突出皇帝的圣战勇士形象。 在拜占庭中期，帝国极为看重皇位继承人的正统性。在马其顿王朝时期（867—1056年），拜占庭的皇位继承制度已经健全，民众只认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皇室后裔为帝。在这种背景下，《荷马史诗》中对英雄血统纯正性的强调与时代的政治诉求相呼应，因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和深度挖掘。至拜占庭晚期，帝国先后面临塞尔柱突厥人、诺曼人、拉丁人等外部敌人的入侵，民众迫切需要皇帝能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这一时期的皇帝们希望学者们能够充分挖掘《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事迹，将皇帝们塑造成冲锋陷阵的勇士。 《荷马史诗》在每个时代的发展，都与皇帝的旨意紧密相关。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学的主题与皇帝的政治诉求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这充分说明古希腊文化与皇帝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塑造皇帝完美形象的有力工具，而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扶持确保了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文化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