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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笔谈】 ■本期主持：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本期主题：百年回望敦煌学 主持人语 从1909年算起，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回顾敦煌学的学术发展史，在多数时间段和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都是主力军和主导力量。仅在十年动乱期间，日本、法国等国的敦煌学一度超过了我们，以致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代敦煌学研究者焚膏继晷，奋起直追。现在，我们在敦煌学的各主要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完全取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和敦煌学研究的主导权。最近二十年，中国敦煌学界联络世界各国知名学者，相继在英、法、俄、日、美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策划并组织了二十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极大推动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这也是我国敦煌学界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奉献的一份大礼。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敦煌学，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09年至1949年。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纷纷前往伯希和住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并很快就陆续推出了《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有关文书的图版、释文、叙录和初步研究。因此，1909年一般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发端。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的敦煌遗书有限，主要是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写本与其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法国藏品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书，还有一些是罗福苌、罗福葆分别从日本人和美国人那里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释文。但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敦煌写本。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和编撰目录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释文在文字录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文本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资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四部典籍以及宗教、法律、地志和语言文学等方面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也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 1931年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和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阶段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尤其突出。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经史子集），热点在文学。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第二个阶段（1949—1978）也可以1966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与国外同行相比，前一时期，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四部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研究则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文革”时期中国的敦煌学已远远落后于日、法等国，以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 总的来说，大陆学者在1949年至1966年间及港台学者在“文革”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世人瞩目。首先是陆续推出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结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叙录》；总结变文研究成果的《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总结语言音韵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总结敦煌石窟艺术成就的《敦煌艺术叙录》，等等。这些带总结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数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集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陈铁凡对经部文献的整理和校勘、潘重规对敦煌赋的集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金维诺对敦煌经变画的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关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搜集尚不完备，释文还存在不少问题，研究也不无缺憾，但都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开拓了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再次，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郑良树对《春秋后语》的集录、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席泽宗对敦煌星图的研究、潘吉星对写经纸的研究等。以上所列多为单篇论文，自身价值或许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的领域或课题，可启发读者在相关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专题研究，为后来者之导夫先路。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以上三类成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推出一个领域带总结性的成果，等于给这个领域树立一座里程碑，开创某一领域或专题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过披荆斩棘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最早关注某一领域或专题的学者则是学术上的先知和引路人，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路径。 如何才能成为学术领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学术先知和领路人？从敦煌学学术史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几位学者来看，他们都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大多具有国际视野。如向达、王重民、饶宗颐、潘重规等，都有长期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或经常参加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界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都对国外的学术动态了如指掌。二是都很注意查阅敦煌遗书原件。王重民、向达都曾较长时间在法、英等国专门查阅敦煌遗书。饶宗颐也多次到英、法查阅原件。特别是潘重规，工作扎实细致，精益求精，他发表的释文，都和原卷做过核对，往往能解决一些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三是关注领域比较宽。比如向达熟悉考古、历史和中西交通，王重民熟悉目录学、史学、文学，饶宗颐的成果则涉及历史、宗教、曲子词、白画等多个领域。这些学者在每个领域所取得的业绩都能达到当时的学术前沿。其成果的特色是视野开阔，能将具体的材料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所以往往能小中见大。四是都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在资料占有和学术信息占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如饶宗颐，具有家学渊源，自幼饱读诗书。