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学术百废待兴，储存多年的中国学者的能量得到发挥，中国敦煌学也扬帆起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课程，恢复科研的同时，着力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专业从事敦煌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制扩大为敦煌研究院，增补许多新的研究人员。与此同时，《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等专刊或专集推动敦煌学重新起步。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组织推动敦煌学的重要力量。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以奋起直追、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为己任，夜以继日，焚膏继晷，迸发出极大能量。 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敦煌石窟、敦煌藏经洞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敦煌汉简等考古文物，资料的整理和公布是敦煌学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从80年代初中日学者共同编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以来，陆续编撰出版《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为研究敦煌石窟提供指南。90年代编纂多卷本《敦煌石窟艺术》，将莫高、榆林窟的重要石窟，以一个窟为单位做了全面解说，辅以清晰图版出版刊行。进入21世纪，又集体编撰《敦煌石窟全集》26卷，对敦煌石窟做了分类整理，包括尊像图、经变图、故事画，以及建筑、民俗、交通、音乐、舞蹈、动物、科技、图案等，首次发表大量敦煌壁画、雕塑的细部图像。此外，敦煌研究院用考古学方法，彻底清理了北区石窟，出版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文物和文献资料。 在海内外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方面，先是70年代末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获得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加上此前已有的大部分英国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使得敦煌学者可资利用，产生了像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卷本这样大型的录文集。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遍访欧美、日本所藏敦煌文献，并与国外同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催生出90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的诞生。在出版界和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从《英藏敦煌文献》开始，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为学者提供大量拍自原件的清晰照片，这些图录是以敦煌文献为基础从事各项研究的最可靠依据。 因为敦煌写本有如明清时期的档案和稿抄本，所以文献的整理工作往往和各门类研究工作并行，甚至需先行一步。中国学者此前由于接触不到原件，也没有经费出国调查原始文书，所以在录文方面难有作为。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拥有母语优势的中国学者，自然成为敦煌文献整理的最佳人选，涌现出一大批整理校录敦煌文献的优秀成果，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宁可与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张涌泉与黄征《敦煌变文校录》、黄征与吴伟《敦煌愿文集》、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其中项楚的著作不仅有精准的校勘，还有注释，极为难得；沙知的契约录文，几乎每件都核对过原件，最可信赖；李正宇著作结合实地踏查，有许多面壁舆地学家做不出的成果；徐俊则采用尊重写本原卷的方式，按卷子为单位整理诗集。迄今为止，随着高清敦煌写本照片陆续发表，整理校录文献的工作仍不断有新的成果，其中按号校录的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和按分类校录的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是最具规模的成果。在这方面，可以说中国学者遥遥领先，无可争议。 敦煌文献的整理推动了敦煌学各方面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历史学方面，学者们利用敦煌文书，有对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经济、寺户制度、僧尼生活的深入探讨，有对吐蕃统治敦煌、归义军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还原式研究，有对敦煌的城镇分布、交通道路、水渠管理等历史地理的细致探索，还有对唐朝制度、文书格式、信息沟通的精细分析。在语言文学方面，有对唐五代宋初西北方音、俗语、俗字的集大成解析，有对敦煌雅文学如《文选》及唐人诗文的整理研究，也有对敦煌变文、讲经文、词文等各种俗文学作品的总体考察，还有对敦煌出土的藏语、于阗语、回鹘语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和翻译整理。在宗教学方面，有对敦煌写本佛教经录的整理，有对敦煌禅宗典籍的校录和考释，有对敦煌藏佛典、特别是疑伪经的佛教学或社会学的分析，有对敦煌道教典籍的综合整理及与《道藏》本的对比考校，有敦煌各类占卜书的提要和结合社会史的解析，有对敦煌发现的摩尼教、景教文献与两种宗教传播史的新探索，还有利用敦煌文书对祆教在中国流传的进一步阐述。在科技史方面，有对敦煌天文历法写卷和印本的全面整理，对于敦煌“具注历”的一些原理做了分析，特别是医理著作和本草方书得到了反复整理和解说，其他如纸张、印刷术等方面，也有新的进步。由于敦煌文献包含三教九流，利用敦煌文献的研究著作也包罗万象，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可以说在以汉文文献为依据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处在国际敦煌学的前列，而在各种民族语言文献方面，或者在宗教研究方面，则与国外同行各有千秋，成果交相辉映。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敦煌石窟近水楼台，在石窟考古和壁画美术史研究方面，必然作出应有贡献。宿白倡导的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石窟，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率先推出成果，除了他本人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还有马世长《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以及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执笔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对于石窟壁画内容的研究，则有敦煌研究院的各位学者对尊像图、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及各种图案的细致研究，远远超出日本学者《敦煌画之研究》的范围。同时，敦煌石窟也对国内外学者开放，因此产生一大批以敦煌石窟壁画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应特别提到的是，敦煌石窟的技术保护也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贡献。 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这处汉代驿传遗址中，发现了两万多枚有字的简牍，年代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学者们就其中汉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书、簿籍以及信札、日书、历谱、医方等，特别是有关驿站管理、使者过所和乘传、招待往来西域各国客使的账簿做了仔细的研究，对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作出独到贡献。这批材料的最终公布，必将带动敦煌学有关汉代和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铆足劲与国际同行争高低，因此有关研究论著往往越精深越好，而有关敦煌的普及通识著作比较匮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曾组织学者编写《敦煌学大辞典》，但其辞书性质不便于阅读，作为高校教材的《敦煌学十八讲》却吸引了许多读者。为此，学会又组织中青年学者，编写了一套《敦煌讲座书系》，包括敦煌历史、地理、社会、考古、艺术、文学、文献、宗教典籍、写本学等方面，雅俗共赏，其影响力超过了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编纂的《讲座敦煌》。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学，可以说成绩辉煌，同时也有需反思之处，那就是过多地依赖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时，忘记思考新问题。事实上，在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新学科、新理论、新视角、新问题，如胡语与汉语文献的不同记载和民族认同，各种宗教汇聚一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妇女与性别视角下的敦煌社会，大量写本医书反映的医疗社会，敦煌写本和敦煌石窟如何表现丝绸之路，等等。在今天学术界关注的社会史、医疗史、性别史、书籍史、丝绸之路学方面，敦煌学应当为这些跨学科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