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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报刊的汉译“故事” 从《豆棚闲话》可知，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概念，至迟在明末已经在杭州一带成型，可是，与故事同义或近义的概念语词还有很多，如说话、轶事、异闻、奇谈、趣谈、传奇、古话、闲话、瞎话等，为什么这些语词没有成为通行的文类概念，只有故事一枝独秀，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 故事成为通行文类概念，与外来宗教的传教策略有关。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在传教策略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大量借助变文、说唱等通俗文学进行宗教宣传。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一样要向潜在的信众讲述一些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宗教事迹。这些与神及其信徒相关的神异事迹，他们称为“故事”。 1875年，美国长老会牧师范约翰（T.M.W.Farnham）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儿童画报《小孩月报》，成为近代史上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该刊文字浅近易读，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可谓老少咸宜，大别于晚清各文言报刊。其刊名刻意不用“儿童”而用“小孩”，已经明确地昭示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民间风格。在选择Story的汉译词汇时，《小孩月报》选中了口头传统中的故事一词。他们将歌曲I Love To Tell TheStory译成《主的故事》：“我爱说主的故事，论人眼见之外，论我荣耀的牧师，论耶稣大慈爱，我狠爱说那故事，因我知道是真，凡言莫如此故事，能满足我的心。” 《小孩月报》创造了一种与“记”“传”“说”“论”“近闻”“笔记”“寓言”“问答”平行的“故事”文类，专门讲述基督信徒信教得福的神异事迹，如《祈祷有验故事》《美国小孩得救的故事》等，都放在头条位置刊发。《申报》将之誉为“启蒙第一报”：“沪上有西国范牧师创设《小孩月报》，记古今奇闻轶事，皆以劝善为本，而其文理甚浅，凡稍识之无者皆能入于目而会于心，且其中有字义所不能达之处，则更绘精细各图以明之，尤为小孩所喜悦，诚启蒙之第一报也。” 一旦确立了Story与故事之间的对译关系，天教系统在华影响最大的报纸《益闻录》《圣心报》等，也大量使用“某某故事”“某某的故事”作为神奇叙事的文章标题。如《圣心报》的《故事》，单讲一个中国的满洲小王，因为与汤若望交好，将汤若望赠送的宗教礼物贴身佩带在身上，结果在征战之时，小王连中三箭，直透内衣，但是身体却未伤分毫，自此笃信耶稣。范约翰创办的另一份影响巨大的《图画新报》，其中一个专栏名称就叫“祷告故事”。 晚清报刊无论是教会背景的，还是非教会背景，即使由中国文人编辑的白话报刊如《杭州白话报》《敝帚千金》等，这一时期大凡以“某某故事”为题的文章，多是中译的外国故事，而且热衷于相互转载，反复强化了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的公众印象。如《外国故事演义》系列、《讲波兰灭亡故事》系列、《三大陶工故事》系列（《绍兴白话报》，1900—1903）、《波兰的故事》系列（《杭州白话报》，1901）、《埃及故事》（《春江花月报》，1901）、《外国故事》系列（《童子世界》，1903）、《毕士马克故事》《爱国女子若安达克的故事》（《敝帚千金》，1903—1906）、《外国故事》系列（《童子世界》，1903）、《西事拾异：无穷故事》（《月月小说》，1907）等。就连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也已经意识到通俗的儿童教育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在其栏目中加设中西故事图说，如《母仪故事图说》《师范故事图说》等。 吴趼人1906年创办的《月月小说》，英文刊名叫The All-Story Monthly，可见在这一时期“故事=Story=小说”，故事和小说的位置，正在发生微妙的转换。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留日学生编发的《大陆报》，1902年至1903年连发了一系列“小说：故事”体的文章，如：《小说：一千一夜：渔翁故事》《小说：一千一夜：希腊王及医生杜笨故事》《小说：一千一夜：商人遇魔故事》等。孙毓修更是将童话、故事称作“儿童小说”：“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 四、“童话研究”的提倡 《小孩月报》等教会杂志的盛行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争夺儿童，开启民智，成为晚清知识界的热门话题。