其他几位也都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由于这些专家都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对国内外学术动态了然于胸，又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原材料，故而能够在课题选择的时候占尽先机。或者完成带总结性的成果，或者发现具有研究潜力的领域。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王重民，他不仅独立完成了带总结性的《敦煌古籍叙录》和《敦煌曲子词集》，主持完成了带总结性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参与了带总结性的《敦煌变文集》，又开辟了敦煌诗歌的研究领域（补《全唐诗》），可谓既是奠基者，又是学术先知和领路人。 中国敦煌学先贤成就的学术业绩，为改革开放以后敦煌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治学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传承。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 作者：刘进宝 总结百余年的中国敦煌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机构或话题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敦煌研究院，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一直是我国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的最大实体单位，也是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 一、研究所（院）的成立、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热潮的产物。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逐渐紧逼、国民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成了抗战大后方，引起各方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人关心的新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许多政府要员不断赴西北考察，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也纷纷开赴西北。 当西北成了经济建设的后方时，敦煌文化更为大众关注与认可。如朱家骅视察西北后，于1941年作了《西北观感》《到西北去》《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等演讲，指出敦煌“是我民族文化的至宝，应妥为保存和不断研究”。 经各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50年8月，文化部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说法一度流传，促使“敦煌人”奋发钻研，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伴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 二、敦煌研究院对石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管理，研究整理成果丰硕 以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其许多工作是无法替代的。 石窟的保护管理。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研究院建立后，第一批就成立了保护、考古、美术和文献研究所。从20世纪40年代的修围墙、清积沙到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维修和加固，再到80年代的北区修建防洪大堤，都是抢救性的保护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赴莫高窟旅游人数激增，旅游收入与洞窟保护之间出现矛盾，如何更科学地保护敦煌石窟，就成了研究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通过先进的理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壁画的病害进行修复治理，提出“多学科综合性保护”和“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设想。由樊锦诗发起并组织起草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从而使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随后，敦煌研究院又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并建设陈列馆，控制进窟参观人数。采取数字化展示与实体洞窟参观相结合的全新参观模式，将敦煌石窟的保护、文物的管理与敦煌学研究、旅游开发等有机结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研究。敦煌研究院在做好石窟保护工作的同时，一直重视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研究院管理、研究人员大部分长年就住在莫高窟，这既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长期坚守在莫高窟的“敦煌人”多年积累的成果。 早在1922年，敦煌官厅就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编写了简明的《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千佛洞官厅调查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谢稚柳、史岩、李浴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按窟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对洞窟进行了著录。在长期的壁画临摹和石窟考古、艺术研究中，加深了对石窟内容的认识。1962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熙亮、孙儒僩等对石窟内容进行调查，对壁画内容的认识更加深入。1964年起，由史苇湘负责，对洞窟内容作了全面复查，改正了一些错误，著录了全部的492个洞窟。1982年，在史苇湘的指导下，蔡伟堂将原来的卡片、表格式内容整理成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由于著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定名、断代比较合理，该书出版后就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1991—1993年，王惠民又对全书作了校对，增加了敦煌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肃北五个庙的内容总录，将书名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是研究院两代学人多年劳动的结晶。史岩对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辑录整理，于1947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20世纪50年代，王去非、史苇湘、万庚育进行了增补订正，并汇集了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的资料，还收录了向达、劳幹等学者的笔录。70年代末，贺世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再次作了校勘和增补，并由贺世哲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957年，郑振铎率队对敦煌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意见。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并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贺世哲、李永宁作了部分测量和记录，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于1994年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成立了编写小组。2002年，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该报告于2011年出版。这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敦煌学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对南亚印度、中亚诸国和阿富汗进行考古、历史、艺术和文物保护多方面的合作等。同时，研究院还将其长期积累的壁画与土遗址方面的成套文物保护技术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享和推广，正在开展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伦州古代城堡遗址保护研究项目就是一个例证。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学 作者：荣新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学术百废待兴，储存多年的中国学者的能量得到发挥，中国敦煌学也扬帆起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课程，恢复科研的同时，着力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专业从事敦煌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制扩大为敦煌研究院，增补许多新的研究人员。