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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发。旱灾、蝗灾、地震接踵而来。瘟疫一触而发。157年（汉桓帝永寿三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5648.6万；到了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一百余年间，人口跌至1616.3万，简直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 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频繁发生的瘟疫。仅在公元196年—220年（汉献帝建安年间），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瘟疫就发生了5次：196年（建安元年），北方大面积暴发瘟疫；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荆州遇瘟疫，“吏士多死”；215年（建安二十年），孙权征合肥遇瘟疫，“吴疾疫”；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江淮流域大疫；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江东地区大疫。 当时，南阳郡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有一个张姓家族，全族总人口有200多，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2/3的人身亡，其中死于传染病伤寒的占70%。将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这个家族里一名叫张机的人。张机，字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瘟疫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总称，人们称这种病为“温病”“热病”“伤寒”。 张仲景原本已被举为孝廉，仕途前景一片光明。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过察举，推荐在孝与廉方面表现突出的人来做官。这个机会相当宝贵，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只能推荐1人，20万人口以下的每2年推荐1人，全国每年只有数十人有幸得到这个机会。 然而，目睹身边的人连遭不幸，张仲景立志从医，拜本郡名医张伯祖为师，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医术。他在医学方面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医术逐渐超过了老师。他的主攻方向就是瘟疫，取得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的经验。《襄阳府志》记载：“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一个人本事再大，在大规模疫病面前也是杯水车薪，懂得瘟疫防控与治疗的医生越多，老百姓的生命才越有保障。为此，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张仲景将各种“伤寒”分为6大病种，并根据其临床上的不同表现再逐一细分，针对每种病分别给出治疗手段和药方。《伤寒杂病论》中载有方剂113个，张仲景的另一部医学著作《金匮要略》中载有方剂262个，除去两书重复之处，实收方剂269个，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使用。如白头翁汤：治疗痢疾；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肺炎；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症；炙甘草汤：治疗心律不齐…… 不仅如此，《伤寒杂病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制定了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这种先“辨证”再“施治”的方法一直被后世中医所推崇。 更值得后人钦佩的是，在担任长沙郡太守期间，张仲景每天要处理很多公务，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他仍坚持给百姓看病。平时还好，瘟疫流行时，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医无门，张仲景想了个办法——每个月留出固定时间，官府衙门不处理其它公务，让百姓进来看病，诊断、治疗的地方就设在官府大堂上。 由此，张仲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坐堂医”。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