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沫若的数年日本学医经历，是其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的生命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知识体系建构与个性气质养成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其时的郭沫若，不仅与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互通声气，而且以诗文、以刊物、以社团、以行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引人瞩目的“弄潮儿”。郭沫若的医学知识看似与新文化运动没有什么关联，实则彼此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吸引不仅一度中断郭沫若学医的过程，也影响其学习的效果；而所学医学知识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郭沫若的思维和行动，也影响其文学创作，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而多样的表现。 但是，也许是因为在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球形天才”郭沫若并没有走上医学之路，因为郭沫若的众多头衔里面没有“医生”的位置，学界对于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文学表现问题，医学知识怎样影响其文学创作的问题，较少进行专门的梳理与具体的论述。[②]事实上，郭沫若本人并没有忘怀其学医经历与医学知识，而是在著述中不时提及自己“学过医”，多次声明“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并且对自己的医学知识表现得相当自信。 具体而言，郭沫若对自己“学过医”的表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数的“我”学过医，一种是复数的“我们”学过医。前者如“大约也因为经验还不充足的原故吧，以我学过医而且自己收生过四五个儿女的人看来，他所描写的产褥情形，便不够真实”，[③]“你怕还是多休息一下的好吧？我把我学过医的意识发抒出来了：我相信你的身子一定还是到处都在痛”，[④]“但我以学过医的经验来替他检验过，他的瞳孔反应是存在的，眼睛闭了依然能够站稳，并没有具备脊髄痨的征候”[⑤]等。也许是为了强调自己青年时代日本学医的特殊经历，郭沫若还喜欢在“我”后面加上“自己”，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所收文字中，一句“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就先后至少出现了四次。[⑥]一是《归去来》之《前线归来》的“这打药针的话，听起来有点象神话。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这样的事情在医学书上不曾见过，论理也不会有”，[⑦]二是《汪精卫进了坟墓》之“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我对于汪始终是怀着这样的见解”，[⑧]三是《赞天地之化育》之“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我对于现代医学十分敬重，我觉得这是对于人类幸福最有直接贡献的一种科学”，[⑨]四是《死的拖着活的》之“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对于这项消息感着极大的关心”。[⑩]至于《痈》之“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这不用说更增长了我的忧郁。为着一个小疖子而丢命，当然谁也不会心甘”[11]与同样出自《死的拖着活的》的“我自己是专门学过医的人，关于这一道我比较知道得清楚”[12]也是类似的表达。省略“的人”越发简明，补充“专门”则更显强调。即使是在日记这种特殊的文体之中，郭沫若也多次自然而然地写下“学过医”的特殊身份及相应际遇。比如《苏联记行》之1945年6月28日日记有“我是学过医的人，对于巴甫洛夫的研究很感兴趣，很乐意去参加这一项的参观……”，随后的7月9日日记又有“负卫生行政的责任者瓦西列维奇博士，他听说我学过医，便和我特别亲密，一面为我陈述既往，一面又为我指示目前，可惜他所说的我不能够一一记忆”[13]等。 后者如与《北伐途次》相关内容近似的小说《宾阳门外》写纪德甫之死，有“这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灼热的眼泪顿时在我眼眶里鼓荡了起来”；[14]自传《创造十年》第十一节讥刺胡适，有“……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来比疟病还平常的人,而在我们学过医的人看来，梅毒患者和疟疾患者也是一视同仁的，倒没有甚么名誉不名誉”。[15]评论《关于曹禺的<雷雨>》有“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就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16]杂文《盲肠炎》有“我们学过医学的人通常容易遇见的病症，有所谓盲肠炎的”，[17]杂文《死的拖着活的》有“其实这所谓‘欲作科学上的实际研究’也并不会是怎样艰深的研究，汤教授的要求在我们学过医的人看来只是想得些人骨头的标本而已”[18]等等。不难看出，一篇《死的拖着活的》竟然三次出现“学过医”相关表达，两次单数的“我”学过医，一次是复数的“我们”学过医，其出现频率应当是郭沫若单篇文字中最高的。这固然与其所谈内容：由《新华日报》报道的福建省立医学院教授为科学研究发掘公冢被起诉的消息论及埋葬方式改革、医药的改进、医与药的界限等问题有关，但也不失为讨论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文学表现问题的一个好例。 通过以上简单的文字列举，我们可以对郭沫若作品提及自己“学过医”的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确信其对学医经历的确难以忘怀，对医学知识也真是无法割舍。至于郭沫若对自己的医学知识的自信，也可以引两处郭沫若自己的话作为例子。一是《我的学生时代》之“我把医学的课程是学完了的。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毕的业，从此便和学生生活告了别。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底”，[19]二是《赞天地之化育》之“我虽然学医没有学成，从前的一些梦想没有实现，但我是尊重医学的，我是了解医学的。我的关于医学方面的知识，比我所知道的其他方面的东西,都要有根底些”。[20]不管是将“医学知识”与“文学知识”进行比较，还是将“医学方面的知识”与“其他方面的东西”权衡，都是“医学”更胜一筹，更有底气，足见医学科班出身的郭沫若对自己所受专业熏陶的把握和信心。 当受过专业医学知识训练并对这些知识掌握程度相当自信的郭沫若走在文学道路上的时候，会怎样或隐或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这些内化入自己血脉和灵魂的医学知识呢？