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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跨境语言研究的五个理论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0-04-14 《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 戴庆厦 参加讨论

    【摘要】论文根据作者多年开展跨境语言研究的经历,特别是跨境语言田野调查的经验,论述了深化跨境语言研究的五个理论问题。认为在研究方法论上必须辩证地看待跨境语言“同”与“异”的关系,必须重视跨境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建设,作者还指出随着我国的实力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新时代的跨境语言研究将有着美好、广阔的前景和繁重、复杂的任务。
    【关键词】跨境语言;研究;五个;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民族语言学会荣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汉藏语和社会语言学。
    我国的跨境语言研究,如果从1993年12月出版的《跨境语言研究》专著算起,到现在已有25个年头了。如今,跨境语言研究在“一带一路”研究的带动下,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因此,回顾、分析、梳理25年来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历程及经验,对今后更好地开展跨境语言研究、做好语言学学科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25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连续做了一些跨境语言的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有了一些体会。本文主要依据我个人的经历,谈谈当前跨境语言研究必须处理好的五个理论问题。
    一、从社会发展分析跨境语言研究的历程
    怎样评论跨境语言研究的成绩及不足?我认为,应从社会发展分析跨境语言研究的历程。因为跨境语言是个社会问题,其研究是受社会发展制约的。
    我国是一个跨境语言较多的国家。56个民族中有32个民族是跨境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跨境语言。所以主要跨境语言研究,必然就成为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25年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条规律:跨境语言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密切相关,甚至是同步的。
    我为什么会对跨境语言研究有兴趣呢?因为我所研究的语言如景颇语、哈尼语等都是跨境语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到西南边疆的景颇山寨学习景颇语时,就接触到来自缅甸说景颇语的景颇人,就对他们说的缅甸景颇语产生了兴趣。上世纪60年代在中越边界的绿春县调查哈尼语时,还接触到从越南来的哈尼人和苦聪人,我很有兴趣地记录了他们的语言,并与国内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些早期的经历,使我萌生了进行跨境语言研究的念头。可是当时要研究跨境语言,是个敏感的问题,不可能列入语言研究计划。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有了研究国外语言文化的气候和条件。于是,笔者组织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些教师做跨境语言研究,要求每位提供一篇自己所熟悉的跨境语言稿子,并把大家写的稿子编成了《跨境语言研究》一书,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1993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没想到,这部小书竟成为我国第一部跨境语言研究专著。在这本书里,笔者对跨境语言的概念、类型研究的理论意义和语用价值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些认识成为我后来继续研究跨境语言的基础。
    到了2006年,由教育部牵头的中央民族大学“985”创新基地启动。我们感到大力开展跨境语言研究的时机已到,果断地把跨境语言研究列入重点研究项目。2011年,我们申报的《中国跨境语言研究》获得了国家语委“十二五”重大项目立项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于2015年10月21日结项。课题组共完成了11部跨境语言研究专著,大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泰国万尾乡阿卡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2009年)、《泰国阿卡语研究(2009年)、《泰国清莱拉祜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2010年)、《老挝琅南塔省克木其语言》(2012年)、《泰国优勉(瑶)族及其语言》(2013年)、《东干语调查研究族及其语言》(2012年)、《河内越语参考语法》(2015年)《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及语言》(2016年)、《老挝普内语研究》、(2018年) 《中泰跨境苗语对比研究》(2019年) 等。通过这些个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跨境语言的认识从朦胧状态升华到初步的感性认识。
    2013年11月,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广泛开展了周边语言文化的调查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负责的老挝语、西拉语研究已基本完成,除了录音、录像外,还将出版两部著作。此外,各地还开展了一些跨境语言研究,也有新的成果问世。
    这一时期除了跨境语言个案研究外,还有不少有关跨境语言的理论研究,如跨境语言概念的定位、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类型划分、和谐与竞争、理论与方法等研究。
    由上可见,我国的跨境语言研究的发展紧密地受着社会变化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强而不断有了新的进展。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国策的实施,以及对外开放方针的加强,跨境语言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总之,必须结合我国社会条件的变化看跨境语言研究的特点和进步。
    二、跨境语言研究必须有助于增强跨境民族的认同
    跨境语言研究是个新课题,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是不容易认识到位的,需要有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必须不断深化对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再认识。
