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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小说月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一个著作家》的白话小说，署名“庐隐”。时值“五四”，初生的新文学正在发育滋长中，而“庐隐”二字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并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提起、称道，最终和冰心、林徽因们一起列入了新女性作家的名录。 这个笔名的使用者是一位原名黄淑仪的女性，也是一个践行“婚恋自由”的“五四女性”，以及一个嗜读鸳蝴小说的文艺青年，这两重身份促使她用文言写下了一篇名为《隐娘小传》的文字。这篇文字记录了主人公黄英无果而终的初恋，但它并未流传于世，唯有题目中那个“隐”似乎暗示着作家笔名诞生的渊源。“庐隐”之“隐”与“隐娘”之“隐”或有相关，意味着一个初涉文字的女性“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 但“隐娘”二字，总不免令人想起聂隐娘，这位唐传奇里的侠女子一柄长剑傍身，豪气干云，令千载后的诗人也有“十载江湖求女侠，隐娘红线已无多”的慨叹。而“五四”时代的黄淑仪也崇拜着英雄，常梦想着挥舞一柄“雌雄剑”，立于喜马拉雅之巅傲视人寰。在人才辈出的女师大，她也确属风云人物——登台演讲，奔走串联——这位自号“亚洲侠少”正在这个“侠”上接通了聂隐娘的气势和风神。当然，侠骨亦有柔情，卷入时代风云的黄英也免不了田园之思：“几时黄了芭蕉？枯了阶前芳草？闲步到东篱，且喜阿菊含笑，奇骨傲秋霜，娇靥压樱桃，低问何心情？悄然意转高！”这东篱的菊花也曾属于“结庐在人境”的隐者，所以“庐隐”也未尝不带着一点超逸人生的意趣。 如今，“庐隐”这一笔名的来历早已无从查考。但对这个名字的种种言说和猜测却叠印出那位女作家更为丰富立体的形象。她出身于仕宦家庭，但却成了反抗世俗礼法的新女性；苦难的童年铺陈了她内心晦暗的底色，使她成了“悲哀的叹美者”；但青春对她却是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焰，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里，她的恋爱、结婚和生育都如革命一般激烈和庄重。 同样，那个时代里她也不可能不与革命和革命者发生交集，她好友的爱人高君宇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他的形象留在她的小说里；而她的恩师李大钊更是知名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他在1927年遇害，她是去刑场收敛尸首的人之一。但这些仍然不是庐隐生命的全部，在上海时期的好友邵洵美似乎记录了她更具烟火气的一面——爱喝酒，爱打麻雀，爱写文章，爱爱人眼睛里的光芒。试问，这如此之多的“庐山真面目”，隐去的是哪些？显现的又是哪些呢？ 黄英是在1934年离开人世的，死因是难产，但“庐隐女士”这个名字又在京沪的报纸上盘桓了好些时候，人们惊讶着她的死讯，也慨叹着她短暂的生平，直到在一阵喧嚷之后归于沉寂。但沉寂的也只是一个名字而已，热闹的新文坛却已经开始了它自身的新陈代谢。 同样是在1934年，庐隐这个名字猝然隐没，但另一个被称为“悄吟”的名字却开始渐为人知，尽管这渐为人知的过程里同样包含着苦难和伤痛。“悄吟”的笔名属于哈尔滨呼兰区一个本名张廼莹的青年女性，这个笔名最早出现学校的黑板报上，后来也曾尾随着一首小诗来到了《国际协报》副刊副编辑裴馨园的手中，直到有一天它作为一封求救信的落款再次抵达裴馨园这里——这一次，裴馨园无法再忽视这个名字了，因为伴随着悄吟一起到来的，还有笔名主人对自己苦难经历和现实困境的痛切描述。这个时候，困居旅馆的张廼莹正身怀六甲，男人的不告而别令她独自面对着店主人催缴高额房费的压力，也濒临被人卖入妓院的险境。悄吟已经不能再悄悄地呻吟了，她需要让人听到她，让人来拯救她。很幸运，人们最终听到了她，也确实拯救她脱离了险境。 一年后，《国际协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弃儿》的小说，悄吟这个笔名署在作者栏里。这是一个困顿中的母亲丢弃孩子的故事，作者试图为她赋予“丢掉一个小孩是有更多小孩获救”的“崇高”意义，但这“崇高”的背后却是被苦难扭曲的灵魂在挣扎。这挣扎始终持续了张廼莹的一生，也催逼着她挣扎式的写作，直到悄吟这个笔名被更为众人所熟知的萧红取代。但这取代的过程倒是没那么彻底，直到1935年，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还在问候，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 庐隐因为孩子而死去，悄吟弃掉了孩子而起死回生。无论是庐隐呼吁妇女“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还是悄吟发出的深切的申诉：“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都只是过渡时期女性生活的一个切面，但这一个个包蕴着笑与泪的切面，又确实折射出了她们在新与旧、秉性与才力、生活与理想、条件与环境、境界与志向之间相互博弈、相互含纳的心路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