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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冷战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17ASS006)的阶段性成果。 近十几年来，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首先体现在出版了数量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教科书等，内容涵盖重大事件、双边关系、地区政策、人物思想等几乎各个层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反映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基础工作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包括大量外交档案和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更多得到较好专业训练的青年才俊投身其中，广泛而活跃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等等。可以预期，有了现在的学术基础，未来还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 该领域研究的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特别体现在其成果正逐步被相关领域吸收，并改变着一些固有观念，包括宏观的判断和对个案的解读。例如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其中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所占篇幅之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该著作在若干章中都辟设专门部分，更深入地阐述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共历史的影响。这在党史正本的书写中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如果比较以往出版的党史、革命史论著，则会有更深的体会。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必然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以下结合笔者近来研究的体会谈一些看法。 一、“正名”：准确概括研究对象 本文标题中的“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指的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尽管笔者过去多次使用过“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概念和称谓，但之所以不再使用，乃因“外交”这个概念严格来说是指各国政府之间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和行为过程，但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当代国家的对外关系，无不超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范畴，其复杂和丰富的内容自不待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程中，除以政府为主体的外交行为外，还存在其他外交行为体，特别突出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行为体的党际对外关系——中共中央就专门设置对外联络部以处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关系中尤为明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中央直接负责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尤其在诸如中苏结盟、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更是如此。中苏两党关系的走向决定了中苏国家间关系的起伏，这种情况直到60年代中期才开始改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看，随着国家各个领域越来越开放以及整个社会领域的迅速变化与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内容已经变得更为广阔、丰富和复杂，也更难以用“外交”来概括。简言之，在不同的行为体于不同领域、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尚未经过规范研究加以厘清之前，“外交史”这个概念应如何界定，还需要学界仔细斟酌。笔者初步认为，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来概括这个研究领域，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是由不同历史阶段构成的。就历史渊源看，其包括了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对外关系的继承，也有对所衔接的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延续，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且处于不断改变其特点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从而呈现了阶段性。解读和界定这种阶段性应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如同研究任何历史过程一样，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必须要了解甚至首先需要界定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进一步说，要规范地研究其阶段性，还需要提出划分阶段的标准。已经出版的诸多通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标准，但从具体内容和逻辑来看，每个研究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基本标准：或者以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为标准，或者以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为标准，或者二者混而用之。这种情况就表明学界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倡“规范性”的研究。所谓“规范性”研究，首先就需要提出明确而合理的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或依据。当然，对什么是“合理的”，不同学者肯定会有各种解释和论述，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常的。 关于如何划分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不同阶段或分期，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专门讨论，这是不应该的。目前还只能从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以来的各种论著或教科书等载体中，解读学界存在的各种不同见解及其背后的逻辑。显然，学界不仅在如何划分中国对外关系史的阶段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在分期依据或标准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学术研究中不可能存在唯一“应该”的标准。问题在于一些论著在如何划分历史时期方面，并未明确说明标准和方法，甚至在一本书中都没有统一标准。有些论著没有明确指出和论述分期标准，是因为作者确实还缺乏明确意识，这导致在进行历史分期时存在标准不一致、不协调的情况，这不符合基本的研究规范。 