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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线装古籍这一先贤精神财富的物质载体，我们负有传承和保护的双重责任。虽然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在现实中却常常表现为使用与保护的冲突。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们切身经历了公共图书馆和单位图书馆古籍阅览规定日益严格的过程。先是古籍普查，然后是提善、放宽善本书的尺度，限制复印和拍摄，提高善本拍摄和复制的底本费，等等。不可否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古籍影印出版已有长足的进展。《四库全书》系列和《四部丛刊》系列都影印了大量古籍，使许多传本稀少、以前很难看到的珍本流通于世，大大方便了文史研究者，极大地推动了海内外中国文史研究。不过，与此同时，阅览线装古籍的门槛也在日益加高：凡有影印本的线装书不再提供阅览，善本古籍阅览的规定和手续更加严苛，且不允许拍摄。很多时候，对线装书阅览的限制已不只是古籍保护的需要，更是出于资料封锁和垄断的动机，或更直接地说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追求。这里姑不论在全民所有制下，公共图书馆或公立大学、国家机构的图书馆是否有义务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问题，仅从保护古籍的角度说，使用也是让古籍真正获得最佳保护的前提。 首先，只有使用才能实现古籍文献保存的意义。我们知道，陶渊明虽然在南朝即被萧统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如果他的诗集没有保存下来，或仅密藏于皇家图书馆而没有流通、被世人阅读，那么诗人陶渊明就只是个没有内涵的空洞概念。是苏东坡的阅读、评论和拟作，塑造了陶渊明的诗人形象，成就了陶诗的经典地位。至今还有多少陶渊明这样的诗人被尘封在图书馆中，我们并不知道。那些传世稀少的刊本和钞本、孤本，在被人阅读之前，就如同未被演奏的乐谱，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而已。当代文学理论所以用“文本”来补充“作品”的概念，正是逐渐认清了这一简单的事实：没有进入阅读视野的书写或印刷产品，只能说是一个符号载体，还不是一个完成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本进入当代阅读，是实现其生命价值、赋予其意义的首要前提，否则古人和古代文本就不是亡于往昔，而是亡于今日了。因此，图书馆里任何造成阅读和研究障碍的规定，在我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图书馆的管理者仅仅抱着保存文献的信念，以为这是对后代负责，那就只能说是观念的迷误——一种古书，一份文献，现在有人要研究都不行，却想着留给后人研究，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减少使用，避免损坏，等日后影印出来，即可保古书无虞。中国古籍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目录，明代以前书籍都有限，清代典籍则浩瀚无边。据李灵年等和柯遇春所编两种清人别集目录的著录，清代留存的别集便在四万种以上。20多年来，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和《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所影印的只有几千种，那还是利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较为集中的资源，凭借有利条件完成的。以后再印，条件会艰难许多，什么时间能印完，实在是河清难俟。况且，出版资源有限而古籍甚夥，先印什么后印什么，也有个别择。那些钞本、稿本、孤本都不是寻常所能阅览，一旦筹划影印，就茫然不知哪些书历史、文献价值高，值得先印。 其次，只有使用才能使古籍获得最完整的保护。众所周知，宋元以前的典籍是比较容易搜罗编集的，所以宋元两代的诗文词总集很快就编成了。明清两代则不然，是故《全明诗》和《全明文》的编纂都步履维艰，《全清词》历经两代学人递主其事，劳作多年，竣工之期尚难确定，《全清诗》一直停留在口号上，《全清文》则想都无人敢想。明清两代虽然印刷业发达，文献浩繁，但版本却不入收藏家之眼，鲜有人搜罗庋藏，直到晚清才有陈田、刘承干、张寿镛、邓之诚等人留意搜求明清别集。现存两代古籍的保有量锐减，单种书籍的传世数量反不及前代书籍，访求、阅览甚为不易。现行目录多据公私书志辗转传述，著录难臻齐备。同一种书，不同版本的卷数、作品数量、序跋常有出入；甚至同一版本，因收藏者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比如《国朝诗话》的作者杨际昌，著有《澹宁斋集》，汤纪尚《槃薖文甲集》有其传记，但不载生卒年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乾隆刊本《澹宁斋集》，后附杨氏后人手跋，详述先祖生平著述，且载杨氏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嘉庆九年（1804）。这就是作者家藏本的特殊价值。又如顾图河《雄雉斋选集》，通行为康熙间刊六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熙刊本配有续集钞本一册，后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张四教手跋，云：“花田太史为教王母之从父兄，又母之世父也。昔舅氏授以此册，藏之二十余年，偶于友人家得见太史改抹手迹，盖晚年意有未安，再加审定者。借归敬临一过。太史尚有续集未梓，当合此中所收者，重锓一本。教有志焉，而未能也。”考《清人别集总目》，《雄雉斋选集》并无续集流传，此本所附续集应是未刊稿抄本，属于特殊来源的孤本。似这类特殊的版本信息，若非恰好看到，是很难知晓的。 让人遗憾的是，对使用线装书规定得越来越严，表面上看线装书会减少损坏，但很多书籍也可能从此就不见天日了。查卡片找书，与在书库里自由取阅，结果是很不一样的，以致研究人员熟悉古籍的程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本的很多图书馆，如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立命馆大学图书馆等收藏有大量线装中国古籍，读者是可以自由进出书库的，线装书包括明刊本（珍贵的古钞本除外）都可以借回研究室使用。这对图书馆并没有什么损失，但给研究者却提供了莫大的便利。这种便利对于学术发展将是很大的推动，而图书馆也必将在这种贡献中获得回报，更多地了解本馆藏书的价值，使有价值的书籍早日数字化或以其他形式复制，获得永久性的保护。 站在图书收藏单位的立场，上面的看法不会是他们乐于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但我相信，对古代典籍来说，最好的、真正的保护就是使用。从根本上说，使用的意义也高于保藏。 （作者：蒋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