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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海洋史研究 主持人语 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多注重陆地上人类的活动，并依此构建起学科框架。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了重大发展。一些史学工作者把海洋当作与陆地相平行的舞台，以海洋为中心展开研究，为解读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期文章分别选取地中海、东亚海域、印度洋三地，梳理了国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深入思考海洋史的研究方法及其与全球史的关联，利用新史料拓展了历史认识，反映了海洋史研究的趋势。 “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两种不同的治史路径 作者：夏继果 英国历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在2000年出版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地中海史研究，分别为“在地中海的历史”与“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对于两者的区别，书中有两处较为明确的说明，“前者不需要涵盖一个广阔的区域、漫长的时段或宏大的主题，并且仅仅偶然地或间接地同其地理舞台相关；相比之下，书写属于地中海的历史的前提是理解其整个环境，而作为考察对象的环境乃是种种人文与物质要素复杂互动的产物，并不仅仅是地理背景或一系列永不变更的限制条件”；“我们已数次区分了在地中海的历史与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就前者而言，它在地中海纯属偶然，也并非在全地中海范围内展开，视之为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宏观历史中的一部分也许更为合适，而要理解后者，确立一种明确的地方感、进行地中海范围的比较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霍登和珀塞尔的论述，大致可以这样来区分“在地中海的历史”与“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前者与具体的历史舞台、与广阔的地中海区域其实没有什么关联，仅仅是发生在地中海区域的某个地方而已；后者注重人与自然的互动所塑造的环境及其历史演变，并且从整体上来理解地中海的历史发展，可谓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堕落之海》所研究的正是这种“属于地中海的历史”。作者并没有专辟章节讲述地中海的政治、社会、经济或宗教史，而是把传统的“在地中海的历史”纳入微观生态的研究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它关注“连通性”这一海洋的本质属性，从地中海区域互通有无的角度论述各微观生态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说明地中海的整体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史作为一种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民族国家范式、大陆范式和文明范式，因此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地中海史研究尤其如此。霍登和珀塞尔于2006年发表《地中海与“新海洋学”》一文，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和‘在地中海的历史’仍是一个有用的二分法”。霍登和珀塞尔对于两种地中海史研究的区分给许多西方学者带来一种方法论的自觉，由供职于美国大学的西班牙史学者米歇尔·M.汉密尔顿和努里亚·西列拉斯—费尔南德斯主编、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更是旗帜鲜明地以此作为标题——《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伊比利亚研究》。编者在导言中指出，本书试图为伊比利亚研究提供一个宽广的地中海框架。从大约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商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建立商业据点开始，半岛始终是地中海世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明显，所有伊比利亚文化和历史都可定义为“在地中海”，然而，“本书的目的在于思考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及其居民来说，作为地中海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即把西班牙文化视为“属于地中海”而不是“在地中海”。 可以从以下方面解读编者的这种学术追求。首先，把伊比利亚半岛视为地中海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半岛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联系，研究贸易、教育中心与网络，朝圣路线，思想和文化习俗的流动是如何把伊比利亚与地中海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深入挖掘地中海史中与伊比利亚有关的方方面面。其次，在上述前提下聚焦伊比利亚半岛，关注从古至今生活在半岛或者途经半岛的人们是如何生产其丰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具体而言，这种伊比利亚研究关注生活在半岛的区域性的、语言的、种族—宗教的群体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以及生活在伊比利亚诸王国的说写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拉丁语等语言的人们，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例外论的思维模式，把伊比利亚研究变成一个地中海课题。