造成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分期标准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作者对那些标准所包含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迄今为止，有关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的发展，对明确分期的标准是有启发性的，即需要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一个层次丰富、复杂且互相影响的系统中加以考察，因为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况且，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如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决策者、执行者之间就存在着实质性互动，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那种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或对外关系的变化，简单归结为对外部变化着的形势的反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探讨和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是非常复杂的任务，这里提出一个相对明确而系统的分期依据，即以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为基本线索，以反映对外政策重大变化的关键性事件为标志，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的关键是“对外政策”，因为它是国际国内两大体系互动的产物，又是对外关系发展的指导原则，并且包括了制定和执行的实践。一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动往往可以从对外政策的变化中找到基本原因。“对外政策”构成了描述和解读对外关系的基本线索，也框定了所要研究的范围。本文提出这一建议是为了引起进一步讨论，囿于篇幅，在此不做专门论述。 三、对外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有关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任何研究都必定涉及国家内部政治体制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国家发展战略或国内重大政策的调整、由不同领域和层面的诉求所引发的政治斗争以及社会思潮与主流观念的变化等。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都会对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不同影响，研究当代中国当然不是例外甚至更甚。这首先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相当明显的“内向性”，即对外政策总体上是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影响，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执政党和各种政治力量内部的团结和对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在国内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等。 一般来说，影响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系统基本上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国家战略或重大政策的转变、反映这些转变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以及决策层内部在重大政策问题(包括对外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等。第二个层次更深刻一些，涉及“建设现代国家”这个历史性命题，所谓国家战略的选择和构建实际上反映了对“建什么国”的认识、决定和信心等。这里只谈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证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通常都有国家战略转变的重要背景，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这里所谓的“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综合，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也就是决定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和荣辱的根本之道。如中苏结盟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也是同中国选择苏联模式建国和实现现代化同时进行的，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局演变，即当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有限改革时，毛泽东在推动中国的发展道路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这是导致后来中苏论战的一个关键原因。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有着类似背景。70年代初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主要是出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但发展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策极不协调，这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长达近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只促成了中美和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也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步的。 不论上述两次对外政策大变动的过程如何复杂，它们在客观上都与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是同步的，要证明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时发生的两个进程之间没有相互影响或没有直接关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两次重大转变都伴随着国内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推动着对外政策的战略性改变。进一步说，国家战略转变与对外政策转变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前者的改变往往会被后者的改变推向一个方向并最终定格，通常随后都会出现内政与外交比较协调一致的时期，如1949年至1959年以及1979年至1989年。显然，这两次对外政策的转变既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 四、加强研究对外决策体制 有关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研究反复且深入地表明，任何政策都是在国内既定的体制和机制中完成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决策的过程、特点和质量。因此，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之前，有必要确定中国决策体制和机制具有哪些基本特征。这里首先还是要指出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有过长达22年的同国内外敌人和对手进行各种斗争的历史，包括建立政权和军队、长期处于优势敌人的包围之中、同主要对手进行复杂的联盟(统一战线)和战争、认识和处理国际性的问题等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共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决策体制和机制，并据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处理过国际联盟、国际危机管理和大规模境外战争等复杂问题。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决策体制基本上就是从革命年代继承过来的，它可以被概括为“协商—共识”，这既是实质也是过程。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更依赖于国家的内部整合，即在执政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内部保持团结和步调基本一致以及凝聚尽可能多的政治支持，这些都同通过有效的机制达成共识的程度存在明显关联。 “协商—共识”体制具有可以观察到的基本运行程序。