虽然从前文所引内容已可以初见端倪，但更多的爬梳和讨论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当我们带着寻找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之文学创作表现的研究设想重新翻阅其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一个以前可能不够注意的丰富多彩的文本世界，里面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疾病与疗法，飘荡着林林总总的药品和术语，还有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与相关典故传奇，以及对学医过程的深情回顾、为医学进展的热烈欢呼……为了论说的方便，姑且将这个整体的浑然的隐秘世界策略性地按体裁分为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个板块进行讨论，以抛砖引玉，并就正于方家。 一、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与诗歌创作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虽然没有像臧克家那样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但其诗歌创作也是呈现出新诗旧诗兼顾和共存的格局，只是有的时期稍有侧重而已，所以也可以分为新诗和旧诗两种类型。 也许是由于旧诗在文辞、格律方面的限制，郭沫若旧诗创作中关联其医学知识背景的并不多。有的还比较隐晦。[21]这里举三首比较明显的旧诗为例略作讨论。（一）《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其二）。[22]此诗首联“中原满目尽疮痍，愧我当年亦学医”放眼中原，落笔灾难，出人意料地在旧诗中写入自己的学医经历与无能为力的愧疚；颔联“破阵有人成废疾，临床无术济艰危”进一步写出医生面对战争对同类的伤害却救济乏术的可悲现实；颈联“悠悠报国平生志，易易成家白话诗”对仗工稳，自悔早年医学报国志向的落空，自谦而今以白话诗成名是容易之事；尾联“无那五根清听缈，活人空自慕黄岐”点明自己因耳疾重听而不得不放弃医学的无奈，引入相传精于医术的黄帝和歧伯典故，表达羡慕之情，越发显示出自己不能行医济人的愧痛。 （二）《求仁得仁者》。[23]此诗小序“闻云南有女医在霍乱防疫中殉职，失其姓名，赋此以歌咏之”已点明郭沫若的写作缘起。而女医生的遭际之所以能够打动郭沫若，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应该就是其学医经历。所谓惺惺相惜，或者前文引述过的“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对于这项消息感着极大的关心”，也是人之常情。其中“寇氛入南甸，霍乱复相循。烈疫良可畏，敌焰猛于菌。医药不易得，先人后此身”几句，既有疾病的名称，又有疾病的猛烈态势，还有缺医少药的艰难与女医生先人后己，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美德。其中对疾病“烈”态势的判断与女医因秉持医生“先人后己”的操守而殉职的想象，可以说都和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不无关系。 （三）《断手再植》（满江红）。[24]此作在1963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时的小序“上海机床钢模厂工人王存柏同志，右手腕部被机器完全轧断。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陈中伟、外科副主任钱允庆等同志，及时施行手术，将断手接好，已能书写，能动作。喜而赋此”已经交代了创作的缘由与情感的取向。诗作上阕为“断腕还原，/新奇迹/传来上海。/重植后，/能书能用，/无多滞碍。/扁鹊换心存幻想，/华佗刮骨输光彩。/问何为/着手果成春/歆中外？”。不仅写出了上海医生“断腕还原”的医学“新奇迹”，而且运用了“扁鹊换心”“华佗刮骨”等传统名医典故。特别是郭沫若自己的注释“四十年前我在学医的时候，已经知道动物的腿可以移植，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想法：人的头或许也可以移植。看来，这也不过是‘换心’之类的幻想而已。不过，幻想也自有它的部分根据”更是透露了此诗与其专业医学知识的直接关联。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青年时代的学医经历，没有多年专业医学知识的熏陶，郭沫若恐怕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当然，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换心”不是幻想，而人头的“移植”也在试验之中。作为医学专业人士的郭沫若之头“移植”想法，也“自有它的部分根据”，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得到证实。 郭沫若新诗创作中的专业医学知识表现明显要比旧诗创作中丰富得多。如“啊，这不是药品所能赠与我的，/不是morphin，不是veronal；/这是爱的联系，骨肉的联系，/这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得了安息》）；[25]如“我与你并没有甚么怨尤，/姑娘，我只是不能爱你。/你何苦定要和我寻仇？/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歇司迭里》）；[26]如“当我还睡在病院里的时候，/她每日要来看我两次。/其实她的病比我还要深沉，/她得的是慢性nephritis!”（《归来》）；[27]如“‘我昨晚上又睡得非常满足。’/‘我十一点钟的时候早就醒了。’/她的失眠症比我还要深沉，/我不知道我们要怎样才好。”（《金钱的魔力》）；[28]如“它把恐水病传到你身，/不问是人是狗都是一样，/你终会跟着它发起疯来，/把自己的奴才性解放。”（《疯狗礼赞》）[29]等等。其中“morphin”（吗啡）与“veronal”（佛罗拿，一种催眠药品）且不说在新诗中很少出现，就是在一般的外语学习者或爱好者的世界里也会比较生僻。而郭沫若能够记住这两种药品外文并写入自己的新诗，无疑是得益于自己的刻苦的专业医学学习与扎实的专业医学知识。至于后面几例，则都在诗歌中出现了具体的疾病意象。不管是出现在标题的“歇司迭里”，还是出现在正文的“慢性nephritis”（肾脏炎），不管是常见的“失眠症”，或是冷僻的“恐水病”，都是疾病的不同类型。普通人自然也会生病，也会用药，但对病和药终归是敬而远之。医生却天天和病与药打交道，它们就是医生的职业需要与日常生活。郭沫若虽然没做医生，但所受的专业医学训练使得他熟悉这些疾病，继而以诗人之笔写下这些疾病并将它们意象化，为诗歌的主题表达与情感抒发服务。如果说“歇司迭里”形象地表现了姑娘爱而不得的情绪激动、举止失常的类乎神经症的状态，那么身患“慢性nephritis”仍牵挂照看自己的细节则展露了病妻的温暖与亲情，为之后“你是我永远的唯一的爱人”的抒发作铺垫。如果说“失眠症”写出了妻子饱受多产、贫困之苦，在生活重压面前“不知道我们要怎样才好”的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那么“恐水病”则是象征着自己诗歌内在的“疯狗”般的反抗姿态、战斗热情与平等基因，可以传染“你”，可以影响“你”，可以改变“你”，最终“把自己的奴才性解放”。有学者曾诟病《疯狗礼赞》等诗歌有“直白”“口号”之弊，但从“恐水病”这样的意象看，也不尽然。 还有一些体现了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新诗创作也颇有意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之“集外”录有新诗《白鸥》，与《创造季刊》第一卷第2期成仿吾《诗二首》后面所附致成仿吾书信所抄新诗大体一致。《全集》版此诗第二节之“我昨夜梦见了你呀，/梦见你的面容有些浮肿，/你该不是得了病吧？/你该不是得了心脏病吗？/啊，海上的白鸥何处去了？”[30]就值得讨论。梦见友人很寻常，梦见友人且在醒来后还记得其面容浮肿的细节，就不很寻常了。