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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权力授受关系不同 从客观的制度层面来看，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之间存在的特殊历史情境与个别制度性因素的契合、承袭所占比例很小；从主观的权力授受关系层面来看，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之间更存在着实质内容上的区别。 汉代作为经学的形成期，皇帝临席聆听诸家经师讲经，更多带有审阅论辩、判定观点、裁决是非的意味，体现了皇权对经典阐释加以决断的权威性。典型者如西汉宣帝时的“石渠讲经”，再如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讲经”，在两汉时期两次著名的讲经活动中，儒家经典与经学师法阐释的权威性乃由皇权的权威性裁决赋予。除了对经书文本及其意义的判定裁决，皇权对经学传承谱系也具有影响力，如东汉明帝时期桓荣家族，桓氏经学世家传统的形成，皇权“背书”因素起到了极大作用。唐代是经学的总结集成时期，与汉代通过讲经裁决的形式略有区别，主要通过确定经书定本与阐释来彰显皇权的权威性。唐初由官方动议对汉代以来经学各家义疏学进行总结，唐太宗、唐高宗先后指定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马嘉运、于志宁等人撰写义疏，编定了集成之作《五经定本》《五经正义》，成为士人学习与考试的标准本。皇权对经学典籍体现出指导、裁定的权力授予姿态。此后唐玄宗御注《孝经》并于开元、天宝间两度颁行天下，更是皇权释经的直接体现。 还可以透过经目变化审视汉唐与宋代决定经目的直接责任人及其操作方式的区别。汉、唐皇帝亲自召开会议或指定人选裁断经目，而宋代经目变化的关键是由王安石通过熙宁变法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完成的，这一改革直接源于“荆公新学”的学术理念，君权并未直接插手经学事务，而是作为全面赞同“荆公新学”化思想为现实的支持力量。传统的宋代“十三经”之说反映的宋代经学变化并不代表官方标准，实质上反映的是官方经目范围的谨慎收缩（从“九经”缩小到“六经”），而非大胆扩张。 汉唐讲经侍读（以及修纂）活动与宋代经筵蕴含的权力关系截然相反，如果仅就“教学”层面以帝王为主体加以描述，两汉讲经在于“授”（经权君授），宋代经筵在于“受”（不妨称为“君权经授”）。“经权君授”与“君权经授”体现了经学发展从萌芽、成形到成熟的不同历史阶段与政治之间不同的互动关系。经学由萌芽、形成到凝定，从百家并存到独尊儒术，再到经术大备、定于一尊，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必须依附皇权以逐渐获得权威性，是为“经权君授”。经筵制度及其背后蕴含的“君权经授”观念在仁宗朝形成之后，按照宋代的政治惯例，再加上宋代舆论对仁宗朝的普遍推崇，带有了“祖宗家法”的意味，为后来历任帝王承认，从而在宋代政治中发挥作用。 “帝学”视野中的经筵 对经筵概念及其制度源流的分析，既要明确其名称肇始、制度完备皆在北宋仁宗朝，又不能忽略宋人作为当事人在制度建构过程中从思想观念、制度设置上试图追述汉唐讲经侍读客观上存在的特殊历史情境的契合与个别制度性因素承袭的合理性及其适用度，还要避免不合理的概念界定在概念词源、划分标准、内容实质等方面的矛盾。目前看来，经筵概念两分法（尤其是“广义经筵”）难以在自身的概念框架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一种解决办法，即将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视为更大范畴意义上的帝王学术与教育活动，宋人谓之“帝学”，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是帝学的不同进程与组成部分。 宋代之前，“帝学”不但使用的频率极低，而且皆指国家的学校制度。以“帝学”指称“帝王学术与教育活动”，首见于北宋哲宗朝范祖禹《帝学》一书，对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做了总结性描述。《帝学》是宋人关于经筵的开山之作，可以视为经筵制度成熟、完备之后宋人对经筵所属的“帝王学术与教育活动”的历史源流所做的自觉梳理。此书在经筵讲读活动中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帝学”之名虽出现于宋代，但它的外延广阔，不带有制度化的内涵限制，故适用于涵盖汉、唐、宋的讲经侍读活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可以宋人已有的概念，将汉、唐、宋讲经侍读活动统称为“帝学”。引入“帝学”概念后，经筵可视为宋代帝学的核心部分。从汉、唐帝学到宋代帝学的根本变化，不仅在于客观上严密的制度设定，还在于主观上权力授受关系的不同。这两点变化集中体现在宋代帝学的核心经筵之中，宋代学术、政治中士大夫地位与作用的加强和提升也由此体现。引入“帝学”概念，可以在保持汉、唐、宋帝学传统前后相续的同时，彰显宋代经筵在这一传统中的变革意义。具体而言，既能照顾到南宋泛用“经筵”一词的合理性，又不会越过概念适用性的雷池；同时概念之名、实对应清晰有序，可以消除两分法广、狭义概念造成的概念语言浪费及扞格，并对相似的历史现象带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如宋代视学礼虽不属于经筵，但可以纳入宋代帝学范畴，从而与汉唐视学礼相续接。 另外，将太子教育作为储君讲经侍读列入帝学的外延，对某些特殊现象可以做更恰当的定位解释，如汉代“金华殿讲经”就可以作为衔接汉代储君讲经侍读与帝王讲经侍读活动的重要一环，既有类可从，又彰显了它的特殊性。这样处理还可以将宋代对太子的教育也纳入到宋代帝学范畴之中，与经筵达成呼应，以便更好地解释宋代太子教育与帝王经筵衔接造成的某些特殊历史现象，如南宋史浩在孝宗为太子时期即为太子师傅，孝宗即位后又两任经筵“宫观兼侍读”，可以视为宋代衔接储君讲经侍读与帝王经筵的典型环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题《经筵概念及其制度源流商兑——帝学视野中的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