当外部出现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态后，最高决策者在通常情况下，首先会在最高层集合少数相关的领导人(有时包括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人)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某些情况下，最高决策者甚至只同有关的个人进行事前沟通。得出初步结论后，他们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展开讨论以便达成共识。在这个阶段，如果出现不同意见，最高决策者有可能对原有方案加以调整，直至达成共识。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如中央委员会、中央工作会议等再次展开协商讨论，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从而保证政策方案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得到更顺利的实施。 在这个体制中，最高决策者享有最高决策权，包括确定议程、决定讨论时间、选择小范围讨论的参与者等，甚至在意见分歧时具有最终决定权。最高决策者的决定权既来自制度的相关授权，也来自像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尽管如此，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战略决策和相关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和能否被顺利贯彻的重要保障。综观历史，决策层内部的互动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确遭到严重削弱甚至破坏，但大多数情况下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涉及战略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然遵循体制的基本原则。70年代初的中美秘密和解外交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整个过程来看，原有体制的规则和惯性有效地确保了这一重大政策转变的实施和完成。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和每一本涉及中美关系的著作中，都对这次“改变世界”的秘密外交赞不绝口。至今还有人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希望再次体验当年那种秘密高效决策的快感。 “协商—共识”体制的产生与成型并能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得到延续，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除革命年代特别恶劣的环境之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如中共领导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最高决策者以及相互之间的忠诚，这是决策体制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各个根据地长期被分割包围，各地区情况差异极大甚至互不关联，使得最高决策层的某些重大决定也只选择(有时也只有可能选择)相关的局部地区进行协商，这种客观环境决定了最高决策者选择参与者的权力被广泛地理解和接受；由于各地区情况差异极大甚至互不关联，做出任何战略选择都必须判断问题是否具有全局性，以及判断全局性的决定对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如果不能达成基本共识包括共同的理解和认可，任何战略决策都有可能在不同地区或不同领域无法得到有效贯彻。 这种决策体制得以一直延续，固然同长期领导大规模的、内容极为复杂的革命运动的巨大惯性有很大关系，但也的确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体制中获得保障。从当代中国的决策实践看，这种决策体制被证明更适合于传统安全领域，其合理性更多地体现在处理安全问题和国际危机管理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决策过程及其之后，通常都会表现出不计或较少顾及代价的心理倾向，毕竟中共在革命时代一直面临着紧迫的生存危机，选择通常关系到生死存亡。历史案例的研究或许能在这方面提供某种启发，但并不能提出比较精确的衡量决策得失和决策质量的标准。大战略研究的某些原则是有启发的，例如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战略决策导致的结局是不是使国家的处境基本上好于之前。无论如何，已经相当发达的决策科学研究特别是相关的理论研究，非常有助于改变这个领域研究的薄弱状况。 五、应重视研究对外关系之思想观念的历史 目前学界在研究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时，涉及观念形态的内容还很少，还没有专门著作。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它本身也是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套系统性的思想体系，在对外关系和政策领域，通常用于界定和解释国家的自我形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包括了国民记忆中的主要历史经历以及国内的主要诉求，因而可以用于开展政治动员，使对外政策获得公众的持久认同与支持。 中国对外政策领域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套包括信仰、理论概念和象征物的观念，其内容首先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等有关世界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理论的理解、阐述与发挥。但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理念的系统论述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与世界交往的各种经历等元素，并且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经历和经验的巨大影响。这类内容可以被大致归类为由“中国底色”和“中国经验”构建起来的观念系统，包括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对中国历史的重构特别是“革命史观”的形成、有关对外政策与国内诉求之关联的论述等。它们与上述概念化理论有着密切关联，但的确颇具特色并被实践证明更具影响力、更适合政治动员，尤其是被历史证明具有更为显著的持久性。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人的观念历史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关切之一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存亡绝续，这被视为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愫，如特别深入人心的顾炎武所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内在逻辑就是文明的存亡绝续比王朝、家国等重要得多。所以，每个人无论贫富尊卑，都负有匡扶被称之为“天下”之文明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保持和构建优质文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酿就了中国政治精英的认同中一直保有一种独特而明显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并由此造成了两个关键诉求：一是相信一定而且也能够找到高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模式，这使他们渴望找到能超越时代和所有国家的发展途径与治理方式；二是倡导以民族解放和平等为号召的国际正义与国际秩序。这两点集中体现在中国政治精英的精神世界和对外行为中，使他们叙述对外关系的话语往往富含道义感和理想主义。 进而言之，从外部世界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互动的视角分析，可以说当代世界政治极为深刻地塑造了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在他们建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基本理念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影响。这种影响同中国战略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内容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存在的两个关键因素才产生了聚合反应。 