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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些术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特征。概念史研究作为沟通社会实践与语言文本的桥梁，有助于我们从这些术语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社会背景以及跨语际译介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等问题。 引入概念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需要大量的专业术语才能实现。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都有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辞（词）典来解释这些术语，在某些词条的解释中会涉及它们的中外文词源和语义转化等内容。马克思主义辞（词）典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还不属于概念史研究。 概念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正式出现。在具有深厚概念史传统的德国，汉学家李博（Wolfgang Lippent）是较早对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概念史研究的学者，其著作《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1978年在德国出版了德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该书的出版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术语概念史研究的开端。这本书提炼了数十个具有重要影响和研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诸多核心概念，如“矛盾”“辩证法”“唯物主义”“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劳动”“价值”“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为此后的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参考。时至今日，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研究成果仍会引用该书的内容。 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借用了大量当时已经使用并定型的日语词汇，该书也根据这些术语中汉语借用日语的时间和程度来分类探讨。在对绝大多数具体术语的论述中，该书都指出了相应术语在古代汉语文献中的出处和用法，及其最早与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互译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概念史研究中探讨跨语际词源问题时常用的方法之一。 从基本术语到中共概念史。在李博的著作被引进时（2003），“概念史”还不是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词语。2012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概念史论》，是国内较早冠以“概念史”之名的著作。作者钟少华在后记中直言，在作了很多概念的个案研究后，才明白“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内涵和特点。因此，在200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相关术语的历史考察经常被称为“新名词”“关键词”“观念史”“历史语义学”等研究。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这些研究自然会涉及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术语。例如，冯天瑜等主编的《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不仅有“人民”“阶级”等马克思主义术语，还有专文探讨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词的问题。此外，近十余年来，《新史学》《亚洲概念史研究》《思想与方法》等连续出版图书和专业期刊中刊载了大量概念史的个案研究，很多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概念史研究，无论在概念史方法的理论运用还是史料来源的充分程度上，都是李博所处时代的研究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上述研究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的术语，或者说，定位于最新版《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徐光春主编，崇文书局2017年版）中“马克思主义（总论·狭义）”部分，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更具中国特色的术语，则是近年来史学界特别是党史学界更为关注的概念史问题。例如，《党史研究与教学》自2011年起，就设立了与概念史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概念考索”“概念史论”等栏目；《中共党史研究》自2013年起，发表了十余篇概念史论文。这些文章大多探讨中共党史文献中出现的重要术语，如“群众路线”“政治纪律”“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长征”“红军”“苏维埃”（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苏区”），甚至“中共党史”本身。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的术语，这些术语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直接的产物。在最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中，这类术语收录在第三编“毛泽东思想”和第四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定位。2017年，郭若平等学者将这类研究总结为中共概念史研究。这一提法最终能否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还需继续观察，但无论如何定名，这些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中共概念史研究目前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其主要研究方向还是党内文献中相关术语的演变。但不可否认，大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在关注概念史研究时，往往第一时间不会注意到这些术语。所以，即使仅从概念史研究的术语来源上讲，马克思主义术语也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库。 重视学科间交叉融合。概念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类似于解释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近年来，在概念史研究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研究有了更大的投入和交流。《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的“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笔谈中，李里峰以《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谱系刍议》为题，通过梳理大量实例，指出“用概念史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真正付诸实施却并非易事”，要从“能指”“所指”“话语”三个层次做好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同一期的其他文章中，郭若平《实践限度：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技艺认知》和陈红娟《中共党史领域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思考》也对中共概念史研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2018年5月，国内概念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南京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在东亚——概念·文本·实践学术研讨会”，这是概念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一次有益尝试。其后，孙江在《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中，提出了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在谈到“衍生化”时，他认为“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诸如某某阶级、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思想改造等概念既是中国化的新概念，也是革命实践所衍生出来的新的基础概念”。 以上介绍的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和党史学界之间的互动。随着近年来概念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很多学科都有了本学科的概念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近年来也出现关于“实践”“对象化”“异化”的概念史探讨。总体上，这些研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包括德文原文）展开的，基本不涉及这些术语翻译成中文后的问题。对于一些重大而有争议的理论概念，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否完全同义（在何种语境下二种同义或存在差异），今后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更多互动才能更好地厘清。此外，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专业术语作为基本概念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外延术语值得关注。比如，“规律”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是“规章律令”的含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观念传入中国时，其含义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是，这一义项是在马克思主义充分传播后才普及的。对“规律”含义的认同，有助于近代以来人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许多重要结论。 概念史有其自身的理论渊源，但其被中国学界引入时，与西方社会科学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转向交织在一起。因此，学者在运用概念史方法研究相关问题时，有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过度强调文本的特殊独立性，而忽视了概念所能体现的思想及其反映出的实践的整体性。这些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概念史研究时应避免的现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