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界，杨宽除了有广受好评的《战国史》《西周史》《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古史新探》等重要著作外，还有几本小书，如《中国历代尺度考》（以下简称《尺度考》）。《尺度考》从1936年初版到2001年失去出版价值，前后65年。《尺度考》的出版史颇能反映出某些共有学术现象，而相关材料亦可作为珍贵的出版史料。 1932年，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还未毕业已被聘为上海市博物馆研究干事。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当时的博物馆领导希望他能写一部著作，作为“上海市博物馆丛书”的一种。杨宽写成《尺度考》一书，由馆长胡肇椿亲自送往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这么快写成，是因为这部书的起草早在杨宽读高中时。他非常关注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也很崇敬他。他相当赞赏王国维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对此创见更是赞不绝口，奉为“金科玉律”。杨宽曾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如是说道：“自王国维创二重证据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之以为金科玉律，诚哉金科玉律也！”“近人治古史者，无不以此为金科玉律，诚哉金科玉律也！盖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此二重证据之方法，至王氏始成立。”在高中时，听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提出的研究生论文题目中，有历代度量衡的研究，并且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也有讨论历代尺度的文章，因此，杨宽就开始注意这个题目的文献搜集和考订，想把实物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对历代尺度作详细考订。在研究的过程中，杨宽发现王国维考证宋代尺度存在问题，于是感到有写成专著的必要。这部稿子交到商务印书馆后不久，因为抗战爆发，上海市博物馆停办。因此，书稿直到1938年6月才出版，改为《史地小丛书》的一种。 1955年5月，《尺度考》再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后附有《重版后记》。1957年6月二印。大概在1959年，这部书稿拟由商务印书馆转交中华书局，中华书局请曾次亮审稿。曾次亮（1896—1967），河南周口人，著名历算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学堂。1950年在政务院出版总署任职，继任文化部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审，审定二十四史天文、律历部分。著有《史时另尺》《四千年气朔交食连算法》等。曾次亮出具审稿意见一份，内容如下： 《中国历代尺度考》阅读意见 本书作于二十五年前，基本上是资料结集的性质，1955年重印，未加改订补充，只另外补上《重版后记》一篇，前者为文言，后者为语体；文体上未能统一。 我对历代尺度缺乏研究，对本书的几个论点，未敢遽定当否，惟与《中国度量衡史》一书比较，似觉本书观点较旧，特别对于周汉尺度，多强调其“相沿不变”；并且显然有过信刘歆“认为其所制斛的尺度是遵古不变的”之处。 54页谓“汉代各朝无二十五年者”是错误的。光武帝建武年号有卅一年。据我看，此一所谓“秦戈”有很大可能是东汉时期，书中的其他问题也很有几项，从略。 书中的误字和标点上的错误非常多；已就所看出的分别批在书旁。 本书如已无纸型，似可不必重排出版。 曾次亮 7.14 由上可知，曾次亮认为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相比，此书观点陈旧，某些论断有错误，书中的误字和标点上的错误也非常多。因此，建议《尺度考》“如已无纸型，似可不必重排出版”。可能有纸型，也可能其他原因，中华书局计划出版。1959年11月2日，中华书局致信杨宽，询问内容是否有改动，是否需另写《重版说明》。 杨宽： 你著《中国历代尺度考》，按照出版分工，已由商务移转我局出版，想邀同意。出版时，该书内容有无改动？是否需要另写重版说明，敬希拨冗见示。 顺致 敬礼！ 中华编辑部 此事后续是否有书信来往，未可知。我们只知，《尺度考》未有中华书局版，可见，此次出版终未成。 1984年，杨宽赴美国讲学后定居迈阿密。2000年左右，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推出《杨宽论著系列》，借此次机会，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重印10种，分别是：《中国上古史导论》《战国史》（增定本）、《西周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墨经哲学》《中国历代尺度考》和《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回信不计划出版《中国历代尺度考》，2001年6月8日致杨宽信言： 先生之《中国历代尺度考》作为我国第一部古代尺度通史专著，影响深远，但是迄今半个多世纪，资料条件和研究状况毕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郭正忠先生《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出版，对于汉魏至宋元——中国古代度量衡最为辉煌、也是器制变迁最为频繁和剧烈的阶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全书长达460页，并附有大量图表，成为目前很多学者的案头工具书。而《墨经哲学》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实际在《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卷八关于学术思想的论述中已有较充分的表露。 杨宽同意不收入《尺度考》，因为此书“已无用”。在2001年6月28日复信： 大函建议《系列选》中，不收入《中国历代尺度考》和《墨经哲学》。我同意取消《尺度考》，因为近年来考古出土古尺较多，学者已据此作了进一步详细考证，我的旧作已无用。 至此，《尺度考》的出版命运告一段落。学术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后来人总有机会超越前辈学者，可能部分学术著作终会退出学术的舞台。但学人的著作犹如他自己的孩子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已融入学人的生命中，无可替代。 上文提及，杨宽对王国维的崇敬无以复加，因此，《尺度考》一书中多处引用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将其作为定论，还有大量的引文，同时，他也改订王国维考证之失。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言： 袁英光、刘寅生案：先生广泛搜集自汉至清代古尺17种，详加考证，证知历代统治者剥削人民而把尺度增长的事实。《观堂集林》所载上述各跋文，考证精详，但亦有搞错的地方，杨宽在其所著《中国历代尺度考》中，论宋代尺度说：“宋代沿袭唐制，因为宋代政府所颁布的标准尺，主要还是为征收布帛之用，所以称布帛尺。因为宋初贡赋由三司征收，因而，这尺也称三司布帛尺。”又说：“王国维在考证宋代尺度时，一方面误信了程大昌《演繁露》的推断，一方面又误信了三司布帛尺摹本，因而得出了下列错误的结论：（一）钜鹿出土的宋尺为淮尺；（二）宋三司布帛尺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强；（三）合布帛尺八寸九厘有奇的浙尺，略同于唐秬尺（即唐小尺），淮尺略同于唐大尺，淮尺、浙尺即出于唐的大尺、小尺；（四）三司布帛尺的所以大于唐秬尺，由于‘代有增益’。”杨宽认为钜鹿出土的宋尺既出于大观二年所淹没的钜鹿故城，必是当时一般通行之尺。宋代的布帛尺就是沿袭唐大尺，并不是宋淮尺沿袭唐大尺。此正先生之失。（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346页） 至于上文曾次亮言，杨宽的《尺度考》不及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自属一家之言，现录郭正忠先生语如下： 继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之后出版的古代尺度史研究专著，是杨宽的《中国历代尺度考》。该书收集、检测了14种汉尺；又用敦煌出土的标准规格印文汉缣进行较量，重新确定了汉尺的长度为0.23公尺。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又推定了魏晋尺度。此外，该书还收集了七种唐尺、三种宋尺实物及有关文献资料，考校了唐代大小尺、宋尺及明清尺的长度，批评了王国维关于唐宋尺的某些论断——比如他以为钜鹿出土的宋尺，并非王国维所说为淮尺，而只是三司布帛尺。 杨宽的研究和结论，虽然也存在着很多欠缺——比如他关于浙尺、淮尺及钜鹿尺为三司布帛尺等论断，并不妥当，但他在尺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远在吴承洛及其《中国度量衡史》之上（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230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