    我从2013年以来连续发表了一些有关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论文。如《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载《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2期)、《我国跨境语言学研究》(载《当代语言学》2016年第2期)、《论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载《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总第2期)、《跨境语言调查的方法论问题》(载《华夏文化论坛》,2016年6月)、《宏观把握、微观深入——跨境老挝语调查研究的经验》(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1月)、《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载《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1月) 等。在这些论文中,我初步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跨境语言研究能为语言的“综合性”研究,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接触语言学、语言关系研究等,提供新的信息和思路。
    第二,能为本国语言规划的制定提供借鉴。
    第三,能为构建跨境民族、跨境语言的和谐提供咨询。
    第四,能为语言研究方法论增添新的内容。
    尽管说了这些,但我觉得还未说够。这两年,我又根据跨境语言的实地调查有个新认识:跨境语言研究有助于增强跨境民族的认同,做跨境语言研究要有这个出发点。
    在国际关系中,加强跨境相邻民族的认同感,有利于跨境民族的团结,有利于跨境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必须在跨境语言研究中,强调研究成果要有助于增强跨境民族的认同,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团结。
    相邻的跨境语言情况不尽相同。如:在分化的时间上,有的长,有的短;在语言差异上;有的大,有的小;在相互接触上,有的多,有的少;在认同上,有的强,有的弱等。所以跨境民族的认同,强弱是不同的。跨境语言研究,必须重视发掘、收集跨境认同的事实,以便有助于使用研究的成果去提高跨境民族对亲缘关系的认识,激发他们对相邻民族的认同关系,达到增强两地群体情感的目的。下面举些实例来说明。
    2009年初,我带领一个有17人参加的《泰国万尾乡阿卡族及其语言现状》课题组,到泰国清莱万尾乡阿卡族分布区调查阿卡人的语言生活。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国做跨境语言调查,没有任何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2009年1月12日,课题组全体成员抵达乡政府与乡政府领导会面。乡政府几位阿卡族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乡委员长Banjong Mana 向我们介绍了乡里的情况。从介绍中我们感到他们虽然也知道阿卡人与我国哈尼族有关系,但也只是一般的认识。在见面会上,我们课题组的成员白碧波教授(哈尼族)与他们各自念自己的家谱——父子联名制。当念到10代之前,双方家谱的祖先名相同了,这证明10代之前他们是一家人。双方立即高兴地拥抱,感情顿时接近了。这一消息传开后,万尾乡的阿卡人大大提高了与中国哈尼族的认同感。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景颇族只有14多万人,而缅甸、印度的景颇族约有150万。两国景颇族使用相同的语言和文字,有一定认同感。但两国的景颇族究竟来自何方,过去都不太清楚。近几十年通过景颇语与藏缅语的比较,证明景颇语来自中国的西北部,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两国景颇族的普遍共识。2014年2月在瑞丽市召开的“世界景颇人大会”上,景颇族学者朵示拥汤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景颇人根在中国》的报告,反响很大,得到与会各国景颇族代表的赞同。这一认识,对各国景颇族建立认同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次大会上,举办单位还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目瑙狂欢”,不同国家的景颇人都穿着景颇盛装,男子举着长刀,女子拿着手帕,在目瑙广场上跟随景颇传统歌曲尽情地跳舞,从中领会到两侧跨境民族的深层情感,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2012年1月,我们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组织了一个有16人参加的“泰国优勉(瑶)族及其语言”课题组,赴泰国北部优勉人居住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亲自感受到泰国优勉人与中国瑶族(勉) 的同族/同宗的深厚感情。
    泰国优勉人有四万多人,分布在泰国北部的清迈府、清莱府、帕夭府、南邦府、甘烹碧府、难府、帕府、素可泰府、哒府、碧差汶府等九个府,居住分散。在中国的优勉人属于瑶族的一支,称“过山瑶”。泰国的优勉人普遍知道自己来自中国,是明中叶(1819年左右) 由广西、云南南迁到泰国、老挝的。至今他们家里还保存有当年用汉文记录的社会、文学抄本。他们的祖先历史上就兼用汉语,汉文曾是优勉人主要的文化载体。至今,泰国的优勉人还传承了历史上与汉族、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的与当地的汉人通婚,有的到汉族村庄开展经济活动,有的将子女送到汉人居住区学习汉语文。
    我们经过调查,归纳出泰国优勉人有四种意识。一是祖国意识。即他们确认泰国是他们的祖国,自觉接受泰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已有85%的人能兼用泰语文。二是民族意识。即他们确认自己是泰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但他们又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等。三是族源意识。即他们确认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与中国的瑶族优勉人是一个民族。虽然已迁移到泰国有100多年,但两地的优勉语的基本特点还相同,相互间还能通话。而且他们都认为,历史上他们曾广泛受到汉族的影响。四是现代化意义。他们意识到优勉人要与时俱进,建设现代化家园,必须与泰国其他民族一起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四种意识已成为泰国优勉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民族发展的奠基理念。我们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优勉人父老兄弟,他们都一致同意这一认识。
    一般说来,跨境两侧居民由于同一来源的缘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无数同甘共济的事例,跨境语言研究要努力挖掘这些事例奉献给跨境居民,使之成为促进跨境民族和谐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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