而梦醒后还根据梦中友人的面部浮肿变化诊断其现实中的病情，为其恐是心脏病而担心，就很不寻常了。穿越在梦境和现实之间的郭沫若，在诗歌中出色地抒发了对成仿吾的关切爱护与知己情怀，即其致成仿吾的同一信中所谓“我们的眼泪异地同流，纵使世界恶浊到万分，我们是同住在‘泪的天国’里，我也不觉得寂寞”的胜似手足的美好情感。而关联梦境中成仿吾浮肿的面部与现实里郭沫若之“心脏病”诊断的，正是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也就是说，一般人即使看到好友浮肿，也最多是担心生病，建议看医生而已；而在郭沫若，竟然直接诊断起来，而其依据，无疑就是自己学到的关于心脏病表征的专业医学知识。这样的诗行，既是抒发深挚友情的佳篇，又是体现专业医学知识的好例。 郭沫若主要完成于1958年春的《百花齐放》中，有不少“花”都提到其药用价值，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郭沫若的医学知识。比如写《石蒜》之“我们全身都有毒，但请不要害怕，/我们的用处很多，看你怎样用法。/可以催吐、治癣，并医治无名肿毒，/把浆汁涂入泥壁中，还可以防鼠”；[31]比如咏《僧鞋菊》的“具有毒素，但我们的用途很大，/根可医瘰疬、肿痒、脚气及其他；/还可利尿、杀虫，又有麻醉作用。/经过辩证统一，毒草变成香花”；[32]再如描《绣球》之“花色能有七变，花期又十分长久，/不择地位，可以种植在阴僻墙坳。/阴干的叶子，煎服，可以医治疟疾，/只要能服务人民，名利于我何有”；[33]又如画《桔梗花》的“桔梗在中药中是常见的药名，/伤风、咳嗽、消化不良，都用我们。/朝鲜朋友还把我们当成食品，/可是看过花的，怕就没有几人”[34]等等。这些咏花诗虽然力图紧扣对象的特点进行拟人化书写，虽然一度引起“轰动”，但其艺术上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35]我们从体现作者医学知识的角度讨论它们，也只是从文本出发的客观梳理，并不是为它们翻案，认为它们在诗歌艺术上如何成功。也就是说，失败的诗作也可以体现专业医学知识，我们并不是鉴别诗作的成败，而是考察医学知识的有无，试图勾勒出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图景。至于这些医学知识的获取渠道，是来自专业的学习，来自自我的积累，还是来自临时查阅的资料，恐怕已难以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郭沫若之所以关注这些“花”的药用价值，和其已有的学医经历与专业医学知识不无关系。 其它表现着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诗歌还有不少。比如《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之“他们在人们头上替‘毒菌’做培养基……他们是非大流血一次不可！他们硬要施行大手术牺牲一切和‘毒菌’们作战……”，[36]《为中苏会谈公报欢呼》之“这是一种适时的电气休克，/可以医疗美英的战争狂人”，[37]《斥艾森豪威尔》之“奉劝你把你的大脑早早医治。/……把一些狂人们都送进疯人院里；/替他们施行‘电气休克’的治疗”[38]等。郭沫若1920年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的《解剖室中》，虽然堪称体现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典型，但《郭沫若全集》失收，已超出了本文讨论范围，故存而不论。[39] 二、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与戏剧创作 戏剧创作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研究者2013年统计，“以1982 年人民学出版社出版之《郭沫若全集》为文献依据，参考三十多年来学者们的讨论，疏理出郭沫若平生剧作目录21 种”[40]。虽然郭沫若留下的戏剧遗产颇为丰富，但由于绝大多数都是历史题材，限制了专业医学知识特别是现代专业医学知识的融入和表现。所以，可供讨论的体现了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剧作并不多。 郭沫若有多种剧作都设置了医生或通医理的人物角色，如《王昭君》中的“太医”、《棠棣之花》里的秦国医生“东方圣”，《高渐离》中的“夏无且——侍医，年近四十”，《孔雀胆》中的“侍医铁知院和尚——年五十岁”，《武则天》中的“明崇俨——年六十岁左右，是一江湖魔术师，兼通医相之术”，《郑成功》中的中医“沈佺期”“张椰风”与西医“李科罗神甫”等。虽然并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剧作家笔下也不乏医生角色，但出现在郭沫若剧作中的这些医生与作者专业医学知识的相关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至少，郭沫若在写作相关台词时，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自身专业医学知识的影响或者说过滤。如果剧情的发展不符合医学知识，就会及时得到阻止和修正，使得出现在剧本中的医生、病例、处方、药性、病态等，都合乎专业知识。个别的情节处理遭遇质疑时，郭沫若还会依据现实的病例进行辩驳。 且看《王昭君》中“太医”为得知女儿“不会到匈奴去了”而“笑倒在地”的王昭君母亲诊断的一段台词：“待臣诊视。（就王母，摸额摸手，阐衣摸胸腹，连连摆头）陛下，臣知道，这是不可救药了。腹部虽有微温，心窍已不鼓动，脉是停了，额是冷了。虽有扁鹊再生，恐亦无回生之术”。[41]这里太医的诊断方式和诊断意见，显然是超越常人而具备专业水准的。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无非是探探病人的鼻息，或者是向剧中汉元帝一样“摸王母手”以感受脉搏。而太医会进一步摸额摸手摸胸腹，感知腹部的微温（毕竟断气不久），判断心窍已不鼓动，再结合脉停额冷等生命体征，做出“扁鹊再生，恐亦无回生之术”的结论。这样连贯的诊断过程与简明的诊断结论，经得起专业医学检验，非医学专业人士，恐难向壁虚构。 再看《孔雀胆》中“铁知院”推论已被毒死的穆哥吃剩下的乳饼上有很多砒霜的对白：“是砒霜啦。这很简单地就可以判定。你们看吧，这一些白粉假使是糖，糖没有这么白，假使是面粉，面粉没有这么干。而且面粉一烧便要烧焦，糖也是要焦的，还有一股糖味。我们可以烧烧看啦。假使这些是砒霜，一烧就不见了，什么气味和痕迹都没有”。[42]郭沫若先说明砒霜与同为白色粉末的糖和面粉的差异，继而把握住砒霜易升华的物理特点进行验证，依据的自然是其人生经验与知识积累。这些经验与知识，似乎也不是常人知晓的，而是和其专业医学知识相关。剧中“铁知院”不仅会验毒，而且还会放毒，其在梁王要求“配两瓶孔雀胆的酒来”后的一段台词是：“这酒我在这儿对好吧。（在长桌上解囊，取出一小磁瓶）这是孔雀胆，是铜绿的粉末。再配一点别的药料做引子。（又一一放毒）这是砒霜……这是鹤顶松……这是河豚蛋的粉……这是蝮蛇口水制成的精。……有了这些东西，任你是铜打铁造的金刚喝了也都要叫你阿弥陀佛”。[43]百余字的篇幅里汇集了孔雀胆、砒霜、鹤顶松（疑应为鹤顶红）、河豚蛋的粉、蝮蛇口水制成的精等剧毒之物，正如有论者指出，“到处是毒药，各种各样的毒药，简直是一个毒药的世界”[44]。这些有的非常知名，有的闻所未闻的毒药大集合，一方面显示了毒性之剧烈程度，为后来的悲剧发展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医药知识之丰富。郭沫若在创作谈《<孔雀胆>的故事》中曾指出：“铁知院一名也见《梁王传》，我因为他的名字有点象和尚，便让他做了和尚，而且还让他懂得医理，作为了梁王的侍医。”[45]可见铁知院的和尚身份与前述验毒、放毒背后的医理，都是来自郭沫若的文学创造。也就是说，人物懂得的医理，事实上就是源于作者积累的医学知识。有意思的是，对朋友“段功被刺死，阿盖倒地立即疯癫，心理过程这样快就能发疯么？一在后场，隔时不久她又十分清醒了，这又是心理过程，有这样变得快么？”