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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史学的民族思维特性 问：您曾经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成一家之言”称作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大历史思维。“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一种将“天”与“人”联结并论的整体思维，那么这种天人关联的整体思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变化有何影响？ 天人关联的思维，又可以叫“究天人之际”的整体的思维，它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视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整体，并在这种前提下思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这种思维方式在《周易》当中有丰富的体现，从八卦卦爻形的阴阳乾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蓍之法，都反映出《周易》联系天人的思维特点。易学中的象数派以图式演绎出世界变化、历史变迁，即是表明了自然与社会的联系。天人联结的整体思维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对历史变化的思考，它首先使得人们把人类历史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与自然的变化息息相关。其次，它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因的讨论，究竟是天决定历史的变化，还是人事决定社会的变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派生出天人感应说、灾异说、重人事说等不同的历史观。我们就以司马迁、郑樵为例，具体来谈一谈。 司马迁写《史记》，将天人整体的系统思维充分运用到对历史变动的考察中。这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有关，与司马迁的天官学基础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受他的易学家学的直接影响。首先，《史记》的结构体现了天人整体的观念。由《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史记》写作的说明可以看出，他以天人关系的理路设计出史书的编纂体系，架构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基本结构。列传、本纪和世家从人和人事层面上，体现出历史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同时，《史记》设立书的体例，与本纪、世家、列传联结起来，体现天与人的关联，如《河渠书》表现的是人与地，即环境地域的联结；《天官书》则体现了三维空间的整体历史观。其次，《史记》以“究天人之际”作为重要旨趣。一方面，司马迁反对天人感应说，认为自然的天不能直接支配社会历史兴衰与人事荣辱。他在《伯夷列传》中对天命表示怀疑，在《天官书》中认为“星历之书，多杂禨祥，不经”，在《封禅书》中对秦始皇、汉武帝求仙长生荒唐行为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司马迁也认为自然的天对人类历史有影响。如《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就阐述了自然地理条件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史记》的很多篇目都体现了财富与大到国家兴衰、小到个人富贵尊卑所产生的影响。司马迁还从自然的运动中得到对于社会变化的理解，认为天象四时有盛衰变化，人类社会也有盛衰的运动。 郑樵的《通志》也非常重视天人整体思维。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通志》运用帝纪、年谱、略、世家、载记、列传等6种体例，对起于三皇、迄于隋末上下数千年中国历史作了叙述。《通志》的历史叙述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关注人类历史的同时，又重视于对自然历史的记载。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三章中肯定《通志》一书“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从《通志》的记载可知，郑樵对于自然的认识，至少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气的相合对磁石何以能吸针作出了解释；二是以具有很高科学性的《步天歌》作为《通志·天文略》的主要内容；三是《通志·七音略》的韵图带有数学坐标的观念；四是昆虫草木学上的“明其品汇”的思想。以《昆虫草木略》来说，郑樵在史书中著录大量动植物学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动植物，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即是认识、培育和利用动植物的过程。虽然郑樵是因“明经”的需要去研究昆虫草木，但将其载入史书，当然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体现了天人整体的思维特点。 问：历史的发展演变有其“势”，它昭示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人们看历史，不仅仅是看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更是要掌握历史发展之势，“知兴衰更替”，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当代意义。那么通变的历史思维是如何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之势的呢？ 