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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和史学传统相比，世界历史在我国还算一个年轻的学科。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编译《四洲志》、《海国图志》，揭开了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序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深受欧美的影响，对以西欧为中心编纂世界史的方法习以为常，大学历史系也通行讲授西洋史、断代史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别史、专门史，很少以整体的眼光和方法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由于世界历史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大、研究领域广，如何处理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局部研究的关系，避免出现碎片化倾向，是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长期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整体性：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唯物史观昭示人们：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正是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3]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来，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甚至各个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越来越频繁和紧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世界成为一个日益开放、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世界历史不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分散发展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在各种历史和现实关系中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社会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4]马克思把社会的要素比喻为“器官”，以说明要素对总体的从属性，因为机体固然是由器官构成的，但器官离开机体，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应有的功能。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写道：“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5]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世界整体发展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作为部分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历史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世界史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正确处理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必须坚持整体研究原则，在世界历史各种因素的普遍联系和变化过程中，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具体说来，在时间序列上，要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在空间范围上，要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的历史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着重研究“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不能孤立地研究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要唯物辩证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而不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困境。恩格斯告诫人们：“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如果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这些基本原理，把世界历史理论应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任何人，就会变成像恩格斯讥讽的“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的庸俗史学了。[6]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周谷城就坚持整体性原则研究和讲授世界历史，认为：“治历史而不能把握历史之完整性，或完整的统一性，则部分的史实之真相，最不易明白”；要注重民族间的斗争所引起的“世界各地之相互关系”，主张“注重各民族间的历史接触”为“注重全局”的观点和方法。[7]他在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突破了国别史之和即世界史的框框和“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力求从整体与部分的对立统一中探讨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明确提出：“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8]后来他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强调：“我以为编写《世界通史》时，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写起，而是须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我所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册，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使读者对世界古史有一个全局的了解，便一连举了六个古文化区：曰尼罗河流域文化区，曰西亚文化区，曰爱琴文化区，曰中国文化区，曰印度文化区，曰中美文化区。”[9]齐世荣评论说：周谷城强调“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主张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重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反对把欧洲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些观点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迅速拓展和深化，整体性研究得到强化。在吴于廑看来，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11]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正是按照上述观点、思路编纂的，是对纵横联系的“整体世界史”的探索成果。进入21世纪，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变成“热门”话题，引起世界史学界对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整体与个案之间关系的重视和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有坚持整体性方法和原则，才能构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 二、碎片化在世界史中的主要表现和危害 与整体性研究相对立的碎片化倾向，在中外世界史学界早已有之，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凸显出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批评第三代年鉴学派背弃先辈注重整体史的传统，将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转折抛在一边，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从而使历史研究趋向“碎片化”，并预言年鉴学派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瓦解。多斯的批评切中了年鉴学派的要害，很快得到验证。《年鉴》杂志出版的1989年11-12月专号，宣称根本性的转折已经到来，应当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该刊社论说：“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加速扩张，有待探索的领域层出不穷，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危险，即产生新的相互隔绝。这不再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隔绝，而是以新专业化的方式在历史学科内部造成的相互隔绝。”[12]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世界史也存在“碎片化”等问题，过分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和表象，缺乏对历史的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国内外这种碎片化倾向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某些细节从而肢解历史。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世界历史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然而，受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战后西方许多历史学者放弃了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退缩到日常的社会、文化领域，把精神病人、儿童、肉体、梦、气候、微生物等纳入研究课题，热衷于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再探求各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和历史的整体性，从而使“我们面临的史学是破碎的和包罗万象的，并受到不可抗拒的好奇心的驱使”。[13]由于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与其它事物的相互联系，上述研究对象就如天马行空，自行其是，成了超时态的事物，即便看到长时段中的变化，也与研究对象存在的基础没有多大关系。多斯认为：“这种历史论说缺乏总体理性化的意愿，而仅限于微观研究”，“堕入了唯心主义”；“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14]列宁告诫人们：“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5]那种细微琐碎地探究历史问题，缺乏整体关联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然阻碍人们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把握。 静止地研究历史的某些片段从而割断历史。世界历史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和变革的历史过程。但某些学者不顾这种历史的联系，截取某一短暂的时段单独研究历史问题，肆意抬高某一时段的历史而贬低其他时代的历史，主观臆造历史的断裂和对抗。恩格斯以中世纪研究为例，批判了这种忽视历史事实和割断历史脉络的做法，指出：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而中世纪的巨大进步，如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16]由于割断历史使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否定，历史研究不仅不再有鉴古知今的积极作用，而且会产生干扰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苏联许多学者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而否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为敌对势力搞垮苏共、瓦解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界历史研究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限制视野，忽视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和主要线索，必须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把握。 肤浅地研究历史的某些现象从而歪曲历史。世界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庞杂史料的堆砌和各类现象的罗列上，而必须靠理论的指导性和穿透力，深入到史料和现象的背后，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揭示世界整体的历史。