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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遗话语与民俗传统的互惠 “日常生活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更完备的学术视野，还为其价值实现提供了现实社会基础。在日常生活逻辑中，民俗是日常生活中较为稳定的、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现代技术的‘另一种生活技术’，代表着传统的民俗生活方式，保证了日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非遗保护需要动态传承，任何非遗项目都需要与日常生活产生互动并生成创造力，因此对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考，包含着民俗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两个向度的审视。它们两者由于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呈现出“因缘和合”的关系，这也是灶王年画的文化裂变的动因所在。 在社会功能分化方面，杨家埠灶王“画样”通过木版雕刻、套色印刷，由地方商贩进入广大百姓的灶台。一张灶王年画涵盖了民俗、文化、宗教、艺术、技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属性，这也是一幅灶王年画在当代人眼中的本真属性。从物质属性来说，它有一套完整的生产、销售、技术、材料、工艺系统，可称为商品；从精神属性上说，作为祭灶之“物”，是老百姓家家户户的“一家之主”，它的神话性与宗教性规训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从艺术性上来说，灶王图像的多样性，体现了民间艺术的发生、审美以及创作规律；从政治性来说，一些民间习俗虽然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但民间习俗的内在价值通过“礼”与宗教信仰以及仪式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礼”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凸显了家与国的“和”“美”内在一致性；从技术性来说，木版套印技术在农耕社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在工业社会却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生产力代表。但这些属性在进入非遗语境后都会发生变化。笔者通过对山东地区民间祭灶习俗的调查发现，老百姓对“灶王”的信仰依然存在，但作为祭灶仪式中的灶王图像，从2003年开始，木版套印的灶王图像被机器印刷的灶王图像所替代。这种替代从木版年画的审美价值与收藏价值、从生产者的生产率与择业率、消费者的民俗心理与使用功能上都能体现出来，这种技术替代的背后反映的是非遗保护运动与民俗变迁及其对应的图像本质属性被重构的微妙关系。 非遗话语与民俗传统的互动同构，对杨家埠灶王画最大的影响还在于艺术边界的重建。当下，非遗保护运动带来的“知识话语权”，使从礼仪习俗中抽离出来的被当代人作为“艺术品”的年画，发生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属性转变，这种转变使传统手工艺品的“原真性”与礼仪习俗失去了关联。曾经的灶王木版年画成为蕴涵了民间知识的“艺术品”，人们愿意为它的遗产价值而付费，也愿意因稀缺性而付高价。这一过程乃是一种征候，其意义已经超出了艺术的范畴，而是艺术市场中知识权力的操作。随着非遗文化价值的深度传播，曾经一度被称为“下里巴人”的民间手工艺——木版年画，现在却被年画爱好者与收藏家视为“新宠”，“那时那地”成为木版年画的收藏价值与砝码。收藏家总是残留着拜物教徒的痕迹，通过对艺术品的占有来分享艺术品的膜拜力量。尽管如此，非民俗中的灶王图像早已被艺术研究者“世俗化”，民俗的追求以及对美的价值追求成为机制年画与传统年画之间的“文化距离”，这个“文化距离”不仅是时空产生的，更是膜拜价值的弱化造成的，是非遗语境中人们对传统手工艺“本真性”衡量标准的失效，这说明民间礼仪艺术的社会情境与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间艺术的根基不再是礼仪，而是非遗保护运动中有关非遗知识与权力的社会实践。 将木版年画当成是一种艺术品而购买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年画的本真性，因为仪式艺术的主要特征与本质是：不可接近性。人们可以从其物理性上接近它，却无法打断那个“远”，这个“远”是以时空感知范畴来表达艺术品的膜拜价值。收藏家愿意出高价买回的一些不具备“膜拜价值”的图像，通过所谓专业知识对它的构图、色彩、技术、材料、价值与意义进行解说，还通过博物馆渠道使其进入都市人的视野，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收藏家或研究者用知识和权力来引领舆论并为民间美术提供一种身份属性转变的“场域”，从而使民俗礼仪美术品成为非遗场域中的“艺术”资源，并被当代艺术家进一步再创造。 非遗保护运动与民俗传统的互动同构，使得非遗话语与民俗传统得到互惠。民俗传统凭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身份，多少摆脱了“folklore”概念的负面含义，成为当代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资源。近年来，学者、媒体、政府与杨家埠年画传人的频繁交往，源于对作为年俗的手工艺品制作语境的再认识，以及年画爱好者对只有到年画产地才能真正理解“原汁原味”的年画艺术而充满期待。因此，年画产地、年画习俗、年画艺人成为非遗语境中发展民俗传统的地方资源。民俗传统的“非遗化”，使“那些长于抵御时间侵蚀性的文化创造物”即民俗传统，具备了合法性与正面性，并为此提供了持续存在的人文环境以及民俗整体保护的实践机制，在“化”的过程中重构了灶王图像的社会功能与文化表征意义。 总之，非遗保护运动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其影响力却不可估量。目前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工作已从过去的粗放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政府和学界倡导将民间工艺所依附的民俗传统与其非遗语境中的文化生态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保护濒临灭绝的传统手工艺，而传统手工艺所依附的民间习俗也因此被政府和学者提升至“文化保护”的角度被重视，甚至被再造，进一步促进了民俗文化的发展研究，同时符合非遗保护的整体性原则。民俗“非遗化”与非遗“当下性”之间的互动同构，成为民俗类手工艺品性质裂变的根源与动因。民间工艺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掌握在村民手中的乡土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现实与当下社会语境中的多种民俗事象杂糅共处。在社会转型期，进入非遗名录的民间手工艺品不再是祭灶习俗中的“凭借之物”，而变成了博物馆、现代居室、美术馆中的“装饰品”“艺术品”，其制作者由“民间手艺人”变成了“工艺美术大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此也导致了使用标准与审美标准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使民俗类艺术品具备了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符号性和表征性，这些民间传统的“符号”或“表征”成为非遗保护与发展的“3.0层级”的有效元素，并丰富和延展了民俗类艺术品的内涵以及使用范围，这一系列非遗语境中的民俗事象的变迁恰恰成为某个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也是非遗保护运动与民俗传统在互动同构过程中带来的最大业绩。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