首先，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强调对全局的关注，即所谓“不谋天下者不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谋一时”，其间逻辑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应该奠基于对各个历史时期世界潮流和战略格局的合理认识与把握，这使得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所聚焦的主要内容是对一系列更体现中国人关切、在对外政策实践中也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的理解与阐述，如世界潮流的走向以及起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的世界地位以及确定世界地位的主要依据，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中国国家战略的目标、方式和规划及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中国处理世界事务与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策略原则及其伦理与道义基础，等等。 其次，中国的漫长历史包含着被称为“治乱循环”的基本特点，在各种宫廷政变、内战和下层民众造反导致的改朝换代的背后，有时也是以深刻的变革和革命为动力的，从中产生了一套有关变革与革命、政权更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述，诸如早在《周易》中就阐述过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思想以及后来的“天下”唯“德者据之”“顺天承运”等思想。这种观念体现在对外政策以及业已成为经典、代代相传的夺取和治理“天下”的战略设计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包含着关于历史合法性的论述。及至近代，一切变革与革命的合法性逐步从必须顺应“天命”转变为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此之谓。这是关于中国一切战略、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国家融入现当代世界体系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必须要顺势而为。从此，每一位革命者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无一例外地都从世界潮流的角度观察和论证对外战略的合法性，这也决定了研究者若不了解世界政治趋势，进而准确把握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与理解，也就无法合理地解读和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 产生于中国本土政治文化并结合中国领导人根据自身的政治经验和视角而形成的观念系统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的确需要历史学界加以认真评估。基于观察和经验，至少绝不能说它是可有可无的，它对公众有着重要的动员力和说服力，特别是与那些概念化的理论论述相比尤其如此。无论如何，正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领导人政治经验的观念系统，结合马列主义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一种思想框架，中国领导人据此认识和解释外部世界，论证对外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为达成政策目标而进行政治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对外政策观念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内容和内在逻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思想源流。 六、研究对外关系史中的重要人物 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历史必定要研究参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重要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观念与活动就是研究的中心，因为他们本来就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被当时的历史条件所成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他们周围参与处理对外关系的诸多人物，就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者这个角度看，同样是卓尔不群的。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对当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普遍不够丰富、深入，这极大地限制甚至妨碍了对他们处理的历史事件的全面理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对除了站在决策顶峰的几个人物之外的一大批非凡的中层历史人物的研究都很缺乏，研究者对他们不甚了解也不关注，非常明显地限制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和展开。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同一代人，在革命时代有着几乎同样的政治经历，例如拥有长期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变换政治联盟的谋略，擅长和重视大战略的谋划，等等。他们的内心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相信世界政治的本质是紧张与冲突，担心错失历史机遇，因此更偏好追求变革式和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他们都有着异乎常人的使命感，都希望将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这些共同点使他们养成了为国家做出战略性选择的动力和才能。若仔细观察的话，也可以大致确定，他们为实现战略目标所选择的方法，虽然貌似有很多不同，但思考问题尤其是在战略性决策中的思考逻辑并无根本性差异。 与此同时，中国决策者的性格与个人风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对外关系时展示了非常不同的个性，包括他们的经历、兴趣、知识背景以及对世界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认知质量，如他们富有政治经验的优势和对国际政治复杂性的理解不足等。值得思考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拥有共同革命经历和曾经身处冷战时代的最高领导人，先后为中国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他们在各自领导中国的不同阶段做出过非常不同的对外战略选择，包括不同的联盟和基于不同战略动机的局部战争等。 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高层决策人物的评价，而评价的质量取决于对他们的经历、气质和才能的综合理解和把握，显然非常不易。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其实就是历史人物的宿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拥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在关键时刻必须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选择，他们会把自己的个性和气质灌输到国家战略与对外行为中去。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承受有时是非常苛刻的检验。 承上所论，以上所提几点只是笔者近年来在研究过程中思考或重申的一些问题，远不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所需重视的全部内容。不过列出这些已经可以说明，这个领域的深入发展需要研究者自觉关注并更多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在当今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建立合理和更为开放性的知识结构并不断加以调整是至关重要的。最后顺便强调，对于所有研究者来说，能形成高品位的学术共同体至关重要，特别要避免被媒体的兴趣牵着走。毕竟，做规范的研究才是学者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