中国古代史学家从易学的通变思维得到启示，形成了以“通古今之变”为代表的通变历史思维。这一思维既体现了历史运动过程的相互联系，又在联系中呈现出变化的阶段性和某种趋势，使得认识历史发展大势成为可能。我们民族在古代史学思想史上有富有特色的历史大势论，它作为一种内蕴辩证联系的历史通识，就是发端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维，至今对我们思考历史、观察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大势论首先涉及对历史变动的解喻，其中内蕴通变思维。先秦史官考察历史发展之势、“观国之吉凶”，往往具有历史通变的眼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遇《观》之《否》”，以《周易》义阐释历史发展的趋向：“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当时鲁国时势的变动也有一番精彩议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如今为庶。”依据矛盾对立变化的思想，对一个历史大时代的特征作出了概括。 其次，历史大势论强调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化。司马迁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正是通变历史思维下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历史盛衰观要求把历史盛衰变动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司马迁《史记》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从盛衰变动的全过程把握历史。如《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合在一起，《秦本纪》写秦朝兴起的历史，《秦始皇本纪》写秦一统天下，由盛转衰，写始皇之死，二世自杀，并记述项羽“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的过程，这样，就把秦兴起、发展、全盛、衰败、灭亡的全过程展示了出来，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之势，为我们认识历史、展望未来提供了启示。 问：说到通变的历史思维，自然会联想到郑樵提出的会通思想。您长期从事郑樵研究，成果丰硕，能否进一步谈谈郑樵会通思想的含义，以及它与通变思维的异同？ 会通思想无疑是郑樵史学思想的核心，《通志·总序》开宗明义：“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纵观郑樵的会通思想，与司马迁以来所提倡的通变思想确实不尽相同。 概括起来讲，郑樵的会通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视历史为联系的过程，体现的是一个“通”字。郑樵所说的联系，不但有古今联系，而且含地区间的联系。他主张写作历史，要“上通于尧舜，旁通于齐鲁”，“上通”与“旁通”结合在一起，才是“通”的全部含义。从联系的观点看历史，郑樵强调通史写作的重要性。认为断代写史会重复记述山川地形等外部不变条件，割断和重复叙述朝代之间的历史事件，无法彰显制度的因革损益特点。而通史写作，便可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郑樵强调历史的前后联系是正确的，而他不认同断代史也需要有“通识”的眼光，则是其认识的局限性。郑樵会通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则是强调文献汇聚，体现的是一个“会”字。他主张历史撰述应该要“同天下之文”，要“会天下之书而修”，“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这显然是从史料搜集与占有角度而言的。郑樵主张修史要充分地搜集和占有资料，认为只有充分地占有了天下的史文，才能够做到“会天下之理”，从而最终通过别识心裁形成自己的“一家言”。会通思想，既是郑樵的修史主张，也是其评史的标准。 至于古今之“变”的思想，郑樵所主张的历史的贯通与联系，就已经蕴含了这一思想，而且《通志·总序》中也提出了“极古今之变”的主张，只可惜《总序》没有对此思想再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述。 问：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追求创新的理想。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要成的不是当时的六家，而是“史家”之言，史之成家始于司马迁。您则进一步将“成一家之言”定义为一种求新的历史思维，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传统文化的创新思想是相当突出的，《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种创新思维通过对历史成果的继承、突破和超越，实现前人基础上的学术创新，形成“独断之学”，从而不断推进学术和文化的进步。《史记》以“成一家之言”为重要旨趣，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扬弃诸家学术，比如，剔除了阴阳家“使人惧而多畏”的天人牵强比附，吸收“序四时之大顺”的合理内容；墨家虽然规矩苛刻，“俭而难遵”，但他们提倡“强本节用”，不应该废止；法家“严而少恩”，却有益于维持君臣名分；名家不通大体、纠缠名谓，但辨证名实还是不可少的；儒家礼教繁琐不得要领，但对维持等级礼制却十分重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家有益的成分，陶铸成独具特色的新学术。司马迁还总结以前的史书，综合它们在编纂上各自的特有形式，结合大一统思想，创造出新的史书编纂体裁——纪传体。这是他“一家之言”的创新性在形式上的反映。 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不属于任何一家，既不是什么新道家，也不是儒家，也不是其他“家”。司马迁是“史家”，他的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言”。