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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简帛的不断出土及简帛学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简帛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大量简帛的丰富内涵也得到不断研究与揭示。近日，围绕目前中国简帛出土现状、简帛学理论研究方法等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张德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平安。 井喷式新出土简帛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刘国忠在《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一文中曾指出：“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简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角，来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简帛资料证经补史，探研新领域，解决新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飞跃。近年来学者们纷纷提倡的重写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简帛资料大量发现之赐。”由此可见，简帛资料作为简帛学研究的基础，对证史、补史等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们有哪些新的简帛资料出土呢？这些出土的简帛资料又有哪些新的特征呢？ 张德芳：近年来，地下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竹木简牍越来越多，包括战国、秦汉到魏晋时期。从出土趋势看，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出土的地点覆盖面越来越大。比如近几年来海昏侯墓出土汉简5000多枚，晋北地区的太原也出土了数量不少的汉简，楚简大省湖北新近出土汉简4546枚、楚简324枚。总体来看，西到新疆、东到连云港、南到两广、北到内蒙古，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出土过简牍。二是涉及的时间跨度长，从战国、秦汉到魏晋时期的简牍已形成了完整系列。凡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几乎都要涉及出土的简牍。三是出土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除了社会文书之外，典籍越来越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领域。 杨振红：是这样的。近年来简帛出土发现呈现井喷之势，出土地更广，入藏简牍日益受到重视，出土简牍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社会关注度高。由于简牍内容新颖、涉及的人物和事件知名度高，以及考古发掘和成果公布中与媒体充分合作，很多新出简牍如清华简《系年》《算表》、北大简《赵正书》、益阳兔子山《秦二世胡亥文告》、各地出土的《苍颉篇》、海昏侯墓汉简等均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热议。 创新简帛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新出土的简帛对促进简帛学理论的思考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有何推动作用？ 杨振红：自20世纪初西北汉简发现以来，简帛研究已走过100多年的历程。近30年来，随着众多重大简帛的发现，简帛的价值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简帛整理和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简帛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国际显学。目前，有关战国与秦汉文字、历史、思想、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无法脱离简帛资料和研究成果，纯粹利用传世文献进行。简帛在海外尤其受到重视，相关领域的学者都在追踪新出简帛资料，开展研究。 简帛学的发展推动了对简帛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总体来看，具体研究方法的创新比较突出。例如，现如今，学界更加重视保护和记录简帛发现的原始状态，充分结合考古信息进行断代、编联、研究；广泛运用红外线照相、扫描技术，使得简帛图版更为清晰，并成为可保存的永久性历史资料；更加重视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及相关学科间的结合与合作；标识简牍编联关系的背划线的发现，对简牍整理具有重要意义等。但对简帛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如何建立简帛学特有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等，学界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对简帛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一直在不断完善中。 赵平安：有些古书和文书前所未见，有些同一种文献有不同的写本，有些同一地点出土的文书自成序列，为历时演变和横向比较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促使研究者思考一些带有简帛学全局性的问题，特别是先秦、秦汉文明研究中一些关乎全局性的问题。譬如，两周之际、春秋战国之交的史实，战国、秦汉基层社会生活形态，秦人起源、秦统一六国、秦汉国家治理问题，古书的结构和流传问题，古代算数原理与运用、数术和传统医学起源与演变问题等，极大地推动了先秦、秦汉文明学的研究。 由于摄影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现在的竹简照片不仅可以做到字迹清晰，连简背划痕、反印文，都能做到清晰呈现。这为简牍的编联识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促使研究者反思形制与编联的关系，反印文与编联的关系，编联与书写的关系，编、卷和篇章的关系等简牍学的基本问题。同时，由于处理字形变得越来越便捷，字典等工具书的编纂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可以反复比对字形，寻绎文例，使识字整理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张德芳：从特定的研究对象来讲，简帛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从其内容看，它又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语言学等传统学科。这些传统学科长期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理论方法，在简帛学研究中都有一定的适应性。此外，这些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未来，简帛学研究方法应在传统的基础上综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如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形成简帛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路径。 在国际化视野深化我国简帛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国际化、信息化的不断加强，我国的简帛学研究应如何在融入国际化、信息化潮流的同时保持研究特色呢？ 张德芳：实际上简帛学研究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斯文·赫定、斯坦因在新疆和河西地区挖出汉晋简牍，罗振玉、王国维编写《流沙坠简》等，其研究及出版都具有国际性。迄今为止，东西方国家都在研究中国的出土文献，包括甲骨、金文和简帛，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因此，简帛学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不是人为强求的。中国学者的学问做得好，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不断创新的研究成果，自然就有话语权。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国内外加强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推动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应该说，作为一门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国际性显学的简帛学，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它的国际化地位将会越来越得以加强和突显。 杨振红：简帛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用我们的文字写成，我们在简帛研究中也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便利。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学科一样，简帛学国际学术交流存在不对等的情况，即海外研究成果和学者引介到国内的多，而国内研究成果和学者引介到海外的却比较少。这一方面与简帛学在国外是小众学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自身的研究状况和水平有关。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简帛学研究的考核机制，潜心研究，多出简帛学研究的精品力作，切实增强简帛学的国际影响力。 赵平安：应该说，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简研究的展开，简帛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国际性质的显学。上博简、清华简、岳麓简、北大简陆续发表以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清华简从整理阶段开始，就和国外研究机构有实质性的合作。整理报告陆续推出后，先后两次在美国达慕思大学举办了清华简读书班。此外，在法国、德国、澳洲、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举办专门学术研讨会，亦有在学术研讨会中安排清华简专场，极大地推动了中外学者的交流。岳麓简、北大简、安大简也有类似的情况。重要的简帛在发表之初便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举办专题读书班是国际同行研究的首选方式，通过广泛讨论，把文本译成外文，为本国研究者扫清理解上的障碍。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国研究者对整理报告有比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整理出具有普遍接受度的基础文本，及时公布原始资料，既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也是中国学者掌握话语权的关键。 由于资讯发达，国内外交往密切，现在国内外的简帛研究，几乎达到了全球同步开展的进度。据了解，日本学者参与了马王堆帛书的二次整理，美国学者参与了清华简、北大简的研究，德国学者参与了岳麓简的研究。他们几乎与我们同时了解到最原始的资料。从研究的广度上看，外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也很广，除传统的思想史领域外，在文本研究、简牍形制研究、整理方法标准方面，成果显著，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利用文书学的理论方法，运用新的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未来，如若我们能在发挥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保持开放的姿态，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先进成果，那么，我们在简帛学上的优势就一定能够长期保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