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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造:仪式过渡与社会语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其代表作《鹰灵与诗魂》中指出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经籍文学包括了四个层面:一是毕摩文学作品，二是经籍诗学论著，三是经籍化的民间文学作品，四是毕摩用彝文翻译或改写的汉文文学作品和汉族民间文学作品。那“仁宗的故事”应该就是第四层面的彝族毕摩经籍文学，是用彝文对或汉文口头文学或汉文书面文学进行有意识改写的故事。对于故事的书写，彝族有自己的书写传统。魏晋时期的彝族大毕摩、文艺理论家举奢哲就关于写故事说过:“在写故事时，/要把人写真，/要把事写明，/只要这两样，/两样加起来，/加来有七成，/七成是真的;/其余三成呢，/你就可以呀，/凭想来完成。”在毕摩改写汉文文学的过程中，主要人物仁宗、包丞相是来自于汉文文学的，而关于仁宗出生后的种种经历和磨难是毕摩想象的，这想象的部分加入了煮、烧仁宗－黄河放流仁宗－老夫妇养育仁宗－屠户家和穷人家嫌弃仁宗－利哈利自愿嫁仁宗－仁宗在神龙的帮助下举旗抗朝廷－仁宗用金扇治好母亲的眼病，这些都是为了把人写真、把事写明而加进的内容，仁宗被遗弃离开皇宫后经过磨难和努力又回到皇宫，顺理成章，这些应该是七成的真。此外更加神奇的幻想成分就是:出生后的仁宗被二妻“放进开水里，/煮他煮不死;/投进火堆里，/烧他烧不死;实在没办法，/找来一木箱，/把他装里面，/投进黄河里。”仁宗被黄河岸边老夫妇救起后“取来燕口水，/一天喂三次，/日复又一日，/渐渐养育大。/到了七岁时，/喊了声阿爹，/叫了声阿妈，/听到喊爹妈，/兴奋过了头，/双双离人世…………没法活下去，/出门去讨饭。”仁宗成为了讨饭人以后，遇到女孩利哈利，女孩觉得他“头顶生紫气，/不像寻常人。”女孩自愿嫁给这个讨饭人，引起了全家人包括父母和兄长的强烈反对，兄长拿刀给女孩让女孩自己了断，又拿绳子给小夫妻俩自己去吊死，“俩姑娘兄长，/就把小两口，/推进大海里。/就在这当儿，/来了对怪物，/那一对怪物，/变成一对龙，/接住小两口，/顷刻之间里，/海水已干枯。/那对大神龙，/变成队兵马，/那个讨饭人，/骑上金鞍马，/他的好妻子，/骑上银鞍马，/带上兵和马，/举旗抗朝廷，/直指皇城来。”仁宗知道真相后，“仁宗这小子，/走到娘亲前，/拿出金扇子，/金扇扇一扇，/眼睛全好了。/速即跪下地，/认娘问亲爹。”这些幻想的成分应该是写故事中的三成“凭想来完成”的。想象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意象:燕、龙和扇。燕，中原《诗经》中早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很多学者注玄鸟为燕，玄鸟与商的关系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猜想着。其实可见，燕与人们生活源远流长。彝族作为一个迁徙民族，在观察物候中不断地迁徙，燕本来也是一种寒往暑来的候鸟。故事中燕口水代替了乳汁营养仁宗长大，这是彝族毕摩的丰富想象，就像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是喝龙奶长大一样，英雄就应该是奇异的而且从出生开始，从婴儿时期的饮食开始。英雄经历种种磨难的过程中会收获爱情或得到神物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在仁宗的种种磨难中，也得到了女孩利哈利的爱情同时也得到了神龙的帮助，有了兵马来反抗朝廷攻打皇城。龙，《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能登天能潜渊，是祥瑞之物，是中国很多民族的图腾崇拜之物。在彝族传统文化中，也有数不胜数的龙图腾文化，如彝族民众口耳相传的在龙年龙月龙日生的英雄支格阿龙，还有以线条构拟的众多龙的图像出现在毕摩经卷当中。龙，在古代还与帝王结合在一起。扇，扇在古代也是宫廷常用之物，扇能扇走暑热带来清凉、驱邪避害，而且还是金扇，足见其高贵。同时，金是黄色的，在古代黄色又是皇家专用颜色。因此，这些物象的选择和想象虽然是彝族毕摩加进去的再创造，但是其实也多少暗合了中原文化的传统。 故事中仁宗从被弃到回归皇宫的经历，按照法国学者阿·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来解释，经过了分隔、边缘和聚合三个阶段。分隔阶段，体现在婴儿刚出生的仁宗被三妻人为地与自己亲身父母分隔;边缘阶段，被弃的仁宗过着边缘化的生活，仁宗被老夫妇收养、老夫妇死后开始流浪、被卖猪肉的赶走、被穷人赶走、被女孩利哈利的兄长推向大海，在这个过程中让仁宗逐渐完成了他的生理成熟期，会说话、会谋生（尽管是流浪儿），同时也开启了他的社会成熟期，与女孩利哈利成为夫妻、举旗抗朝廷;聚合阶段，仁宗带着兵马打进皇城，其实是回到了他的起点，然后与母亲相认，与父母团聚在一起。在这三个阶段中，边缘阶段是写得最丰富的部分，因为“某些边缘礼仪漫长而繁复，可进一步划分，以致形成独立阶段。”这三个阶段，并让以往世俗的平凡的仁宗开始变得神圣，并成为了皇帝。 