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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启示 从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对外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也不是简单地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格局和水平与整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强盛的大一统国家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繁荣发展的时期，往往是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时期。西汉王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大一统局面形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交通道路。同时，与东亚、东南亚、南亚的陆上、海上交通联系也更加紧密。东汉的统一，结束了两汉之际的纷乱局面。也是在统一的政治局面下，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不仅恢复了过去的陆上丝绸之路，还开辟了一条新的通往西域的道路——“大海道”，即敦煌至哈密至吐鲁番的一条近道。隋唐的大一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状况，统一局势下的陆上、海上交通道路发达，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对外开放呈现出强劲势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这都与唐朝大一统的强盛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证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外开放的充分条件，国家的独立自主才是对外开放取得成效的前提。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势力紧逼下，统治者在对外开放上不仅采取保守遏制的政策，也拒绝政治上的自我革新，最终在列强的枪炮下丧失了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也一再证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相统一的，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真正意义上互惠互利的对外开放就无从谈起。 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对外开放的基本保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保障。汉武帝开通西域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丝绸之路东段的畅通提供了保障。汉宣帝时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府，确立了对西域的治理，为丝绸之路的西段畅通提供了保障。东汉班超经营西域30年，恢复西域都护府，使东汉通往西域的大门再次打开。唐代击败西突厥后，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作为最高管理机构，分别管辖天山以南、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中亚地区和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域政治上的统一和有效管理，有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明代西北地区虽不畅通，但东北地区管理加强，明成祖设立奴尔干都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到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对于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保护有着重要作用。 严密的制度设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对外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国家的强盛、统一和有效治理，还需要一系列细致严密的配套制度设计。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设有掌管对外的机构和官员，如秦汉的典客、大鸿胪，魏晋隋唐以后的鸿胪寺、礼宾院。为适应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需要，宋代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专门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管理海上贸易。元朝继续宋代的市舶制度，还制定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管理更加规范。明代延续市舶司制度，但海禁政策使这一制度时断时续。对外开放的前提是互惠互利，政府除了政治上的管理外，还要为对外开放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为外来使者、商人、学者等提供必要的交通和生活保障，如划定特定区域居住，提供食宿便利以及相应的政治待遇等。敦煌悬泉汉简确证张骞开拓西域之后，中亚国家的使者、商人进入汉朝管辖范围后，就受到官方邮驿系统的热情接待。对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上，历代王朝都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对原则的坚持又透过相应的制度设计表现出来。如汉在与匈奴的贸易中，铁器、兵器、钱币、马匹就受到相关法律管控。唐代也是如此。宋元以后的市舶法则，就是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规则。 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汉武帝解决了匈奴问题之后，西域较为稳定，陆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王莽新朝对匈奴实行贬抑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匈奴不断侵扰北边，中原与西域隔绝长达60余年。直至东汉班超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才被重新打通。隋唐时期对外开放出现高潮，特别是与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官方高层次交流往来的频繁，也与这一时期周边国家局势的相对稳定有着直接关系。日本大化二年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实行中央集权，日本走上稳定和发展之路，先后派遣十三批遣唐使，掀起了唐朝与日本交流的高峰。朝鲜半岛也在此时由新罗实现统一，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的贸易和人员交流空前活跃。五代与两宋时期，西北陆路交通因战争阻断，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再次受阻，而此时东南沿海及周边国家局势相对稳定，海上丝绸之路便迅速发展起来，与日本、越南及印尼、印度等国的交流达到新水平。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与当时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对外开放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环境，也与外部环境关系紧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