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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的边陲用兵与地缘战略 过去之所以有学者倾向于将清朝与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军事帝国加以类比，原因之一是把清代前期满人从统一女真各部，联手漠南蒙古，进而入关平定中原，到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蒙古和维吾尔部，将新疆正式纳入其治理体系，视为前后一贯的帝国扩张过程。如濮培德便称，“在17世纪早期，满人建造了一个专门用于军事征战的国家机器。直至18世纪中叶，领土扩张依然是王朝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清朝在入关前后的征战，与17世纪90年代后半个多世纪的边陲征战，两者之间有地缘战略上的逻辑联系，但在用兵动机和财政支撑上，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满人开国的第一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开始，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结束；其目标在于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这跟欧亚大陆诸帝国以及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扩张过程，似无实质性区别。但这一阶段用兵的根本目的，乃在于接替明朝的统治地位，巩固对内地的控制。因此，在17世纪40年代之后近半个世纪，清朝的有效治理区域基本未变（含满洲、内蒙以及内地各省）。清朝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原先致力于开疆拓土，转而专注于维持在关内的统治，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继承前明、统治华夏的正统王朝。在治理内地各省以及处理与周边受儒家文化和汉字文明圈影响的朝贡国关系方面，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大部分制度。它既不想对这些国家如朝鲜、越南进行征战，也无意要求后者进献大量的贡品。而在处理北部和西部诸藩部及外国事务方面，则新设理藩院负责。 真正将清朝国家跟其他军事帝国区别开来的，是其开国的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至18世纪50年代结束。清朝通过第二波征伐，将外蒙、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其治理体系。此一阶段的疆域整合，包括以下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1691年将大漠以北的喀尔喀蒙古并入版图。喀尔喀部落原先只作为外藩与清廷保持纳贡关系，直到1688年遭到准噶尔部的攻击之后，才开始寻求清朝的保护。准噶尔是四个主要的卫拉特蒙古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占据大漠以西广袤地域，曾长期与清廷维持朝贡关系。在噶尔丹的率领下，准噶尔部一路东侵，在击溃了喀尔喀蒙古之后，进而侵袭漠南蒙古，对清朝构成了直接威胁。1690年，乌兰布通之役，清军击败了准噶尔。次年，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朝，并和漠南蒙古一样，被组合为新的旗盟，外蒙古从此并入大清版图。为了彻底消除准噶尔对戈壁南北的侵扰，康熙帝于1696—1697年连续三次亲征，将准噶尔势力逐出上述地区。 第二步是解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占领并由此在军事上控制藏区。此前几十年间，清廷基本上与西藏保持着松散的关系，满足于对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以及卫拉特蒙古和硕特汗在西藏的行政权所起的敕封角色，无意介入西藏内部纷争。1717年，准噶尔部趁西藏的蒙藏统治精英矛盾加深之机进兵西藏，杀死拉藏汗；作为回应，康熙帝两次发兵。1720年，在将准噶尔势力从西藏驱除之后，清朝开始驻兵拉萨，由朝廷任命诸噶伦组成噶厦政府，处理西藏地方政务，1728年进一步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节制诸噶伦。 对于清朝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三步，即对准噶尔威胁的彻底清除。1723年，或受准噶尔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支持，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旋即被清朝平定。1727年，策旺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在沙俄支持下继续对抗清廷。1729年，雍正帝下决心出兵准噶尔，两路进军，但行动并不顺利，1731年于和通地区出乎意料地遭到挫败；直到1732年，喀尔喀骑兵于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击溃了万余准噶尔军之后，方扭转局面。