的质问，郭沫若在《<孔雀胆>后记》中还专门进行了回应，坚持认为“这些都是可能，而且我是有根据的”。而他所依据的就是作曲家张曙在桂林被炸死后，其“夫人周琦女士一见顿时气厥”，而后出现精神异常，服安眠药后才平服的现实病例。[46]由此可见，郭沫若在刻画笔下人物的行为变化和心理发展的时候，是参考了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与病例的。这些舞台动作的设置与辩驳，流露的正是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 至于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则不仅设置了多位医生角色，而且还有不少地方都体现着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兹举最值得注意的二例。其一：“李科罗神甫却在一个课堂上替青年们上解剖课。课堂中陈列着好些人体的模型，张挂着不少的图画。骨胳、筋肉、内脏等都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当时的西医还比较原始，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都还没有弄清楚，关于这方面的图画和模型是没有的。但关于消化系统，即口腔、食道、胃和肠，关于泌尿系统，即内肾，尿道和膀胱，关于呼吸系统，即鼻道，喉管和肺，这些是比较明晰的。”[47]这段文字描写上解剖课时的陈列模型、张挂图画的情形，应当有着郭沫若学生时代的解剖课记忆的投射。其中关于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与呼吸系统的教科书式介绍准确而简明，毫无疑问体现了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特别是一句“当时的西医还比较原始，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都还没有弄清楚，关于这方面的图画和模型是没有的”，既介绍了课堂布置里面人体重要系统之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缺席的原因，又显示了郭沫若对西医发展史的熟悉，可以与剧作描写的时代进行对接。进而言之，这句话是作者郭沫若对作品描写的西医解剖课的一次站在后世时间节点上的评价，和前后文试图回到当年的时间与场景的叙述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别。郭沫若似乎是迫不及待地跳入作品中说话，宣布自己如此布置解剖课场景之医学史依据。这既是郭沫若的个性和风格使然，也直观地暴露了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其二：“张椰风去切了一会脉。李神甫把杨英的眼睑扳开，看了一下瞳孔反应。把嘴唇扳开，看了一下牙齿，所有的粘膜都因高烧变成了紫色。把颈子向上抬了几下，检查了反应。也把面部和胸部检查了一番，看不出什么斑疹……张椰风说：‘这病症是很危险的，是重症伤寒，可以死人，好也要个把月之后才能好。’李神甫说：‘我的看法也是一样。这病在西方是称为迭扶斯（Typhus）没有什么药好医。病人如果不救，多半在第三个礼拜。如果过了三个礼拜，就会慢慢好起来。中国有什么好药吗’”。[48]这段中医西医联合为“在田里割稻子的时候突然病倒了”的杨英户官进行诊断的文字，也包含着丰富的专业医学知识。比如如何检查瞳孔反应，如何检查口腔黏膜，如何检查颈部反应，中医的“重症伤寒”与西医的“迭扶斯”（斑疹伤寒）的危险性和治疗期等。这些专业医学知识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有所谓灵感就可以知悉的，甚至也不是借助简单的资料查找或短期知识“恶补”所能掌握的。只有在郭沫若这样的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掌握了扎实的专业医学知识的作家笔下，才可能会有这样看似信手拈来，却又科学合理的具有专业水准诊断过程和诊断结论。 三、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与小说创作 郭沫若的颇具特点与影响的小说创作虽然总量不及戏剧丰富，但除了主要收入《豕蹄》集的十余篇中国历史小说，以及表现康德“正在从事于《第二批判书》的写作的时候”之思想与生活的《Löbenicht的塔》，绝大多数都是现实题材，便于在医院场景、医护人员、疾病药品之间化入专业医学知识。所以，郭沫若小说体现专业医学知识之处反倒比戏剧创作更为丰富。比如《月光下》中“被结核菌已经烧枯了的身子”、《人力以上》里“S夫人产后得了产褥症”以及《矛盾的统一》之“等到身上有孕的时候，更千灵万验地大概有虫牙发作”等，就是有专业医学知识依据的。比如《残春》[49]描写的贺君的病、养生医院以及医科大学生我（爱牟）与看护S姑娘讨论肺结核，《落叶》中的S病院、洪师武的肺结核和误会的梅毒、看护菊子姑娘的日常工作，《叶罗提之墓》的吞顶针、医生死亡证上的“急性肺炎”与没有进行的尸体解剖，《喀尔美萝姑娘》刻画的大学病院、瘰疬及治疗过程以及弄假成真的神经衰弱，《行路难》里的大吐大泻、霍乱怀疑与《细菌学》教科书中“害霍乱病死了的尸首的惨状”，《地下的笑声》书写音乐家弋阳和妻子秀身患淋病、梅毒的由来与惨状、盘尼西林、女医生鲁静芷大夫的诊断与药方等，都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丰富的专业医学知识。甚至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典型的例子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漂流三部曲》之《歧路》有一段爱牟对“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的精彩辩驳：“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痈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甚么？少我一个又有甚么？”[50]这里快节奏、高密度地罗列了五种常见且危险的疾病：梅毒、疟疾、白喉、赤痢、急性关节炎与它们对应的五种特效药：六零六、金鸡纳霜、血清、奕美清、柳酸盐，虽然“如鲫如蚁”的医生都会用，但非医学专业人士恐怕是写不出来的。而且一句“假使我少学得两年”在技高一筹的轻蔑中彰显了艺高人胆大的自信，可见这些疾病与特效药对于爱牟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菜一碟。爱牟无疑是有着郭沫若的自叙传色彩的，二者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爱牟的这种医学自信可以说正是源于郭沫若的医学自信。爱牟对医学的反思和放弃也投射着郭沫若对医学的反思与放弃。短短几行文字就有这样密集的专业医学知识，这样的高度自信，有力地表现了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 《万引》中松野与F医科大学的M君有几句简要的对话：“‘M君,许久不见了。你今晚怎出学校得这样迟?是甚么时候了?’‘刚才打了六点钟。我因为在耗子身上找寻Weil氏病的Spirochaeta，所以稍微搅迟了。你近来寻着职业没有？’‘还是赋闲着在。我到图书馆里去来。’‘在从事甚么著作吗?’‘唉，我想写一个剧本，想把你们中国的诗人杜甫吃牛肉胀死了的事情来做题材。’‘咳！杜甫是吃牛肉胀死的吗？’‘我是在一部杂书上看来的。’‘唔，怕是Ptomainesvergiftung罢’‘我的解释不是这样，我以为杜甫的肠胃是在饥饿状态之下，他饿得快要死了，突然有人送他几斤牛肉，他饱吃了一场,一定是肠穿孔的缘故死了的。’‘哈哈，不错。Darmsperforationim Hungerzustand!’‘所以我想：杜甫虽是胀死了的，实在是饿死了的。’”