再次，所有学术研究都使用概念范畴。对于研究同一个现象，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范畴和视角。伊比利亚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地中海的一部分，“把伊比利亚研究放到地中海的台灯或阳光之下，将会进一步照亮我们学科的智识景观”。 编入该书的第一篇论文由美国地中海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布莱恩·A.凯特罗斯撰写。该文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关系这一角度具体探讨中世纪“西班牙”与地中海的关系。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徒、拜占庭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生活在同样的空间，常常是同一个统治者的臣民。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相互依赖，再加上共同的宗教—文化定位（亚伯拉罕宗教），形成一种催化剂，推动政治和社会调适、文化适应，从而构成竞争和冲突的基本框架，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方因而有着类似的发展。伊比利亚半岛也不例外。公元前后，犹太商人和旅行家沿着腓尼基人贸易殖民的路线，流散到伊比利亚半岛。从711年起，穆斯林征服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国，从而形成三大宗教群体共栖伊比利亚的局面，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性成为半岛中世纪历史发展的常态。但是，传统史学却认为这里存在着以基督教为特征的“西班牙”主流文化，是现代西班牙民族国家的源头。这是典型的从现实反推历史的研究方式，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相矛盾。总之，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三者的关系来看，中世纪的伊比利亚绝非一个孤立的例外，可以被纳入地中海的历史框架之中。 霍登和珀塞尔对于地中海史研究进行区分，倡导研究“属于地中海的历史”，其典型特征是从地中海的具体场景出发，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微观生态的形成，进而关注因“连通性”而形成的地中海历史的整体性。《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充分肯定了霍登和珀塞尔的这种区分，注重从地中海的视角来审视伊比利亚历史发展，所看到的是多元文化共存这一属于地中海、在伊比利亚半岛有更明确体现的共同现象，对传统的“再征服运动”思路下的西班牙历史研究形成巨大冲击。可以说，《在地中海与属于地中海》丰富了“属于地中海的历史”的内涵。 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海洋史、全球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全球史研究关注跨越边界的历史进程，海洋史因其通达性而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天然素材。关注流动、交换等跨界进程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宏观和大规模的研究，可以从具体的微观现象入手，思考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形成。依据这种对于关联和社会结构的判断，重新认识某些限定空间的历史发展，一种新的历史景观也许就会呈现出来，近年来兴起的地中海视野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就是典型例证。从“属于”而非“在”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区域、洲际、全球的内在历史发展，既可以丰富历史研究的内涵，又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碎片化”研究的缺陷。 （作者：夏继果，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东亚海域古沉船发现货币及相关问题 作者：李庆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海域发现公元7世纪以后的古代沉船超过四十艘，大多来自濒海国家或擅长航海贸易的岛国，例如古代阿拉伯、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近世欧洲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沉船出水大量珍贵的贸易商货，不同材质的各国货币也时有发现，有些沉船出水货币数量巨大。 这些货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贵金属货币，包括金银铸币、金块、金锭、金叶、银锭、碎银等。年代较早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I号沉船、大航海时代的圣迭戈号沉船、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等均有古代货币出水，数量多寡不等。二是中国历代铜钱，不管中外沉船，多数有发现，钱币年代从秦汉至明清，以宋钱为多。三是以其他材质合金铸造的钱币，主要发现于10世纪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如曾出水过南汉国的“乾亨重宝”铅钱。 这些货币来自不同国家，承载着各国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成为见证东亚海域交流、海洋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东亚海洋贸易中，货币交换与市场流通呈现多样化、国际化特点。古代东亚各国对外贸易，或使用本国货币交易，或采用以物易物方法，也有使用外国货币。