但是，某些历史学者专注于婚姻、家庭、妇女、儿童、老人、身体、感觉、记忆、服饰、象征、仪式等问题，不仅研究对象琐碎，研究视野狭窄，而且一味地进行无思想的现象描述，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迷失了史学研究的目标和宗旨。法国的“新史学”像个在社会边缘寻觅往日幽灵和死者言论的游荡者，其最终目标不再是把握事实的中心，而是探索其周边，将心态、社会心理、情感等纳入“系列史”范畴，由此产生的史学论著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反映出两方面的无能为力：“一是历史学家丧失了总体观念；二是历史中的人类被其无法掌控的系列分化瓦解。人类对现实不再有任何效力和作用”。[17]美国学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撰写的《世界：一部历史》，试图把世界上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类人群、各种文明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这本全球通史类的书，虽然文笔生动，素材丰富，但是一本典型的不要理论体系的书。 作者在导读中写道：大多数历史学家，“我也忝在此列——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尽管我本人以为这样的历史果真无用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情”。[18]由此，历史的现实意义就被否定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联系就被消解了。读完这本洋洋洒洒100多万字的巨著以后，读者脑子里只有一个由大量史料碎片拼接起来的“马赛克”，而不知道世界历史为何物。 世界史研究之所以出现上述碎片化问题，原因不在于是否需要微观的、局部的、个案的历史研究，而在于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不能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不能以客观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世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9]如果任由碎片化倾向及其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滋长蔓延，不仅会危及世界史学科的性质和地位，而且会削弱世界史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作用。正如高翔同志所说：“真正成功的史学体系，不可能建筑在东拼西凑的资料碎片上，不可能满足于对历史细节的苛求，更不可能止步于对时代问题浮光掠影的考察。严肃的历史研究，必须从大处着眼，从本质着手，在经世中提升。”[20] 三、以大历史观统领新时代世界史体系建设 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21]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22]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普遍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为我们推动新时代世界史的繁荣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指明了奋斗目标、科学方法和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决定着人类认识历史的程度和水平及其创造历史的能力和效果。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学，虽然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和收集、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分析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受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历史观的束缚，都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内在奥秘和发展规律，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23]为历史学真正发展为历史科学奠定了牢不可破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树立大视野的历史思维，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发挥鉴古知今、学史明智的重大作用。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24]他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25]关于历史的作用，他认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26]这些重要论述所阐明的“大历史观”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新的时代内容和民族形式，给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和方法途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第二，注重整体和综合的研究方法。把握世界历史，既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又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广袤性。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大历史观”，都强调坚持整体性的历史思维和世界眼光，在纵贯古今、横接中外的长时段和大视野中，研究考察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说：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27]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我们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8]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历史，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而是人类以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和完整过程。因此，世界史研究更需要宽广的视角，在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史料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因为历史的真理只有在各种因素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和运动中才能达到。 第三，推动世界历史相关学科融合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日益专业化，世界史学科内部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出现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态史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等分支学科，并且与其他学科渗透，出现了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交叉学科。这种分化趋势，一方面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使世界史研究日益细微化和多样化；但另一方面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过程，给世界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造成威胁，从而使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学科融合的任务。伯纳德?贝林1981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历史学家未来若干年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和丰富对过去生活的专门探究，而是如何将以前难以想象的具有复杂情节和分析因素的历史再度综合起来，以及如何将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料（定量和定性的、统计和文字的、可视和口述的）融汇进可读性强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中。[29]当今中国，世界史已发展为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的一级学科。推动世界史学科建设，不仅要加强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与整体史等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和融合，而且要打破世界史与中国史、考古等历史学科，以及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联合各方力量构建世界史学术共同体，开拓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广泛深刻的大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推进，给世界历史发展和世界史体系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30]具体到世界史，学科体系是基础和依托，学术体系是灵魂和核心，话语体系是原料和载体，三者相互依存、融合贯通，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只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构建起全面系统、科学完备的世界史体系，谱写无愧于当今时代和人民大众的历史新篇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5-236页。 [5]《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7]周谷城：《世界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235页。 [8]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第1页。 [9]周谷城：《着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中外历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8-479页。 [10]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7页。 [1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总序”，第31页。 [12]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再版序言”，第ⅩⅤⅢ页。 [13]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168页。 [14]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175、235页。 [15]《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17]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36、174-175页。 [18]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叶建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导读”，第38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20]户华为：《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光明日报》2019年6月17日，第14版。 [21]《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社北京2019年1月3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03/c_1210029534.htm. [22]《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第1版。 [2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25]《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光明日报》2017年9月30日，第1版。 [26]《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 [2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2页。 [2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29]Bernard Baily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7, no.1,1982, pp.23-24. [30]《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社北京2019年1月3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03/c_1210029534.htm.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第11-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