[51]其中M君的5句话里面有3句穿插着关乎医学知识的外文单词或表达，这既符合某些时髦人士的表达习惯，又切合说话者的医科大学学生身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些外文表达可以说非常专业，非常医学，不仅远远超越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半吊子哑巴英语范畴，不借助注释无法辨认理解，就是医学专业人士，如果道行不深，恐怕也要翻翻字典。郭沫若写下它们，就是其专业医学知识的展露。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初刊1925年1月31日上海《学艺》杂志第六卷第七期的时候，这三处（一句计一处）外文表达仅第二处有夹注说明“（腐肉中毒）”，收入1926年小说戏剧集《塔》及其它合集时也是如此。1957年“经过作者修订后编入”的《沫若文集》（第五卷）给第一处和第三处加上了脚注。1985年《郭沫若全集》（第九卷）则三处都标明是作者原注。这样看来，第一处注释“螺旋体菌。这种韦尔氏病又名鼠咬病，在中国也有。往年认为因被鼠咬而受传染，近年巳被证明被狗咬也能受传染”与第三处注释“饥饿状态下的肠穿孔”都是郭沫若亲自操刀，再次显露其专业医学知识并没有被时间的流逝磨灭，而是常常表现为不知不觉的关注和自然而然的体现。对话中关于杜甫是“胀死”，还是“饿死”，是“腐肉中毒”，还是“饥饿状态下的肠穿孔”的讨论，既是文学史的话题，又是医学界的悬案，医学专业出身的郭沫若借助小说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合适的。 《曼陀罗华》写大学病院解剖哈君病逝的孩子诺儿的场面，可谓触目惊心。一段“小小的尸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台上……身体各部已经现着紫色的尸斑，脚手的惨白如象羊脂玉一样了”已经让人目不忍视了，运用专业术语，形象地描述着合符科学的尸体颜色变化。接下来的“R立在尸的右边，在胸腹上开刀了，把脏腑挨次取出，检查大小形状色泽切面等，一一用德语口说，一位助手在西窗下誊写。尸的左边还有一位校役秤量各种脏器的分两”更是不动声色地介绍着尸体解剖的过程，包括如何“开刀”、如何“取出”、怎样“检查”、怎样“誊写”、怎样“秤量”，还包括主刀者操持的语言，誊写者的方位，秤量者的身份……这样的场面对绝大多数读者无疑是非常陌生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不说仅有，也是较早的，稀见的。这样的场面，若非亲临现场的医学专业人士，是没有办法凭空想象的。仅“检查”一项，就包括“大小形状色泽切面”等多个方面，表述何其的细腻，又何其的简明！在业内人士看来，也许这些都是规范的流程，是规定的动作，郭沫若只是如实地把它们写入小说而已，但对于非专业人士，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紧接着，还有对结果的描述：“解剖的结果没有甚么特殊的发现，只是小肠的粘膜层有些地方变菲薄了。解剖的诊断是‘肠加达儿’”。连小肠的粘膜层变薄都发现了，足见解剖的细致与专业，也就体现了小说作者的细致与专业。随后还有几句更加专业的讨论，就连缀着引述了：“年青的医学士争辩道：‘可不是Dyspepsie吗?’R说：‘是Dyspepsie时，小肠的变化还要厉害，因为要起Deskramation。’‘不起Deskramation的轻症也有。’‘R还争辩了一阵，但我觉得他的诊断是有几分臆度性的’”。[52]这里讨论Dyspepsie（消化不良症）与Deskramation（肠内壁溃烂）的关联，涉及病症的轻重与指征的有无，无疑是典型的医学专业问题。作家没有相关的医学专业知识，怎敢在作品中涉足这样的话题？而我们阅读小说中的这些内容，就可以顺藤摸瓜，推导、还原出作者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 事实上，就是在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中，也时有作者专业医学知识表现出来。比如《柱下史入关》，比如《秦始皇将死》。前者对关尹喜的描写“他这么叫了两声，随着便站立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的两只眼睛突露，颈部的下段现出一个马蹄形的浮肿，伸张着的十个指头就好象白杨树叶一般在空中战颤”[53]就值得讨论。在以《函谷关》为题初刊《创造周报》的时候，读者很可能只会觉得这段文字中郭沫若笔下的关尹喜形状有些怪异而已，会以为是作者的创造性虚构。及至看了后来作者的注释：“这些是白舍陶病（Bacedow）的症候，甲状腺肿，眼球突出，十指战闪。这种病人很易生怒。作者有意选了这种病人作为关尹的形象”，才知道这其实是白舍陶病的症状。不管是眼睛的暴突，颈部下段的浮肿，还是指头的变异，都是这种疾病的典型特征。这是郭沫若的匠心独运，也是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有效利用。后者也有一段出人意料的描写：“本来人在患着热症的时候，大抵是要起一种‘喜坡哄屈里亚’（Hypochondria）的现象的，便是神经过敏，过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觉得是死到了临头的一样。秦始皇睡在温凉车中，在他有热候的脑子里所往来着的这些想念,要说是和这种现象相当也未尝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确是很沉重。看他前后所起的征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个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Meningits tuderculous)。”[54]这里不仅依据医学上热症与神经过敏的关联来推测病中的秦始皇之“脑子里所往来着的这些想念”，而且根据其所谓“征候”，直接切入历史，为秦始皇诊断起病情来，得出“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结论。从“安心地”一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结论之稳妥有效的信心。这样的描写有些穿越，有些幽默，但也很好地体现了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 四、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与散文创作 按照文学体裁的所谓四分法，在诗歌、戏剧、小说之外，郭沫若的散文创作是非常丰富的。仅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为例，第10卷是小说、散文合集，第11卷到第20卷都可以归入散文。具体而言，第10卷“收入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七年所作小说十八篇，散文三十篇”，是直接称之为“散文”的。第11卷到第14卷为《沫若自传》，第15卷到第17卷主要是文艺论著，第18卷到第20 卷主要收杂文。这些作品中的同样隐现着丰富的专业医学知识。以下依次略作梳理。 第10卷所收“散文”中，明显表现了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的有《芭蕉花》《孤山的梅花》与开篇提及的《痈》等。《芭蕉花》回忆幼时经历与母亲的病，却又站在成年的位置推测母亲的病因：“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55]所谓“现在想来”，自然是受过专业医学训练、已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现在”。所得出的“子宫病”结论及其产褥中“摄养不良”的推测，就是基于专业医学知识的推测，无疑是其专业医学知识的折射。《孤山的梅花》之四描写三等车厢中的见闻。