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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萨缪尔·摩尔斯发明了电报，于1837年在美国取得专利。此后，电报技术发展迅速，很快运用到各行业。19世纪的国际外交活动领域中，电报促使各国的外交权力集中，大大便利了列强的殖民扩张。如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善后会议上，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就利用电报遥控与会代表的谈判，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晚清政府已经卷入世界，电报也很快影响到了晚清政府的外交。 洋务运动中，电报事业受制于人，发展滞后。在西方列强扩张的背景下，“办洋务”为晚清外交转型最重要内容之一。船舰利炮曾经让清政府吃尽苦头，相对开明的洋务派主张引进国外新技术。但因为西方列强垄断了电报技术，再加上时人的科学知识水平有限，使得洋务派开始也无法理解电报技术的重要性。当时，电报属于前沿的通信技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俄国背景）、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美国太平洋电报公司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的电报市场，中国社会对这项技术的应用陌生而滞后。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地要求在中国建电报线路，不断游说清朝政府。清政府虽然知道电报比传统的驿传通讯更为迅速，但一方面清政府害怕这会改变原有驿传网络而造成权力旁落，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对电报的高度垄断也使清政府深怀戒备。保守派认为，“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洋务派也忧心忡忡，往往从经济角度反对引进电报。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上书朝廷，认为洋人办电报对中国固有经济不利，“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除此之外，在守旧观念和低下科学认识水平的影响下，保守势力往往以“破坏风水”为由加以反对，致使电报技术引进几经波折。 导致清政府勉强同意外商电报网络建设的原因还是列强的外部压力。同治四年，上海利富洋行未经同意就在浦东树立了两百根电话线杆，这是电报线路首次落地中国。但并未使用就被上海民众拔除，引发了中外纠纷。此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同意通商口岸开设电缆，但是仅限于沿海，采取的政策是“中国沿海内洋，可听其在水底安放，惟线端仍不得上岸”。 同治十年四月，香港到上海的电报海线开通，把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各通商口岸连接在一起。至十一月，所有海线系统和连接西伯利亚陆线的工程全部完成，中国被纳入世界电报通讯网络之中，但并没有开通内部线路，形成了“内外有别”的特殊通讯状况。清政府一再担心电报不能“操之在我”，以为仅在通商口岸开通电报，就能有效减少新技术带来的冲击。然而列强垄断的电报网络，很快就使得清政府处处被动。 清政府未能较好地应用电报技术，加剧了其外交劣势，导致其对外事务的失败。不断加深的边疆危机，使得清政府的外交模式被迫向近代外交转型。在这期间，“内外有别”的通讯状况，极大地影响了清朝早期近代外交的面貌。咸丰十一年（1861），清政府正式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中国近代外交的发端，恰恰也是电报开始连接全球的时代。执政中枢权力的慈禧太后却并不愿意放弃由军机处掌管军国大事的旧体制，而是由军机大臣兼领总理衙门来执掌外交权力。总理衙门由于办理洋务，运用电报技术的热情远远高于利用旧有的驿传系统。但事关机要的情报信息，却只能电传至总理衙门，再由其“严密封送军机处呈进”。多此一举的制度，导致一度出现了“电报不能迅达天听，译署不能参预戎谋”的情况。特殊的制度安排，使得中枢既不愿意，也迟迟无法直接运用电报。 与此相比，日本虽然几乎同时被纳入世界电报通讯网络之中，但是日本政府建设内部电报网络的积极性大大超过清政府。同治十二年，东京到长崎的电报业务开通。日本政府积极主动地建设东京延伸到各个港口的线路，而不像清政府采取把内陆和港口“隔绝”的政策。 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当时日本海军实力有限，但因为日本应用电报技术，在军事和外交上占尽先机。日本侵台事件中，长崎是当时日本电报业务的中心，也是日本侵台指挥中心。根据当年电报来往译文测算，长崎收到东京、厦门、上海翻译处理后的电报信息只需三个小时左右。而当时从北京向上海传递信息，需依靠轮船从天津代传，至少需要一周。这种悬殊的信息通讯能力，使得清政府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中极为被动。日本的军事行动因电报而全球皆知，清政府却一无所知。由于情报滞后，事件发生时，李鸿章甚至都不相信日本有侵台举动。 这起事件很快让清政府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迫使其放弃原有的“隔绝”政策。事件平息后，沈葆桢在治台策略中提出“通消息”，要求铺设由福州经厦门至台湾的“水陆电线”。但这项计划并不顺利，大北电报公司擅设福厦电线，旋为附近居民拆毁。直到光绪三年（1877），全长95里（从今日的台南到高雄）的台湾电报线才完工，但仅为短途军用电报线路。 “内轻外重”局面下电报技术的应用，导致清政府中枢的外交权力呈现流失的现象。电报线路的滞后发展，使得清政府不仅对外事务失利，而且加剧了其外交体制的弊病。地方督抚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享了不少中央权力，造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许多外交事务原应由中枢执掌，却往往由地方政府办理，形成了晚清独特的督抚外交现象。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地方督抚比中枢更早意识到电报的威力。在电报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地方督抚对电报线路的热情远远高于中枢。 光绪元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建船政学堂开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聘请大北电报公司代为训练电报技术人员。光绪六年十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被看作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光绪十年，电报线接入京城，实现了中枢与各地连接。这与日本相比晚了十多年。 这项迟到的技术很快引发了建设的热潮，各地争相举办，但电报线路的建设大多各为其政，缺少统一的规划。因此，清政府不仅丧失了利用电报网络收回地方督抚外交权力的契机，反而造成地方督抚利用电报网络加强自办外交能力的局面。其中，八国联军侵华时东南各省督抚通过电报技术形成的政治关系网络影响最大。当时，掌握着电报通信主导权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以上海电报总局为中心，沟通中外。又因为义和团破坏华北电报线路，导致中枢与地方联络不畅，以致盛宣怀甚至可以借此状况严令各电报局封锁宣战“谕旨”。在此事件中，各地督抚采用电报的方式相互联络，甚至直接沟通外国势力，置中枢于不顾。电报技术促成了督抚们临时的政治结盟，推动形成了“东南互保”。此时，盛宣怀不过三品官员，能从中牵线策划，与他掌握电报通讯是密不可分的。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掌控电报通讯的重要性，试图采用这项迟到的技术加强中央集权。光绪二十八年起，清政府开始逐步将电报事业收归国有，“各国电线，多归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讯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当收回”。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企图加强中枢对电报网络的控制。但是力有未逮，数年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晚清外交由传统而至现代，呈现被动革新的特点。从电报技术在外交领域的应用来看，制度革新有诸多制约因素，如西方列强的技术垄断、昂贵的建设费用等，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还是观念守旧。清政府不但错过了主动发展电报的先机，在被迫发展电报线路后，又出现了内外有别、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不仅没有加强中枢的外交集权，反而造成外交权流失。近代技术革新，更新替代速度之快常常超乎想象。制度革新速度如果跟不上技术更新节奏，陷入被动挨打也就在所难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