与此同时，《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等专刊或专集推动敦煌学重新起步。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组织推动敦煌学的重要力量。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以奋起直追、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为己任，夜以继日，焚膏继晷，迸发出极大能量。 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敦煌石窟、敦煌藏经洞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敦煌汉简等考古文物，资料的整理和公布是敦煌学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从80年代初中日学者共同编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以来，陆续编撰出版《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为研究敦煌石窟提供指南。90年代编纂多卷本《敦煌石窟艺术》，将莫高、榆林窟的重要石窟，以一个窟为单位做了全面解说，辅以清晰图版出版刊行。进入21世纪，又集体编撰《敦煌石窟全集》26卷，对敦煌石窟做了分类整理，包括尊像图、经变图、故事画，以及建筑、民俗、交通、音乐、舞蹈、动物、科技、图案等，首次发表大量敦煌壁画、雕塑的细部图像。此外，敦煌研究院用考古学方法，彻底清理了北区石窟，出版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文物和文献资料。 在海内外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方面，先是70年代末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获得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加上此前已有的大部分英国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使得敦煌学者可资利用，产生了像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卷本这样大型的录文集。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遍访欧美、日本所藏敦煌文献，并与国外同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催生出90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的诞生。在出版界和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从《英藏敦煌文献》开始，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为学者提供大量拍自原件的清晰照片，这些图录是以敦煌文献为基础从事各项研究的最可靠依据。 因为敦煌写本有如明清时期的档案和稿抄本，所以文献的整理工作往往和各门类研究工作并行，甚至需先行一步。中国学者此前由于接触不到原件，也没有经费出国调查原始文书，所以在录文方面难有作为。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拥有母语优势的中国学者，自然成为敦煌文献整理的最佳人选，涌现出一大批整理校录敦煌文献的优秀成果，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宁可与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张涌泉与黄征《敦煌变文校录》、黄征与吴伟《敦煌愿文集》、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其中项楚的著作不仅有精准的校勘，还有注释，极为难得；沙知的契约录文，几乎每件都核对过原件，最可信赖；李正宇著作结合实地踏查，有许多面壁舆地学家做不出的成果；徐俊则采用尊重写本原卷的方式，按卷子为单位整理诗集。迄今为止，随着高清敦煌写本照片陆续发表，整理校录文献的工作仍不断有新的成果，其中按号校录的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和按分类校录的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是最具规模的成果。在这方面，可以说中国学者遥遥领先，无可争议。 敦煌文献的整理推动了敦煌学各方面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历史学方面，学者们利用敦煌文书，有对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经济、寺户制度、僧尼生活的深入探讨，有对吐蕃统治敦煌、归义军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还原式研究，有对敦煌的城镇分布、交通道路、水渠管理等历史地理的细致探索，还有对唐朝制度、文书格式、信息沟通的精细分析。在语言文学方面，有对唐五代宋初西北方音、俗语、俗字的集大成解析，有对敦煌雅文学如《文选》及唐人诗文的整理研究，也有对敦煌变文、讲经文、词文等各种俗文学作品的总体考察，还有对敦煌出土的藏语、于阗语、回鹘语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和翻译整理。在宗教学方面，有对敦煌写本佛教经录的整理，有对敦煌禅宗典籍的校录和考释，有对敦煌藏佛典、特别是疑伪经的佛教学或社会学的分析，有对敦煌道教典籍的综合整理及与《道藏》本的对比考校，有敦煌各类占卜书的提要和结合社会史的解析，有对敦煌发现的摩尼教、景教文献与两种宗教传播史的新探索，还有利用敦煌文书对祆教在中国流传的进一步阐述。在科技史方面，有对敦煌天文历法写卷和印本的全面整理，对于敦煌“具注历”的一些原理做了分析，特别是医理著作和本草方书得到了反复整理和解说，其他如纸张、印刷术等方面，也有新的进步。由于敦煌文献包含三教九流，利用敦煌文献的研究著作也包罗万象，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可以说在以汉文文献为依据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处在国际敦煌学的前列，而在各种民族语言文献方面，或者在宗教研究方面，则与国外同行各有千秋，成果交相辉映。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敦煌石窟近水楼台，在石窟考古和壁画美术史研究方面，必然作出应有贡献。宿白倡导的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石窟，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率先推出成果，除了他本人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还有马世长《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以及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执笔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对于石窟壁画内容的研究，则有敦煌研究院的各位学者对尊像图、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及各种图案的细致研究，远远超出日本学者《敦煌画之研究》的范围。同时，敦煌石窟也对国内外学者开放，因此产生一大批以敦煌石窟壁画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应特别提到的是，敦煌石窟的技术保护也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贡献。 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这处汉代驿传遗址中，发现了两万多枚有字的简牍，年代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学者们就其中汉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书、簿籍以及信札、日书、历谱、医方等，特别是有关驿站管理、使者过所和乘传、招待往来西域各国客使的账簿做了仔细的研究，对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作出独到贡献。这批材料的最终公布，必将带动敦煌学有关汉代和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铆足劲与国际同行争高低，因此有关研究论著往往越精深越好，而有关敦煌的普及通识著作比较匮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曾组织学者编写《敦煌学大辞典》，但其辞书性质不便于阅读，作为高校教材的《敦煌学十八讲》却吸引了许多读者。为此，学会又组织中青年学者，编写了一套《敦煌讲座书系》，包括敦煌历史、地理、社会、考古、艺术、文学、文献、宗教典籍、写本学等方面，雅俗共赏，其影响力超过了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编纂的《讲座敦煌》。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学，可以说成绩辉煌，同时也有需反思之处，那就是过多地依赖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时，忘记思考新问题。事实上，在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新学科、新理论、新视角、新问题，如胡语与汉语文献的不同记载和民族认同，各种宗教汇聚一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妇女与性别视角下的敦煌社会，大量写本医书反映的医疗社会，敦煌写本和敦煌石窟如何表现丝绸之路，等等。在今天学术界关注的社会史、医疗史、性别史、书籍史、丝绸之路学方面，敦煌学应当为这些跨学科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