听到介绍给黄疸病人的医方，就给出自己的推想和判断：“照我学过几年医学的知识说来，这黄疸的症候，或者是由于肝肿，或者是由于胆石，或者是由于外尔氏病〈鼠咬病〉，或者是由于过食所引起的一种发炎性的黄疸。前面的两种不用外科手术是不会好的，外尔氏病的病源虫是一种螺旋菌，难道稻草的灰里有杀这种病菌的特效成分吗？不过象发炎性的黄疸，经过两三礼拜是自会好的，恐怕稻草先生是用到这种病症上占了便宜。”[56]看到同车人的体态、眼神与脸色，就悄悄为之进行病情诊断：“在我斜对面，靠着对边窗角上的一位瘦骨嶙峋的人，眼睛黑的怕人，两颊上晕着两团玫瑰红，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肺结核的第三期了。”[57]这里的推想、判断与“一眼看去便知道”都显露着郭沫若不仅“学过几年医学的知识”，而且形成了观察世界时职业性习惯性的医生视角。《痈》写自己的治痈经历与看到盗印自己作品的广告引发的感慨。其中“买了点伊邪曲尔软膏来涂敷”“自己用紫外光线来照射，一天照它两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钟”的自我治疗，以及“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58]的知识普及等，也是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表现。 在第11卷到第14卷的自传性散文作品中，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得到表现的机会就更多了。比如《我的童年》中回忆自己患肠伤寒的诊疗过程、后遗症与事后的反思感慨，以及“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的五嫂之“产后痨”与“急性的肺结核”的关联和揣测；比如《我的学生时代》关于九州大学医科四年所学课程名称的追忆，或是《创造十年》中陈老的白内障检查与手术、学校的人体解剖课程、二儿子博孙的食饵中毒症与最后的饥饿疗法[59]，或是《创造十年续篇》以“基础医学”与“临床学”表达对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生活革命》的不满足，以及大夏大学讲文学概论的基于近代医学知识的“文艺细胞”之探讨与“文艺的科学”之悬想，都是表现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恰切例子。无论是《水平线下》之《到宜兴去》回忆朱谦之的疟疾治疗与对中医西医的反思，或是《海涛集》之《跨着东海》回顾自己患斑疹伤寒并“补充一点医学知识”，或是《归去来》之《前线归来》的揭露敌人给汉奸头注射毒针与解毒针的神话欺骗，或是《南京印象》之《慰问人民代表》的给学生代表陈震中把脉、之《慰问记者》的“我把我学过医的意识发抒出来了：我相信你的身子一定还是到处都在痛”，都有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表现。为顾惜纸面，仅举三个私心以为最典型最直接最重要的例子略加分析，分别代表学习医学知识，实践医学知识，谈论医学知识三种类型。 关于学习医学知识的记忆，郭沫若多次谈及的就是其学习的课程与解剖尸体的经历。由于后者有关内容可能引起不快或反感，这里就引述《我的学生时代》关于前者的内容。“当时日本的大学其它各科都是三年毕业，只是医科是四年半。开始两年是基础学问，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后两年便是临床学问，即内外妇儿、皮肤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齿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所有一切的部门都要通盘学习。”[60]从中可见郭沫若的专业医学学习时间较长，是其它各科学习时长的1.5倍；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一切的部门”，是“通盘学习”；授课体系科学，先有两年“基础学问”的根基，再有两年“临床学问”的历练。这段回忆文字，不仅是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具体表现，而且是其其它专业医学知识表现的学术根源，是其专业医学自信的有力支撑。关于实践医学知识的回忆，最典型的当是《创造十年续篇》中为沈松泉的父亲出诊的一段。“沈的家——记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苗附近。他又一次引我到他家里去过，因为要去看他父亲的病。他的家实在是很寒伧的，既逼隘而又肮脏。他的老人患着瘫症，睡在楼上，楼的空间几乎被一张床所独占着的。当是我才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听诊器，橡胶槌之类西医所必具的法宝，是随身带着的。我替老人验了瞳孔，敲了膝反射，听了听心音，我断定那病症是Tabes dorsalis。那是无法医治的。”[61]这段文字有患者身份和卧病环境介绍，有医疗器械说明，有检查步骤记述，有诊断结论交代，相当完整地记下了郭沫若二十年代的一次医学实践活动。特别是其“验”瞳孔、“敲”膝跳、“听”心音的逐项检查，倒也有条不紊，有模有样，无愧于多年的专业医学训练。遗憾的是诊断结论“Tabes dorsalis”（脊髓痨）是不治之症，无法妙手回春。这段文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样的出诊经历在郭沫若是不可多得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生平替人诊病，除掉在学校实习之外。就只有这一次。但也没有主方，没有受什么脉礼，只是为相熟的人尽尽心而已”。当然，郭沫若完成此文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应当还有类似的“替人诊病”，只是目前的材料少有相关记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关注。关于谈论医学知识的文字，《创造十年》中对胡适刊发在《新月》上的《我们走那条路？》提及疟疾与梅毒的批评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好例。其中“这是由于病源虫Plasmodium所唤起的疾病，有间日疟、三日疟、四日疟等的类别，但假如这几种疟疾的病源虫同时侵犯了一位病人时，由时间的组合上可以形成不规则的疟疾。这种病是有特效药的，便是金鸡纳霜（Quininum）,用得得法时可以药到病除”“而且还有一项新奇的知识，便是利用疟疾来医治淋病、梅毒。因为后二者的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热的，疟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热，可以扑灭那些病源菌”[62]等表达，既有细致医学专业的知识，又有新奇的医学发展前沿，既有深度，又有锐度，在医学知识方面完胜胡适。 主要收录文艺论著的《郭沫若全集》第15卷到第17卷，也不乏郭沫若的专业医学知识的表现。前面提到过的《关于曹禺的<雷雨>》之外，还有《释玄黄——答曹聚仁》之引述“黑色的肉芽肿名叫‘莓囊脓’”与“‘亚爹生氏病’，病源在副肾脏，全身可以变成棕褐色”，[63]《坐地、巡天及其它》之由改正此前自己释毛泽东诗《送瘟神》的“两处不妥当的地方”而介绍“血吸虫生活史的简单叙述”[64]等。但这几卷中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表达最充分的典型例子当数《<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65]此文直言“因为我自己学过近代医学而且有过亲身的体验，因此在我近年来重读《红楼梦》时，我对于第二十五回有了一个新的解释。我认为曹雪芹的叙述依然是有根据的”，指出“凤姐和宝玉是同时在春天突然发病，都没有前驱症，都发髙烧，都有神经失常的症状,昏迷，谵呓。