自司马迁始，史学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独具特色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融会各家以创新学术的思维路径在后代得到了发扬。比如袁宏，他就是在兼收儒玄的基础上发展学术的。他评几千年学术大势，论六经得失，对汉代的学术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谈分六家、班固明九流，这两种学术分类不可轻易定其高下：“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所辩。”（《后汉纪·章帝纪》）袁宏身上玄学家的色彩很浓重，但并没有因此排斥其他学派。他同司马谈一样，对六家是有一个总体的认识的，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儒道合流”，是学术史上一次有益的创新。 古代史家的创新，表现在创新思想上，诸如提倡独断之学，强调别识心裁，肯定学有宗旨，等等，即是学术创新的思想体现；表现在历史编纂当中，往往通过推陈出新，使得传统史书体裁得到不断完善，新的史书体裁不断涌现，由此推动传统史学的不断发展。 问：中国古代的历史思维非常丰富，除去以上提到的，您认为还有哪些具体的历史思维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诚如你们所言，中国古代的历史思维是相当丰富的，除去三大历史思维，还有意象的历史思维、以太极说为中心的社会和谐思维、二重性思维、致用思维、类例思维等等。这里以史学二重性思维为例，说说它对传统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史学二重性是中国古代众多历史思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也可以说，二重性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是解喻民族史学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切入点。史学的二重性发端于封建统治者的二重性要求。一方面，统治者要从历史中吸取真实的经验教训，要求历史记录的真实，追求实录直书的精神。另一方面，统治者又要求历史记录要论证其政权是合乎天意的，通过宣传皇权神授，从而在主观上又要求曲解历史。统治者对于历史记录的双重需要，由此构成了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统治者力图使史学具有这种二重性，把天人感应说与历史叙述结合起来，这样比起“空言著书”的说教更能有效地维护政权统治。二重性不是两个方面简单地组合，如实地记录史事，和按统治者的口味解说历史，以至曲解、虚构历史，两者是统一于史学之中的。古代史家追求实录、直笔的优良传统，秉承不虚美、不掩恶的良史要求，这是应当肯定的。研究史学、史家要具体分析，要突出其主流方面。 问：史学的直书与曲笔之二重属性看似站在对立面上，但在古代史家看来，为了维护道义，曲笔避讳也不失为一种“真”，因而两者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史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史学的两个方面的矛盾与统一，以及随着社会发展两者的运动变化，是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传统史学的两大目的和追求。史学二重性构成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上的重要特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说明：首先，史学的二重性思维影响了一系列的史学观点的形成和变化，如正统论、直笔论、《春秋》褒贬笔法以及各种史书编修的史法、史例等均有其反映。其次，史学的二重性指出了对史籍应有的态度。比如二十四史的记载，诚然把重点放在帝王将相上，但仅仅把它们说成“帝王家谱”也不恰当。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正史所记事实是基本可信的，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史家从史实出发解读历史盛衰与社会治理的观念，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最后，史学二重性往往又是作为史家评论前代史书的原则。比如班固评《史记》的两条标准：“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学批评有许多标准，但是史学二重性的原则是史学批评的核心。 问：除了二重性思维，传统史学还有什么值得向我们重点介绍的历史思维呢？ 我想有必要对类例思维说几句，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类例”的思维，传统学术发展与这种分类思维是联系在一起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类聚”、“群分”的思维，可以理解事物的特性，从而展开对事物的研究。这种分类思维与整体思维相结合，才能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把握事物，对于认识历史文化、历史大势具有重要价值。 分类思维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文献的分类从七部分类、四部分类，每一类下又细分子类。每一部文献最初是按照自然分卷，类目也不清晰，如《论语》分章，并没有严格的类目界定。但随着学术发展，分类思维发展，类与卷、章也逐渐有明晰的标准。纪传体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志、表，是整体与分类思维结合的产物。在历史学的理论著作中，也在分类思维的指导下确立了“题目”。比如刘知幾，他秉持“区分类聚”的思维编纂《史通》，提出“六家”、“二体”、“十流”的史学分类观点，为我们梳理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郑樵也强调类例对于治学的意义，认为“类例如持军”，须有“部伍之法”，才能理清本末，上有渊源、下有沿袭。这种学术归纳思维使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可能，对于史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