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江南书局第一套儿童寓言故事书《中西异闻益智录》的出版，拉开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1901年至1903年相继创刊的《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都非常注重白话故事对儿童的启蒙意义。晚清对于故事文类的倡导，起于传教士，盛于报章杂志，有识之士多是从教育一途着手，看重其与儿童教育的关系，认为儿童教育“最宜注意者，宜采用童话，不宜多用文言，俾儿童易于领悟。非然者，则诲者谆谆，听者藐藐”。 孙毓修1907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8年始主持编写《童话》丛书。他参照《泰西五十轶事》等西欧童话，编写《无猫国》《大拇指》等一百余种儿童读物，被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周作人认为“童话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是从日本来的”。他受到孙毓修童话书的激发，写了《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提倡“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因文章对孙毓修有所批评，周作人担心商务印书馆不愿刊发，于是投给中华书局办的《中华教育界》，但还是被退稿了，可见当时人们还不能接受“童话有研究价值”的观念。后来因教育部编纂处要办一个杂志，周作人就把稿子投向这份寂寂无闻的新报刊。 周作人童话观与孙毓修童话观差得比较远，孙毓修的童话指的是单纯的儿童文学，而周作人的童话指的是狭义的民间故事，认为其读者（听众）也包括成年人。周作人将广义的故事分为三种，神话、世说、童话：“神话者元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这种划分，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传说，以及狭义故事。 周作人认为童话反映了原始人的思维和习俗，是上古文化的遗留物，而儿童又与早期人类有心理上的相通之处：“童话作于洪古，及今读者，已昧其指归，而野人独得欣赏。……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周作人以《蛇郎》和《老虎外婆》《老虎怕漏》等故事为例，就其中的神异母题与欧美、日本的同类故事进行比较，指出：“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 周作人将童话分为两类，由传说转化而来的“纯正童话”（由原始思想转变而来的、解释历史文化遗留的），以及纯娱乐的“游戏童话”（含动植物故事、笑话、复叠故事）。他认为随时代和风俗变迁，今人以为诡异的故事母题，只有使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理解其真谛，“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于用以表见元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周作人将民间童话称作天然童话、民族童话，与之相对，他将作家创作的童话称为人为童话、艺术童话，并且认为安徒生的童话写得最好。至于其功能，他认为虽然童话成人也爱看，但主要还是用于儿童教育。 《 童话研究》纯粹基于人类学派的故事观虽然有些偏颇，但仍可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故事学论文，万建中认为正是这篇论文“正式拉开了我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帷幕”。可惜的是，论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周作人意兴阑珊，“于是趁此收摊，沉默了有六七年”。但是，这些观点却触动了另外一位编辑家、民间文艺学家赵景深的注意。1922年，两人相约在《晨报附刊》连载《童话的讨论》。赵景深开篇就说：“就童话二字说来，许多人以为就是神仙故事，不过译的不甚恰当。”这段话正说明童话、故事作为一种报刊文类，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与译介文化紧密相关的。周作人则在回信中进一步解释说，“童话”一词，源自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的发明，“童话的训读是warabe no monogatari（日语：儿童物语），意云儿童的故事；但这只是语源上的原义，现在我们用在学术上却是变了原义，近于‘民间故事’——原始的小说的意思。童话的学术名，现在通用德文的Marchen这一个字，原意虽然近于英文的Wonder-tale（奇怪故事），但广义的童话并不限于奇怪”。 周作人心目中的“童话学”，方法论上用的是欧洲的人类学、民俗学方法，而研究对象却是由日本人限定的童话，目的是做中国故事研究。也就是说，周作人试图用欧洲的螺丝，配日本的螺帽，用于中国 物事。这显然是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学问，它只是周作人的个人倡导，或者说个人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