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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年来，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普遍现实利益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应当看到，这种理念与普罗大众还存在一定距离。如何在更广范围内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之成为普通人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中的有机成分，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课题。从知识角度推进对于宇宙演化历程、物种进化过程和文明发展进程的研究，并将之推广普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所言，“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按照最近的科学认知，宇宙有138.2亿年的历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时空尺度或许过于宏大。然而太阳系中的威胁却不时存在。太阳系中有两种天体在横冲直撞：小行星和彗星。距今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天体撞击地球，在墨西哥湾形成了巨大的陨石坑，释放出相当于100万颗氢弹的能量。一些研究者认为，正是这次撞击事件导致了恐龙的彻底灭绝。1908年，由于彗星撞击引起的通古斯大爆炸，瞬间将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化为灰烬。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马丁·里斯教授在《终极时刻》一书中说，面对行星与彗星引发的巨大天灾，人类目前尚无有效应对之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放弃了对于风险的研究和防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查德·宾泽尔发明了可衡量天体撞击严重程度的杜林危险指数表。近地天体撞击研究专家据此修订出更为精确的巴勒莫指数。克洛坎斯基、格雷格·劳克林等科学家倡导并正从事着试图改变天体轨道的“太空工程学”研究。电影《流浪地球》所引发的空前观影热潮，正说明潜藏在大众内心深处的不安与渴望。 当然，宇宙并不仅仅意味着风险，同时也是人类福祉的希望所在。两大主题已经成为人们时常讨论的对象：一是对于宇宙能量的利用。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了著名的卡尔达肖夫指数。根据人类对于宇宙能量的利用程度，他区分出I/II/III型文明。I型文明属行星文明，II型文明属恒星文明，III型文明属银河系文明。按照这种理解，当前人类对于能量的利用并不充分，尚未达到行星文明标准。诸如弗里曼·戴森这样的物理学家，已经沿此思路，探索人类文明升级的可能性方法。二是太空移民的可能性。科学家卡尔·萨根对于改造火星的不懈梦想，激发了许多科学家的热情。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领衔的火星探测计划，也吸引了俄罗斯与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参与其中。以实现移民火星梦想为己任的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已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式人物。 自伽利略、牛顿以来，近代科学对于宇宙的探索，已经取得可喜成就。尽管如此，目前的科学认知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诸如宇宙起源、平行宇宙、暗物质、暗能量、外星生命、黑洞等众所关心的问题，人类知之甚少。与此同时，地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恐怕仍旧是人类的唯一家园。宇宙承载着人类的最终忧虑与希望，宇宙学也是培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们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知识路径。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还提到：“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里提到的“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文化现象的人类，更为基本的是作为生物现象的人类。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现代生物学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自达尔文以来，人们在探索物种进化过程领域取得的进展，已经超越以往一切时代。我们知道：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生命现象；约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物种类突然丰富起来，呈爆炸式的增加，史称“生命大爆发”；约在3.2亿年前，最早的爬行动物出现；约在6500万年前，出现灵长类动物；约在20万年前，现今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智人出现。倘若以幸存者的眼光来看，无论是细菌还是人类，现存的每个物种都有着史诗般的进化过程。 然而这种史诗般进化过程的背后，也有着更大数量物种不断灭绝的悲凉故事。自寒武纪以来，地球物种经历了五次大的灭绝事件。诸如星体撞击、宇宙射线变强、火山喷发、气候变化、海洋盐度变化、地磁变化等，都可能是造成物种大规模灭绝的原因。如果其他物种的灭绝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不妨看看我们智人的近亲。按照英国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的看法，200万年前，至少有六支类人物种生活在非洲。而如今，只有我们这一支得以幸存。脑容量与现代人相当的尼安德特人，约在3万年前消失。约在1.3万年前，弗洛里斯人退出进化舞台。 我们是该庆幸成为唯一的人类幸存者，还是该担忧如尼安德特人般的遭遇也会在某一天落到自己头上？无论哪一方面，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于进化过程的认识。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克里斯·斯特林格等人认为，物种进化过程既没有方向，也不可知，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如果这种认识没有问题，那么詹姆斯·勒夫洛克和林恩·马古利斯等学者倡导的“盖亚学说”，就值得重视。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圈是一个整体，一个巨大的、完整的生命系统。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的生物圈2号实验，以失败而告终，说明我们对于生物圈的认识仍然不足。介于这个巨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需要重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价值，学会以协同演化的眼光看待整个系统，以防止某些物种的灭绝引发蝴蝶效应。毫无疑问，增进对于地球物种进化过程的认识，是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知识路径。 三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一段经典论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所概括的现象，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即从分散到整体的历程。近几十年来，得益于遗传学与史前考古学等学科的贡献，人们对于人类发展进程有了新的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智人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繁衍的过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智人约于12万年前从非洲迁徙到中东，5万年前乘船抵达澳大利亚，4.5万年前抵达欧洲，4万年前到达中国，3万年前抵达斯里兰卡，约2万年前到达日本。大量关于人类线粒体和Y染色体的研究工作，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今天地球存在的所有人口，尽管存在许多方面的差异，却有着共同的祖先。 由于环境影响和人们自身努力的差异，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肤色、种族、民族、语言、信仰、习俗等形形色色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成为人类从分散到整体过程中的强大阻力。部落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较量、宗教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夺充斥着各个角落。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其后的核竞争，几近将人类带入灭顶之灾。也正是鉴于这样的现实，承载着人类维护和平理想的联合国于战后成立。爱因斯坦与哲学家罗素等人倡导的“帕格沃什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了传播和平理念的积极作用。如今，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各类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忽视的强大推动力量。 或许囿于专业知识的隔膜，科学对于文明进程的塑造作用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有鉴于此，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萨顿提出了科学史处于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观点，认为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在通向哲学领悟的道路上，科学家是路标的设置者。人类发展的历史，无疑能佐证这种看法。当然，科技批判思想也需要引起重视。正如一些科学家与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是一项风险累积的事业。越尖端的科学技术，越可能带来更高的风险。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阿道斯·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与电影《终结者》等所描绘的敌托邦，是一个可能出现的世界。 近几十年来，遗传学与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使得后人类新物种的出现具有了潜在可能性。遗传学领域中，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2000年，英美联合宣布，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基因组草图已经完成。近几年的基因编辑技术，则为定制人提供了可行性。人工智能领域中，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创了人工智能时代。2017年，阿尔法狗在人机对弈中取得全胜纪录，说明人工智能在局部领域的能力已经将人类甩在身后。无论是基因技术等导致“人的机器化”，还是人工智能等导致“机器的人化”，或者是人机交互导致的“赛博格”，都将意味着物种进化史上的新纪元。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类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文明发展进程既给人类全体带来巨大收益，同时也给所有人带来日渐增大的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进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是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有效知识路径。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2月24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