宝玉自诉头痛厉害，凤姐虽没有说，可能也是头痛的。两人又都养了三十三天，把病养好了。根据这些病情，我可以下出诊断：他们两人的病是斑疹伤寒（Typhus exanthematicus）”。随后第三节介绍“斑疹伤寒的病理”，先指出这“是由人虱传染的急性流行病”和传染路径，其“主要的病理是血管的急性反应,血管受害，血管周围发炎，终致引起血管栓塞、出血，甚至病灶局部坏死”；继而介绍其“死亡率”与受传染后的“潜伏期”，以及经过潜伏期后的“突然发高烧”和“发病后第四至第六日，发出特殊的红斑”；说明其发疹期“一般病状凶恶”和恢复期“斑疹消退，落屑”的情况，以及习见“并发症”与“发病期常在冬春两季”等等，简直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医学论文。倪墨炎先生的《现代文坛散记》也指出整篇文章“与其说是文学论文，不如说是医学论文”[66]。第四节再次强调“准上病理的叙述,对于凤姐和宝玉的病，虽然原书叙述得不够严密，我们可以放心地下出诊断：那确是真性的斑疹伤寒”，二人是“同时受到传染”，“是在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的时候”沾染了虱粪，指出秦钟的死“特别值得注意的”，断定秦钟秦业“父子两人都是害了斑疹伤寒。秦业死得那么快，那可能就是斑疹伤寒中最恶性的一种,所谓‘电击性的出血型，发病一星期内就可以致死”，至于何以“斑疹伤寒的潜伏期只有八日至十二日，但凤姐和宝玉的病却迟了一年”，郭沫若的解释是“由于作者把凑集在一齐的材料或者生活经验，有意地加以裁截，把它分开来叙述了”，医学知识与《红楼梦》文本解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论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令人信服。文末第五节还指出“斑疹伤寒这种病是有历史性的流行病”并介绍了欧洲的情况，相信“在中国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情形和记载”并希望“治历史，特别是治医学史方面的专家们，对于有关这种病的掌故，能够顺便留心一下”。当然，资料显示，郭沫若写作此文曾找友人查询过相关资料，“一九五六年一月，他从北京来信说：‘最近我想写篇小文章，文中要涉及斑疹伤寒。我处无书，只有记忆中的一点资料。你能供给我些知识吗？愈详尽愈好。’见示，我即整理了希尔徐《病理学史地便览》并该病在上海地区流行情况寄上，一星期后，沫若就写成了洋洋五六千字，这就是搜集于《沫若文集》的那篇《<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67]。在我们看来，“记忆中的一点资料”可能是出于郭沫若的自谦，而信件中就已经点名“涉及斑疹伤寒”，可见郭沫若已经依据自己的专业医学知识作出了基本判断。所以，钱潮先生指出的“沫若得心应手，把医学运用到文学研究，又从文学研究和历史，谈到医学的应用，若非具有高明的医学知识，是不可能写出此文来的”，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于其它学者如陈熙中认为“曹雪芹描写宝玉，凤姐的具体病情如发高烧、神经失常、昏迷、谵语等等，当然根据的是日常生活中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症状，但因为他是作为‘魇魔法’的结果来写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断定他们两人得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病”，[68]税海模指责郭沫若“对小说作了庸俗的‘科学主义’解释”，致使“小说中原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美感，却荡然无存了”，质问“不懂现代医学知识斑疹伤寒传播学的曹雪芹以及广大读者，能够和郭沫若想到一起吗”[69]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暂不评价。但是，《红楼梦》的解读和研究，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场域，郭沫若基于专业医学知识和自身患病感受的对第二十五回的别样解释，却是自有其价值与意义的。 主要收录杂文的《郭沫若全集》第18卷到第20卷，较之主要收录文艺论著的第15卷到17卷，在专业医学知识的表现方面，有更多的内容。比如第18卷的《<盲肠炎>题记》《盲肠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青年与文化》《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抗战与文化问题》《汪精卫进了坟墓》，第19卷的《怀董维键》《赞天地之化育》《死的拖着活的》《才·力·命》《契珂夫在东方》《“中医科学化”的拟议》《覆颜公辰》《申述关于中医科学化的问题》，第20卷的《序<白毛女>》《消夏两则》《鲁迅与王国维》等。郭沫若杂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常运用其专业知识打比方。《<盲肠炎>题记》先批评陈立夫、蒋匀田的“盲肠炎”比方，以为“这两位摩登大夫对于医理病理，实在是外行得很”，继而坦言自己“二十多年前把盲肠炎来比譬了资本主义，在今天看来，实在并不十分妥当”，认为“假使再让我用医学的智识来比譬的话，我倒要把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强大的一个资本主义比成恶性的癌”，指出“癌肿是有窜走络（Metastase）的，中国今天的买办官僚资本，事实上就是那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窜走络”，[70]显示出郭沫若的医学自信和自我修正，的确不是非医学人士可以比拟的。事实上，原题《盲肠炎与资本主义》的《盲肠炎》的确用几个专门的段落介绍盲肠炎的病源、症状和治疗等情况甚详，然后直言“资本家是社会的盲肠”“社会呈出纷扰的状态，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这条社会的盲肠害了盲肠炎的结果啊”。[71]《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会以“譬如我们研究病理学（这是一种自然科学）晓得肺Distoma这种病原虫在我们肺中经过二十年的光景是自会死灭的，但这是关于我们切身的事情，难道我们要听其自然，把二十年的生命来和Distoma拚个你死我活吗”来谈论“早早企图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革命”[72]的主张。《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则是先有医生利用蛆虫去除外伤化脓的腐肉之原理及医术上利用的蛆之特点的“一段医学讲义”，再指出“我觉得这蛆虫的生肌作用正是我们对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73]《抗战与文化问题》更是直接以“当我接受到这个命题的时候，首先在我脑子里所浮现出的，便是医学上的一片理论”开篇。[74]《汪精卫进了坟墓》的“汪和他的一派潜伏在我们的内部，就等于我们患了前头部的蓄脓症一样，弄得总是头痛不舒服，而且这脓如不开刀，早迟是要溃出来的”[75]可谓又一典型例证。《才·力·命》则以“譬如先天的患着Adenoids的孩子，扁桃腺过于发达，使口盖穹窿成锐角，唇不能闭。这种孩子一望可知。结果脑受影响成为愚钝……只消把扁桃腺割掉，孩子便会聪明起来”说明“人力可以影响才质”。[76]这些被用来譬喻、比拟或联想的关于癌、盲肠炎、肺病原虫、蛆虫生肌、疾病理论、蓄脓症、扁桃腺膨大症等的专业医学知识，使得郭沫若的杂文表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而又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增强了言说的深度与力度，令人易于接受和信服。