故事中仁宗的经历与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在《金枝》中繁复讨论的古代的“弑老”原型有巧妙的相似之处。“他们相信王的生命或精神是与整个国家的兴旺相一致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消灾的唯一方法是在王还健壮的时候就将他杀死，使他从先辈继承的、还是精力充沛未被老病减弱的神灵再由他传给他的继承者。”在这个故事中，仁宗作为流浪儿，被无儿无女的屠户一家埋怨:“‘自从你来后，/生意就不好，/没法养活你。’把他赶出门。”随后，仁宗遇到一户讨饭过日子的穷苦人家，“讨了一整天，/半碗没讨得，/都怨那孩子，/把他赶走了。”仁宗又到了一个官宦人家，这家人只有女孩利哈利誓死要嫁给他，而女孩兄长“遂拿一把刀，/递给妹妹说:‘自己了断吧，/祖宗的名声，/让你给败坏，/你不是我妹。’/又拿对绳子，/交给夫妻俩，/让他们吊死。/他们夫妻俩，/彼此离不开，/不愿去吊死，/俩姑娘兄长，/就把小两口，/推进大海里。”这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有技能的、无技能的、有官职的对一个流浪儿毫无怜悯之心、帮助之意，毫无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的整个社会不再兴旺了，那么说明与这个社会紧密相连的统治者的生命或精神也已经不再富有生机和活力了，这或许就是让逐渐成长起来的仁宗揭竿而起抗朝廷的动因，也开始了弑老的进程，欲取而代之，虽然在很多“弑老”中是年轻的陌生人杀而代之，而在这个“仁宗的故事”里是年轻的仁宗取代自己的父亲(文中所说的“康宗帝”)，虽然也并未杀死先王(自己的父亲)。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皇帝被神化为天子，被神化为与日月星辰相关，但不管所谓的各种征兆异象怎样，皇帝也终将一死。在这个故事中讲述的不是像《三侠五义》中生长在八王府温室中，转而变成了历经磨难看透社会种种弊端而成熟起来的社会人的仁宗，完成了彝族毕摩对英雄皇帝崛起和回归的想象性建构，再造出了一个经历过世俗炼狱并最终走向神圣的皇帝形象。 彝族毕摩经籍中的“仁宗的故事”在流传中以及被毕摩重新建构在自己的经卷中的过程中，除了受汉文文本(无论是口传文本或说书文本还是文字文本)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彝族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而在文体、主题、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改写和重构，形成了具有彝族社会伦理和艺术审美的故事叙事。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故事虽是彝族毕摩撰写，但是并没有加入很多毕摩关于鬼怪信仰的渲染。结合彝族毕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得出，毕摩从政教合一中逐渐分离出来，明清以后的彝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毕摩无政可佐，流入民间，主要从事宗教祭礼、医疗、传统礼仪、著书立说，翻译汉文经典，传授传播彝文彝经或根据职能的需要规范经典等工作，但不脱离生产劳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彝区毕摩社会地位和文化功能的转变，毕摩撰写的毕摩经卷已经不纯粹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了，而更多地融合了社会文化传播和记录的功能了。“一位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或不自觉地顺从于一种文类，或刻意选择一种文类，皆显示这是在社会本相下的一种屈服或攀附。屈服或攀附的目的在于，在社会既定的价值观下，创造一可被接受的或被赞许的文本。”总的来说，该故事虽然在毕摩经卷中被发现、整理、翻译，但是整个故事还是比较完整的，具有文学性的想象和表达，应该列在彝族毕摩经籍文学行列之中。同时，它也是多民族文学互相借鉴沟通交流的结果，体现出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步调。从《三侠五义》中的“狸猫换太子”到彝族的“仁宗的故事”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故事类型产生的变异，首先是故事情节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道具、习俗等的变异，同时也包括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详略程度乃至民族特色、艺术风格等的变异。就通常的情况而言，流布的时间跨度、地域跨度、民族跨度越大，故事类型所产生的变异越显著。”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学就是一个流传、影响和变异的过程和结果。 （文中注释已略去，原文刊于《民族学刊》2019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