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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和史学传统相比，世界历史在我国还算一个年轻的学科。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编译《四洲志》、《海国图志》，揭开了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序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深受欧美的影响，对以西欧为中心编纂世界史的方法习以为常，大学历史系也通行讲授西洋史、断代史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别史、专门史，很少以整体的眼光和方法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由于世界历史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大、研究领域广，如何处理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局部研究的关系，避免出现碎片化倾向，是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长期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整体性：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唯物史观昭示人们：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正是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3]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来，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甚至各个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越来越频繁和紧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世界成为一个日益开放、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世界历史不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分散发展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在各种历史和现实关系中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社会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4]马克思把社会的要素比喻为“器官”，以说明要素对总体的从属性，因为机体固然是由器官构成的，但器官离开机体，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应有的功能。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写道：“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5]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世界整体发展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作为部分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历史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世界史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正确处理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必须坚持整体研究原则，在世界历史各种因素的普遍联系和变化过程中，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具体说来，在时间序列上，要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在空间范围上，要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的历史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着重研究“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不能孤立地研究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要唯物辩证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而不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困境。恩格斯告诫人们：“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如果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这些基本原理，把世界历史理论应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任何人，就会变成像恩格斯讥讽的“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的庸俗史学了。[6]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周谷城就坚持整体性原则研究和讲授世界历史，认为：“治历史而不能把握历史之完整性，或完整的统一性，则部分的史实之真相，最不易明白”；要注重民族间的斗争所引起的“世界各地之相互关系”，主张“注重各民族间的历史接触”为“注重全局”的观点和方法。[7]他在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突破了国别史之和即世界史的框框和“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力求从整体与部分的对立统一中探讨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明确提出：“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8]后来他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强调：“我以为编写《世界通史》时，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写起，而是须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我所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册，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使读者对世界古史有一个全局的了解，便一连举了六个古文化区：曰尼罗河流域文化区，曰西亚文化区，曰爱琴文化区，曰中国文化区，曰印度文化区，曰中美文化区。”[9]齐世荣评论说：周谷城强调“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主张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重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反对把欧洲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些观点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迅速拓展和深化，整体性研究得到强化。在吴于廑看来，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11]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正是按照上述观点、思路编纂的，是对纵横联系的“整体世界史”的探索成果。进入21世纪，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变成“热门”话题，引起世界史学界对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整体与个案之间关系的重视和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有坚持整体性方法和原则，才能构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