古罗马、波斯、阿拉伯的金银铸币，中国历代铜钱，以及东南亚贝币等，都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种类甚多。上述沉船考古以及东亚地区其他考古发现显示，古代东亚沉船发现最多的货币为中国历代铜钱。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也证实中国铜钱具有国际性价值，在东南亚地区长期流通，充当东亚国际贸易通用货币的角色，即使是用低劣材料铸造的南汉国“乾亨重宝”铅钱，也被东南亚国家所接受。 （二）东亚贸易对国际钱币有广泛的需求，导致中国钱币长期外流。受国际贸易与海外市场力量的影响，唐中期中国已经出现钱币外流现象，甚至引起“钱荒”，宋代更加明显。宋朝长期实施“钱禁”，但是效果不佳，律令形同具文。2014-2015年，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宋代及以前铜钱至少有15000枚。1975年，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宋元及以前铜钱多达28吨196公斤。1980年，泰国暹罗湾吞武里海域沉船出水唐宋铜钱超过10万枚，显然是海外贸易发展、铜钱外流的结果。明清时期，中国铜钱外流也相当普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南海诸岛海域打捞到铜钱多达14万枚，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最多。2010-2012年南澳I号沉船出水铜钱24586枚。越南金瓯沉船、平顺沉船等发现清代“顺治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为数也不少，说明清代钱币外流依然属于常态。 （三）东亚国家仿照中国钱制，铸造本国货币，也有直接仿制唐宋钱，在本国或国外流通。有别于以古希腊-罗马货币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铜钱是东方货币文化的代表，对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产生深远影响。越南自黎朝开始，依照唐宋铜钱规制铸造“天福元宝”铜钱，号称“南钱之始”。后黎朝“顺天元宝”“昭通元宝”及西山“光中钱”“景兴钱”等，都是仿中国钱制铸造（以仿铸“祥符元宝”居多）。资料显示，18世纪越南仿制的钱币除了早期本国流通外，还大量流往中国、柬埔寨、暹罗和南洋群岛，因此在中国和东南亚流通的“中国铜钱”，有些是唐宋真钱，有些则是越南铸造的“中国铜钱”。 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钱制亦仿中国。7世纪末，日本就仿效唐代通宝铸造了“富本钱”，8世纪更开始铸造“和同开珎”。1659-1685年间，日本设铸币厂于长崎，模仿中国旧铜钱样式，生产主要用于对外贸易的铜钱。在东南亚地区，马六甲在15世纪中期仿照中国货币铸造“柔克”锡币，一面为汉字，一面为阿拉伯文，铸有发行人或公司的名字，有的还铸有满文。在爪哇等地，麻若巴歇王朝时期（约9-16世纪）铸造铜钱和锡钱，多数是圆形方孔，状似中国钱。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侨自铸钱币，铸造“史丹裕民”“邦其兰宝”“大港公司”“何顺公司”等带汉字的方孔钱。 （四）我国古代华南民间长期存在杂用“南金”“夷钱”现象，形成杂用国际铸币与铜钱的特殊通货区。中古时期，交、广地区与东南亚贸易关系密切，文献记载晋代广州“市司用银易米”，梁代“交、广之域，全用金银为货”。被称为“南金”的国外货币不断流入广州等港口，与本地货币混杂使用。广东英德县浛洭南齐墓、曲江县南华寺、遂溪县附城边湾村南朝窖藏，均出土过一批波斯银币；与广州贸易密切相关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发现多种类型的外国金银货币，从侧面展现了岭南地区货币流通的状况。 宋代以后，越南铸造的铜钱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流通，被称为“夷钱”。清道光年间广东“行使钱文，内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两种最多，间有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大宝、嘉隆通宝，谓之‘夷钱’，掺杂使用，十居六七，潮州尤甚”。福建漳泉用“夷钱”，俱系光中、景盛、宝兴年号。宁波“小白礁I号”清道光年间沉船发现的越南“景兴钱”，粤海关博物馆收藏的一堆18串互相粘连的“明命通宝”铜钱，应该是中越贸易商船遗留下来的。 （五）大航海时代金银交易与全球贸易。16-18世纪，金银交易在全球贸易中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白银有广泛需求。日本银矿业发达，每年输出大量白银购买中国商品；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银生产也大幅增加；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金银比价差异，也使得金银交易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从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通过广州、澳门、月港贸易，将白银输入中国，转而购买丝绸、黄金，输往全球市场，赚取差价利润。西班牙人把持马尼拉与月港、美洲大陆的贸易。葡萄牙人则在17世纪40年代以前垄断澳门与长崎、马六甲、果阿至欧洲之间的贸易，西班牙人把持马尼拉与月港、美洲大陆的贸易。1635-1640年，荷兰人在台湾、巴达维亚经营转口贸易，中国黄金经由安海输往巴达维亚、暹罗、苏拉特、科罗曼德尔等地，稍后英国人也加入广州、会安等面向全球的国际性金银交易网络。在沉船考古中，圣迭戈号沉船出水了大批菲利普II-III世时期的金银币，纳斯奥号等四艘沉船出水数千枚西班牙银币，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发现125块金锭，都是当时东西方金银交易中失事沉船遗存下来的实物。 （六）外国货币输入与赋役制度变迁。对外贸易与国际货币流通，对相关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室町战国时代商品生产、流通非常活跃，被称为“货币经济时代”，除了流通官铸的优质皇朝十二钱与私铸的各种劣质恶钱外，还有从中国输入的宫膏古钱（宋钱）、渡唐钱（洪武、永乐、宣德钱）及私铸京钱。