乾隆帝继续了乃父的积极防御战略。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诸贵族为争夺汗位出现内讧，乾隆帝抓住机会，于1754年筹议，次年发兵，击败了准噶尔此时最强劲的竞争者达瓦齐所部，随后又于1757年击溃了一度归顺清朝旋又反叛的阿睦尔撒纳。次年出兵征讨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回部，并在1759年完成战事。在平定准部和回部之后，乾隆帝着手将其旧地与内地整合，要求其“一切制度章程，与内地省分无异”。 清朝前期疆域形成的上述两个阶段，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根本的差别。两者之间之所以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是因为经由第一阶段的用兵所建立起来的清朝，其地缘格局从根本上不同于此前的中原汉人王朝。清朝源自汉人本土之外的一个游牧民族，因此在界定其地缘利益、制定地缘战略方面，与此前的中原王朝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历代中原王朝皆把长城以南地区的防守放在其地缘战略的核心位置，对长城以北的游牧部落采取守势，扩张的空间有限。相形之下，清朝崛起于关外，依托满蒙联盟控制内地，所以一直视满洲和内蒙古地区为其战略腹地，将满蒙结盟视为立国之本，对拱卫京师也不可或缺。为了维系与漠南蒙古的同盟关系，清廷鼓励满人和蒙古王公联姻，并且以护主的身份在蒙古部落各地弘扬藏传佛教，同时又设立不同的活佛分而治之，视此为确保蒙古部落对清廷顺服的最重要手段。因此，维系蒙、藏两地对中央的向心力，对于清朝的战略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一旦这些地区受到外力入侵、胁迫，清廷必须尽其所能，以军事手段加以因应，直至彻底扫除这种威胁为止。而在西方殖民势力到来之前，这种威胁的唯一来源是中亚的准噶尔汗国。清廷之所以会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期发动一系列远征，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内外蒙古和西藏先后遭到准噶尔的入侵，对清朝的核心战略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 然而，清朝前后两个阶段的征战在性质和战略上，又有根本的区别。第一阶段以取代明朝统治中土为目标，战略上采取攻势；第二阶段以稳固对现有疆域的控制为主，战略上采取守势，或者以攻为守，所以其征战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即是以击败乃至彻底消灭对其战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对手为目标；一旦达成此一目标，则失去了进一步用兵的动力。清廷之所以拒绝将准噶尔之外的土地或周边诸多属国纳入其版图，根本原因在此。清朝在18世纪50年代剿灭清除准噶尔之后，版图即大体固定下来，此后一个多世纪一直保持不变；迥异于世界历史上帝国建造的典型路径，即以边疆作跳板进一步向外扩张，而在战败或扩张达到极限后不断收缩，直至失去所有边疆和属地，因而从来没有固定的边界。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清朝在亚洲内陆的用兵时起时落，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且其军事策略一直在变？究竟是什么机制在支撑或牵制清朝的疆域整合行为？ 濮培德对清朝征讨准噶尔部的研究，强调了后勤供给在清廷用兵决策上所起的关键作用：补给困难曾经制约康熙帝发动更为持久的对敌作战，而后来贯穿甘肃直抵新疆的供给线路的开通，则使乾隆帝能够最终击溃准噶尔势力。而后勤补给运输的改善，据称又受到中国内地“市场整合”的支撑。他进一步写道，“正是由于十八世纪发生经济商业化的总体趋势，才使得清朝官员能够从中国西北市场上采购大量的物质输送到新疆”。此说能否完全成立，尚有疑问。其一，他自己也承认，在1755—1760年用兵期间，由于军队在当地市场采购粮食，导致那里的粮价上涨了3倍，可见甘肃一带的市场整合程度实为有限。市场供给的充沛与否，只是影响清廷用兵的因素之一，远非根本因素。其二，从康熙后期开始，清朝即将其实际控制范围推进至新疆东部哈密等地，甚至一度占据吐鲁番，在当地驻兵屯田；同时致力于河西走廊和嘉峪关以西地带的开发、屯垦。因此，连接内地与新疆东部的运输路线业已存在，且屯田所产粮食构成了军需用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清廷反复调整其军事战略，不仅考虑到地缘利益的因素，更是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财政状况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中央财政状况是良好还是恶化，要比市场供给本身更为根本，也更能说明清朝边疆战略的前后变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检视清朝国家的边陲用兵与其财政之间的总体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