当然，这几卷郭沫若文字中仍有一些和前面几卷相似的专业医学知识表达，比如前文援引过的为董维键的检查（《怀董维键》），比如关于“早老症”与“婴仿症”的引入和介绍（《青年与文化》），比如关于白毛女的“白毛”的质疑与“或许是喜儿因为营养不良，精神劳瘁，而得了白血病（Albinism）?”[77]的猜想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之，通过前面不避琐屑的罗列和分析，已经大致勾勒出一张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之文学表现的分布图。从体裁看，诗歌中有从旧诗到新诗的典故运用与意象书写，戏剧中有从《王昭君》到《郑成功》的医生（或通医理的人物）角色设置与相关对白，小说中有从现实题材到历史题材的场景人物和疾病情节，散文中则有从狭义散文到广义散文、从自传散文到文艺论著到杂文的可以回忆、可以推断、也可以作譬的丰富而多样表达。从内容看，郭沫若不仅反复提及自己“学过医”，多次声明“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而且对所学的名目繁多的医学课程，特别是“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等经历津津乐道。郭沫若在文字中写下中文的外文的诸多病症与药品，可以开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从肾脏炎、失眠症、恐水病、心脏病到瘰疬、肿痒、脚气、伤风、咳嗽、消化不良，从产褥症、肺结核、霍乱、淋病到梅毒、疟疾、白喉、赤痢、急性关节炎，从腐肉中毒、鼠咬病、肠穿孔、白舍陶病、结核性脑膜炎、产后痨、软骨病到斑疹伤寒、脊髓痨、早老症、婴仿症、癌症、盲肠炎、蓄脓症、扁桃腺膨大症，从morphin到veronal，从六零六到金鸡纳霜，从奕美清到柳酸盐……郭沫若不仅在作品中谈手术、说医案、论药理、贺移植、回顾医学历史、关心医学进展、讨论中医西医，而且不时纸上诊断病情，给出自己的结论。其诊断的对象非常广泛，有现实中的母亲、五嫂、自己、沈松泉父亲、董维键、同车旅客，有历史上的秦始皇、唐高宗，有《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王熙凤，甚至还有梦境中的成仿吾。讨论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之文学表现，既是接近触摸郭沫若本体的一条文字通道，又是理解还原郭沫若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是考察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一个特殊视角，又是把握郭沫若文学特质的一个有力抓手；既是对已有郭沫若研究的局部丰富，又是未来郭沫若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由于本文只是从专业医学知识之文学表现角度对20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初步梳理，篇幅也不允许一一列举，所以难免遗珠，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需同好继续深入研究。至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之外的大量郭沫若翻译作品如《生命之科学》等有着怎样的专业医学知识关联，就更有待识者进一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笔者没有经历过专业医学知识的训练，缺乏专业医学知识的素养，只能大致罗列一些比较明显的专业医学知识，只能根据常识判断其有无并稍作分析，而不能从医学的角度鉴别其正误、高下与是非，论述常常捉襟见肘。希望“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之文学表现”这个问题能引起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郭沫若研究者与爱好者关注，将相关讨论引向深入。《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刊有青年学者徐前进先生大作《卢梭的病：医学和史学的综合解读》，其中的医学素养和史学功力难以企及的。什么时候也能读到对郭沫若进行“医学与文学的综合解读”的研究成果呢？ 最后，还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文学表现之作用与效果问题，或者说专业医学知识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以及怎样形成郭沫若的文学特质问题。初步的回答是：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专业医学知识，既丰富了他的文学空间，拓展了文学表现力，成为了他的思维观念，影响他的艺术感觉，也形成了郭沫若与创作对象之间的“医生与病人（相）”话语结构。鲁迅也有医生（启蒙者）身份和视角，只不过鲁迅是精神病医生，诊断病人（愚昧、麻木、冷漠之人）的精神和心理，由此揭示社会的种种病症、病态和病相，确立了“病人与社会”的逻辑关系和“启蒙与被启蒙”的价值关怀，鲁迅笔下的“病”和“病人”是虚构的，象征的，隐喻的，是寓言。郭沫若也在创作中穿插病症、药理、医学，但多着眼于“知识”，着眼于生理、身体和科学，扮演着一个现实的“医生”角色。郭沫若笔下的“病”与“病人”多是个人的，身体的，写实的，是世相。鲁迅的文学创作也有医学知识和背景，但作者有意无意地将其升华为“艺术”，形成文学的美学和思想的资源。郭沫若则多停留在“知识”层面，虽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和题材领域，但却多了些“科学”成分，那些有关病症、药品、手术、医案、药理和医史的介绍，终归少了点艺术与审美。郭沫若是学过医学的医生，这里的医学是一门科学，主要是为个体病人“看病”的医生。鲁迅也学过医学，但却转化成了思想和精神，是思想的启蒙者，是为民族把脉的思想家。医学在郭沫若文本中多属“知识性”存在，而在鲁迅世界里则有“价值性”意义。[78] 郭沫若在上世纪20年代致宗白华的书信中曾将天才的发展分为“直线形的发展”与“球形的发展”两种类型，认为“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指出“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歌德”。[79]有意思的是，而今郭沫若也被学界视为“球形天才”，文学与医学的彼此融合，或曰文学与科学的相互支援，始终是其文学特质的重要方面。还是李斌学兄说得透彻：“一方面在医学科学上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在文艺创作上放浪形骸、激情四射，两方面统一才成其为‘球形天才’的郭沫若”。[80]也许只有“球形天才”才能深入理解和研究“球形天才”。然而，在人类知识高速增长不断“爆炸”，学术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新时代，似乎已经失去了产生“球形天才”的土壤。所以，在学者个人“打通”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努力外，学者之间的联手和整合，可能才是以集体的力量抱团的方式接近“球形天才”水准的有效的靠谱的渠道。只有这样，郭沫若专业医学知识的文学表现这样的小问题，以及郭沫若与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大问题才有可能产生值得期待的拓展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