中国铜钱在日本颇受欢迎，永乐钱在室町时代“贯高制”下充当耕地年贡纳钱的标准通货，在近世日本赋役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航海时代日本、北美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逐渐取代铜钱成为合法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东南沿海地租形态出现货币化现象。嘉靖、万历间，广东、福建深化“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以白银折纳是一项重要内容。嘉靖年间，广东各府徭役，包括银差、力差、解户、均平诸项，皆以银两计算缴纳。白银在明朝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引起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迁，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之为16世纪以降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变化之一”。19世纪20年代白银流通仍在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在古代东亚海域交往中，作为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同时具有储藏功能的各国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媒介，并在相关国家的某些地区流通起来，东亚海陆交通沿线出现大大小小的杂用国际货币的“特殊通货区”，这些交通线路被称为“白银之路”或“货币之路”。在海洋“货币之路”上，沉船考古发现为探索东亚海洋贸易与货币流通提供了独特的视域和难得的史料，有助于拓展深化唐宋中国社会变迁、东亚海域交流与互动、全球近代化进程与区域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作者：李庆新，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印度洋史书写的新趋势 作者：朱明 印度洋是连结东西方的重要海上走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我们对它的认知大都通过陆上国家，以及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但对于海洋本身却鲜有了解。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在印度洋投资建设了瓜达尔、皎漂、巴加莫约等港口，与非洲的合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印度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国际史学界的目光也正向这里聚焦。 印度洋史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中叶。受传统欧洲学术的影响，学术界一般从欧洲扩张的角度考察印度洋。印度洋被视作地中海东段的延伸，它的历史主要是从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启，伴随着欧洲商品和资本的入侵而展开。无论是布罗代尔，还是沃勒斯坦，都将这里作为依附于欧洲的边缘区域进行研究。 到20世纪后期，学术界开始重视印度洋本身的整体历史。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受布罗代尔的影响，学者们将印度洋称为“亚洲的地中海”。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仿照年鉴学派，注重经济和贸易方面，尤其对印度洋上的商人网络和香料贸易产生兴趣，同时也对早期在此竞逐的欧洲帝国加以研究，并且关注到亚洲本地商人对此的回应。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还是采用西方殖民扩张的框架，将印度洋视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被动接受者，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亚洲本土的能动作用，将印度洋视作季风影响下的整体区域。这些研究多是欧洲学者与亚洲学者合作，其中印度（裔）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如K·N.乔杜里和一直活跃在学术界最前沿的S.苏布拉曼亚姆。 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洋的历史书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其一，传统的经济贸易史依然延续，但是更加多样的商品受到关注，且被置于更广阔的全球网络当中进行研究。除了香料、贵金属外，棉布、食品等大宗贸易构成了印度洋贸易的主角，弥补了过去专注于香料等奢侈品贸易的不足。如关于棉布的研究，2015年的两本新著《棉的全球史》和《棉花帝国》都强调了印度洋作为棉布流通的重要渠道。前书的作者还编撰了《纺织的世界》（2012）和《印度何以衣披天下》（2013），对印度洋区域历史上的棉纺织业生产和贸易予以高度重视。这一转变使我们对棉纺织业的认识从过去专注于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转向印度洋区域。 此外，全球史的流行也推动了将印度洋置于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的学术研究，考察印度洋区域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联系，实际上是对亚洲经济兴起进行历史维度的重新审视。近年来，英国的劳特利奇、帕尔格雷夫等出版社都组织出版了关于印度洋史的系列著作，体现了很强的问题意识和全球视角。其中，德国学者萧婷主编的两卷本《印度洋世界的早期全球联系》将面世，可谓最新力作。 其二，印度洋的移民和劳工问题受到关注。在印度洋各个地区和港口，早期有许多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欧洲人到来后，开始在这里建立蔗糖、咖啡等种植园，引进奴役性劳工，这促使印度洋在语言、种族和文化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有些迁徙人群在所到国家取得成功，但也造成了少数族裔的问题，构成了当下许多矛盾的源头。