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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这番话，是一位学子在回答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所出课艺时给出的答案。 同样是针对“道”，王国维1924年在一篇文字中则阐述了这样的看法：“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 据此可看出，认识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中国之道难以行于天下，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晚清以降的读书人还致力于思考是否有“无中外”“无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这也成为晚清士人思虑之枢机。 项芳兰1896年在日记中曾录下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的交流：“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这是项明确表达的看法；黄绍第则忧心于“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当然，何谓“学”，如何区分“道”与“学”，也还是问题。 罗振玉对清朝学术源流之辨析，其目中之“学”，即可视作“道”：“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 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也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实际上，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在日记中也曾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这也意味着，中西之间自明末清初以来所展开的文化交流，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在“学”这一层面大致实现了所谓“中外无异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即表明他们那一辈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谓“学”，不再是“西学”，也不是所谓“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并且涵盖“诸学科”；甚至与“道”有着紧密关联的“教”与“政”，也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影响既深且巨，堪称理解这段历史重要的维度。晚清士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认识到有别于“中学”之“西学”后，所图谋的也正是中西之“会通”，并且最终走向的是中学与西学之“会通”。 会通中西学科知识的成长，这一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近些年一直引发世界各国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浓厚的兴趣。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自不例外。 “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即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 影响所及，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因此，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自有其必要性。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并借此把握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