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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诗经》，但几乎大部分人都不是很确切地知道《诗经》到底在讲什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诗集？汉唐人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宋代以后，困惑再也没有消歇。可能没有朱熹，《诗经》作为儒家经典，根本不会造成这样的隔膜。可是，朱熹和他《诗集传》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站在“诗经学”研究的“转折点”上 朱熹就站在“诗经学”研究的那个转折点上，他的样子突兀又无奈。作为理学家，他是后世那一场“存天理灭人欲”灾难的始作俑者，毁誉参半；对于《诗经》来说，他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坐标，依旧毁誉参半。他把《诗经》“腰斩”了！在他之前，《诗经》是朝廷的庙堂之音，在他之后，《诗经》应该还是朝廷的庙堂之音。但是最有艺术成就的“风诗”，被他改为“淫诗”了，也就是今天说的“民间歌谣”。《诗经》的性质瞬间“急转弯”，从庙堂礼乐经典变成了一部“民间爱情诗”。 这种判断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心目里的《诗经》，也是一部看不大懂的、似是非是、模糊的“爱情诗集”。 有时候，我们不能把一个重大事件的最后结果，全部归咎于一个过于单薄的个人。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和发展趋势，必然会推动一个结果。在整个宋朝，正在广泛兴起一种“质疑”的思潮。不甘于落在唐人巅峰之下的宋儒们，有志于在学问上面再创一座高峰，他们对《四书》《五经》等“汉学”都开始进行广泛的“质疑”，挑战汉家“恪守门户”的传统。欧阳修、苏辙都开始“另辟蹊径”，抛弃或者贬斥最正统的《毛诗序》，表现一下文艺开放与创造时代的大胸怀、大视野。朱熹最有“理性”精神，他推翻《毛诗序》，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也是顺应潮流的表现。 朱熹抛弃“毛诗序”，开创的研讨方法很简单，“只从诗经文本入手，探求诗篇本意”。抛弃那些“名门学派”的独家阐释，只看文本表现了什么，这种学术态度其实也没错。问题是：《诗经》是产生于远古时代的一部经典。它本身的创作特色，和后世的汉乐府、唐诗之类并不相同。《诗经》创作的特点是缺少叙事、只留下抒情部分的诗篇。作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的全民性经典，在周代，诗歌描述的事件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不需要叙事，只有“抒情的吟唱”。隔了两千多年，这些“事件”早已埋没不闻，礼法风俗也“情随事迁”，只从“文本入手”，已经探求不出“诗篇本意”。所以朱熹的主张，实际上变成了“望文生义”。只依据“文本”抛弃时代背景解读的结果，就是让《诗经》失去解读的唯一性，变成“模糊不清”、随意解读的“千人千面”局面。解读《诗经》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时代背景和风俗精神。这是《诗经》的土壤，只从文本下手，不同的时代看出不同的“文本”，怎么得出正确的结论？ 朱熹的那“一寸”迟疑 纷纷纭纭的迷雾笼罩下，我们不得不重回一千年前，看看“始作俑者”朱熹的心态。在仔细阅读《诗集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朱熹在抛弃《毛诗序》的时候，竟然有了“一寸”的迟疑。 他为什么“迟疑不决”？ 朱熹的确很“矛盾”。在《诗经》的“二南”里，他看到的不是“民间”，而是明确无误的“庙堂”。钟鼓铿锵之音，樽爵祭祀之礼，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些属于“黄钟大吕”的东西，归向所谓的“里巷歌谣”。朱熹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对“明主圣王”的推崇也深入骨髓，贯彻着“圣人之旨”的“二南”，让他敬畏而不敢擅自“文本”论之。列在《诗经》第一篇，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雎》诗，朱熹更加为难。“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的庙堂之音，让他没有办法确定为“民间里巷歌谣”。 朱熹最终妥协了。“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而对于雅颂，《诗集传》说：“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故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朱熹的“腰斩”《诗经》，避 开了“二南”和“雅颂”。他对《周南》《召南》的教化作用给予肯定，对《诗经》的经学意义，作了继承和发展。对《关雎》诗，朱熹认为是“王者之风”，歌颂文王和太姒的婚姻。对于汉代匡衡所说“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的评价，朱熹认为“可谓善说诗矣”。他对《毛诗序》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他并不是完全抛弃了汉儒的观点。所以方玉润说他：“然则朱虽驳《序》，朱亦未能出《序》范围也。” 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一千年前的朱熹那里，仔细观看他那“一寸”迟疑？是因为朱熹之后，“说诗”的门户纷然争起，“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尽背朱而从《序》。辗转相循，何时能已？穷经之士，莫所适从……则诗旨因之愈乱”。我们要拨开这个迷局，不得不回到朱熹那里去看他这“一寸”迟疑。问题在于：如果“关雎诗”是“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那其他国邦的“风诗”，为什么不是“纲纪之尾，王教之末”，因循相续？而意外变成了民间男女表达爱情的“里巷歌谣”？ 圣人之意还是民间爱情？ 今天对于《诗经》解读的态度，还不如清代更客观。清代还有“宗朱”与“背朱”的争议，今天干脆全部“宗朱”，而且“宗”得更彻底，连朱熹不肯否定的“二南”和雅诗一并变成“民间爱情”诗。既然是“民间爱情诗”，那就完全不需要考虑周代的伦理纲常，不需要考虑周代的礼仪观念，根据想象自由解读。