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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河南邓州 许满贵 上世纪70年代邓州高集乡出土一方金代军印。铜质，橛钮，印面呈正方形（图1），通高4.7厘米，边长6.6厘米（一寸六分），印台厚1.5厘米，印面阳刻九叠篆书“义军提控之印”（图2），印台边款阴刻楷书“义军提控之印”（图3）。此印字体平直规整，转折多呈直角，与宋印九叠篆圆抟篆法不同，是研究金印风格的佐证。 “义军”，古代统治阶级或民间临时组合起来的部队。始自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用青巾裹头，以示与其他军队相区别的新突起义军。后历代国难当头、政权更迭，民间皆有“义军”突起。“提控”，即掌管、提辖、控制、总领之意。“提控”之官职始置于宋，金代设置极广，文武官职中如内侍局掌正位阁门之禁，其下设“顺义位提控”、“太师位提控”、“报恩寺提控”等。《宣宗本纪上》：贞祐四年二月“命参知政事李革为修奉太庙使，礼部尚书张行信提控修奉社稷。”金代末年，战争频繁，招募士兵，扩编军队，提控武官增多。《金史·百官志》：“金四方馆属兵部，掌提控诸路驿舍驿马及陈设器皿等事”，记述金与蒙古、宋、西夏作战，对提控武官多有记载。招募义军在《金史》卷四十四《禁军之制》有载：金宣宗“元光间（1222—1223），时招义军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也。然之外设一总领提控，故时皆称元帅为总领云。”已出土发现的有“总领提控之印”、“都提控之印”、“副提控之印”、“兵马都提控官印”、“义军提控玄字号之印”、“提控之印”，有特派征募扩编统领军队的“宣差提控之印”等，而“义军提控之印”仅发现两枚。 金国在立国之初，主要使用宋、辽旧印。《金史·百官志·印制》：“百官之印，天会六年（1128）始诏给诸司”官印，“其前所带印记无问有无新给，悉上送官”。但此诏书并未能得到很好贯彻，还存在“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所以，在正隆元年（1156）又作了一次整顿，“遂定制（纽制、大小、重量），令礼部更铸”，统一管理。金印的大小与官品成正比，官越大，印面就越大。稽《金史·百官志·印制》：金代每品官官印边长的等级差为半分，如“一品官印，印边长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二品官印，印边长方一寸六分，金镀铜，重二十六两。三品官印，方一寸五分半，铜，重二十四两。”实物的尺寸可能比记载要大，但官高印大都与记载一致。而宋印以叠篆的叠数显示官品等级差别，如“勾学公事印”用七叠，承受差委印仅六叠，“都统之印”、“万户之印”为十叠。金印文字体均属方折形九叠篆，与宋印圆抟篆法不同。印文依字之多寡，分两行或三行排列，每行字数相同，排列对称，印面显得整齐利落，绝无宋印那种密不透风的布局。金印印文刻凿较浅，与字沟很深的唐、宋、辽印更迥然不同。 金印背款多刻铸造年月及铸造机构，但宋印背款铸造机构下均加一“铸”字，如“少府监铸”，而金印则加一“造”字，如“礼部造”，两者用字不同。金印中有的背款不刻铸造年月和机构，而刻千字文编号和印文的楷书对译，如“勾当公事月字号印”，这种排号方法并将编号刻于印中是从金开始的；“泰和八年闰四月，敕殿前都点检司，依总管府例铸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为号，如本司差人则给之”，且刻款内容也是宋印所无。 金印还开创了印边刻款的形式，边款内容一般都是印文的楷书对译，个别印章刻女真文，还有的刻印文官名的上级隶属机构，如“哥扎宋哥屯谋克印”，边款刻“系宋哥屯猛安下”。后两种边款內容仅见于谋克印。金晚期，印款减少或无一字款。邓州博物馆收藏的这方铜印，无纪年款、铸造机构，印鉴左边“军”字有铸瘤，印边未修凿，冖下“车”字橫道短缺，为“急就章”印罕见。从其形制、尺寸、印文分析，该印章应为金晚期二品义军领兵官印印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