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利特在《穿越孟加拉湾》中从历史维度追踪了孟加拉湾的人员流动和生态变迁。18、19世纪，英帝国将孟加拉湾东部作为“边疆”进行开发，对人力的需求带动了南印度的劳工向孟加拉湾东部迁移，成为种植园中的契约劳工。二战以后，孟加拉湾自由流动结束，英帝国逐渐解体，新兴的民族国家如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开始划定边界，排斥移民。随着边界的确定和公民身份的确定，出现了少数族裔的问题。这些被视作“帝国的孤儿”的人群曾经在大流动时代往来于孟加拉湾两岸，但是在民族国家化的时代却成为被抛弃的人群。如吉大港的阿拉干佛教徒社群、缅甸若开邦的孟加拉穆斯林社群、锡兰的泰米尔人，都成为民族国家内部一直延续至今的少数族裔问题。这些对移民、劳工的历时性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印度洋区域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 其三，印度洋的环境变迁受到重视。印度洋曾经深受西方殖民影响，西方殖民者对资源的掠夺给这一区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去殖民化之后，新生的民族国家依然进行竞争性的能源开采和涸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生产，加剧了该地区的环境问题。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海啸、地震、火山爆发、全球变暖等问题也更多地吸引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关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迈克尔·皮尔逊写于2003年的《印度洋史》提到了经济全球化以及生态环境变迁对印度洋周边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涉及移民、劳工、交通运输、渔业、污染等方面。作者将印度洋史作为“海洋中的历史”进行研究，虽然也是历时性叙述，但更加关注这片海域上的活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苏尼尔·阿姆利特的《穿越孟加拉湾》亦关注生态问题。英帝国时缅甸被大规模开发，成为向英属印度供应粮食的重要地带，这对孟加拉湾地区的政治地缘和生态环境都产生很大影响。二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粮食自给自足，孟加拉湾东岸摆脱了粮食出口地的身份，转向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给整个印度洋区域都带来了生态挑战，滥捕滥捞、使用农药、过度开采石油等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每年都会有大量垃圾从陆地排入海洋。大坝的建造也对河流入海口造成破坏，导致生态危机愈益严重。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与季风结合，将产生更大的灾难，甚至促成“气候移民”，从而给国家安全带来难题。 在方法论上，当下的印度洋史书写有以下特点。 首先，强调跨区域性。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位，即便区域研究兴起以后，也以陆地和海洋的地缘关系作为研究目标。但海洋体现了很强的流动性，且没有中心，这就对以往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以海洋为中心的书写实现了从“海洋的历史”向“海洋中的历史”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印度洋史的研究鲜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从区域进入印度洋史的研究愈加普遍，而且跨区域研究开始兴起。其中，对中世纪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商业贸易、近代早期的欧洲殖民时期至二战以前的英帝国时代研究得较多。当然，印度洋的特定区域、民族国家与印度洋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其次，体现跨学科性。近年来的印度洋史研究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加入，他们关注更细微、更具体的人和物的流动，注重实地的田野考察，对移民和商品的关注和追踪甚至跨越整个印度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历史学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当然，其田野调查亦需要历史维度的考察，需要回溯历史以寻找现状的根源，这就为印度洋史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萧凤霞组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完成的三卷本《亚洲内外》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合作研究的典范。随着对印度洋上文化交流、物种传播、环境变迁的重视，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跨界合作。 最后，强调现实关怀。进入21世纪以后，贸易、能源、移民、环境、全球化等议题被更深入地研究，再加上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问题的关注，印度洋史与现实研究紧密结合。此外，还有诸如殖民帝国、民族国家、利益集团、全球治理、地缘战略这样的现实问题有待研究。 总而言之，印度洋史是一个新近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可以从国际史学界获得启发，做出具有解释力和前瞻性的成果，进而书写出中国视角的印度洋史。 （作者：朱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