于是，《诗经》中涌现出“大量”自由、炽烈、大胆、狂野、带着原始野性的“爱情诗”，甚至“氏族社会群婚遗俗”、“抢婚”风俗等严重违背周代文明礼俗的内容也频频出现。阅读《诗经》的人，都以为周代是一个充满着爱情自由的原始、浪漫社会。这并不是事实。 周代是等级分明的礼法社会，“男女有别”。《礼记·内则》有：“男女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在婚姻上，《礼记·曲礼》规定：“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诗经·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那些自由、大胆、狂野的“爱情”，在礼法分明的周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 反过来，《诗经》里面的“圣人之意”，却被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奉为圭臬。第一个否定《诗经》的是秦始皇，在熊熊火焰里，他亲手抛出的第一部书就是《诗经》。“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强秦不到二十年土崩瓦解；汉高祖不喜欢读书，听到陆贾阐述《诗经》“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的时候，“莫不称善”……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麟趾殿”，宋代“文德殿”、明清两代的“关雎宫”“麟趾宫”“朝阳殿”“武功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历史上最宏大的宫殿“景福宫”，这些宫殿名字全部出自《诗经》。 一部民间男女的爱情诗，能够做历代帝王家的课本，试问帝王缺少的是治国之道，还是男女爱情？ 时代对民族基因文化的呼唤 可能朱熹自己也无法明白：一位学者关于经典的解读，一旦和政治相裹挟，会产生什么样的强大力量。 朱熹的学说，在宋朝末年的南方产生了很大影响。13世纪元兵下江汉，俘虏了江汉名儒赵复，使之教授北方学子。赵复正是朱熹学说的继承者，将朱子的“诗经学”带到北方。元仁宗开科取士的时候，朱子《诗集传》成为法定教本，走上“独尊”的地位，明代承继之。明朝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上书朱棣驳斥程朱之说，被杖责打个半死。加上当时可怕的文字狱，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朱熹学说的不是。明武宗正德三年的状元吕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等人才”，声望极高，他写《毛诗序说》，只敢说“汉学”是怎么说的，却不敢言 “朱序之非”，委曲回避。吕柟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说。 朱熹没有这样的力量，不准他人反驳自己的学说。但是被推上“独尊”地位的《诗集传》却有这样强大的、无与伦比的威力。在一百多年间，万人“噤声”，没人敢说个“不”字。明代学者杨慎描述明初这种现象：“今世学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是之；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 但是，《诗经》是“经学意义”，还是“文学意义”，其实没有必要去严格厘分。它的初始意义毫无异议是“经学”，“载道之学”。而那个时候，“文学”还没有“自我觉醒”。但《诗经》的文学价值却是无与伦比的。它在温情脉脉的礼仪文化中，将“王者之道”的“圣人之旨”，“文质彬彬”的美学追求，深入贯彻到《诗经》当中，用原始又“直觉”的“感知”去反映“理性”，描绘“理性”。《诗经》的文学价值，正是周代“礼乐治国”理想的感性显现。 既然是“王道”，是“纲纪”，是“理想”，就不可能是民间的男女歌咏，“各言其情”。在走过了一段“误区”之后的今天，破除王道“迂腐”已经不再是首要任务，为文化寻根、在传统里寻找民族精神的力量成为时代的任务。因为这样任务的召唤，想要回到一千年前。回到一千年前，朱熹在对《诗经》进行“腰斩”的那一刻。 看看手握彤管的朱熹，看看他“定性”那一刻的迟疑。或许这“一寸”的迟疑，值得我们冷静下来，对整个《诗经》的研究史开展一次追根溯源，全面去看待《诗经》学家对“圣人之旨”的态度，重新审视《诗经》的经学意义和文学意义；或许这“一寸”的迟疑，能够让我们也产生“一寸”迟疑，对待朱熹的“腰斩”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全盘接受还是有所保留？也或许这“一寸”迟疑，让我们能够在理解朱熹的前提下，至少不会把“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样的诗句，当成“民间爱情诗”，而将一部先民政治伦理教化的典籍，当成一部自由、开放、狂野的爱情诗集。 《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诗经》的研究和解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研究，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建设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的当代，更应该对民族文化的源头基因进行“溯源”，回到原始，回到当初，看看圣贤明主在推行“礼仪教化”的治国伦理文明时，赋予《诗经》什么样的神圣使命？看看《诗经》里包含的“家国一体化伦理”体系，能够给今天的治国理政和社会道德体系建设，注入什么样的思想营养和精神支撑？看看《诗经》在强力打造“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汉文化血脉时，怎样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这是一个时代对于民族基因文化的呼唤，是一个民族在遇到精神文化困境的时候，对于神圣母体的回归和汲取。 所以，回归本原，寻找原始，在《诗经》里把握中国人的精神方式，是我们对待《诗经》的科学态度。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回到一千年前，看看朱熹那“一寸”迟疑。那是一个分界线，一个转折点，也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驿站。站在那里，眺望前后，才能有一个理性的回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