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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604年,英格兰伯克郡北莫顿一位20岁的少女安妮·冈特病倒,她的父亲布赖恩认为疾病由着魔引起,并指控当地三名妇女为女巫。败诉后,布赖恩向国王詹姆士一世申诉。最终,安妮承认她的症状是伪装的。这一案件背后所反映的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在乡村社会层面,此案反映了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贫富冲突和上层家族之间的冲突;在上层政治层面,社会精英和国王对于巫术案件的态度不仅基于其自身对于巫术的态度,同时也基于政治的考量;在宗教和政治层面,可以将此案视为近代早期英格兰国教与清教之间一系列冲突的反映。 关键词：英格兰; 宗教; 国教会; 清教; 巫术; 1604年,位于牛津以南约12英里的北莫顿(North Moreton,伯克郡),一位20岁的少女安妮·冈特(Anne Gunter)病倒。最初,安妮的家人并没有将着魔和巫术视为病因,而是归之为歇斯底里或癫痫。但很快安妮的病情恶化为一系列的发作,包括身体扭曲、口中流沫、知觉丧失、口吐异物(如针)等。安妮的父亲布赖恩·冈特(Brian Gunter)请来术士、医生和专家,他们暗示安妮的病并不是自然原因引起的,而是超自然原因(着魔)引起的。1 一旦病人的病症被认定为着魔的结果,首先需要做的是驱魔。英格兰新教徒反对天主教的驱魔仪式,因而他们按照《圣经》中的话语,通过祈祷和禁食来驱魔。2在安妮·冈特案中,布赖恩·冈特就请来三位神职人员用“禁食和祈祷的方式”帮助安妮。当然,除了“合法的方式和方法”外,人们有时也会采用一些民间的方式驱魔。布赖恩·冈特就试图用焚烧女巫嫌疑人家屋顶的茅草来治愈安妮,此外他还采用如下方式为安妮驱魔:“将她的头置于燃烧硫磺产生的烟雾之中,让她喝有毒的饮料,强迫她吞食色拉油以呕吐,打她,以及在她睡着时用针刺她”。3 其次,需要找出施行巫术的人,对其进行审判和惩罚。人们认为巫觋的监禁或死亡可以治愈着魔;反过来,着魔的终止也印证了判决的正确性。因此,“对巫觋的处决既作为一种司法的驱魔,也印证了着魔的真实性”。4在安妮·冈特案中,安妮指认了当地三名妇女为女巫,她们是伊丽莎白·格雷戈里(Elizabeth Gregory)、阿格尼丝·佩普韦尔(Agnes Pepwell)以及阿格尼丝的女儿玛丽·佩普韦尔(Mary Pepwell)。1605年3月,伊丽莎白·格雷戈里和玛丽·佩普韦尔在阿宾登(Abingdon)举行的巡回法庭上遭到起诉,但法庭宣判她们无罪。5 审讯后,布赖恩·冈特决定趁国王詹姆士一世8月访问牛津的机会,向国王申诉。最终,安妮承认她的着魔症状是父亲强迫她伪装的。1606年,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在星室法庭对冈特父女提起诉讼,由于材料缺失,审讯结果不明。6 由于安妮·冈特案没有留下相关小册子,因此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很多巫术案件相比并不是很有名。7尽管塞西尔·尤恩(C.L’Estrange Ewen)早在1938年的《星室法庭中的巫术》(Witchcraft in the Star Chamber)中就对安妮·冈特案作了简要叙述,但学术界对此案一直关注不够,也没有相关研究,甚至连早期的巫术史研究都很少提及它。82000年,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对安妮·冈特一案作了梳理和叙述。夏普根据星室法庭的记录以及其他一些档案(主要是个人的受洗记录、赋税记录和遗嘱等)复原了案件的大致情况和背景。尽管夏普的著作主要以叙述为主,但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的学者在研究安妮·冈特案时都以此书作为基础,但专门的分析仍阙如。9 近年来,一些巫术史研究者摆脱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史视角,转向政治史视角。英国学者彼得·埃尔默(Peter Elmer)提出了“巫术政治”(politics of witchcraft)概念。“巫术政治”主要用于分析特定时空范围内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巫术政治”为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使我们关注巫术案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以及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与国家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 传统巫术史研究将近代早期精英阶层简单划分为支持猎巫者和对巫术持怀疑态度者,而事实上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政治环境左右,并根据具体情形作出相应的反应。巫术案件的出现与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而当地精英阶层的态度也决定了巫术案件的进展。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分化和宗教冲突越是激烈,精英阶层越会支持巫术案件;相反,在政治和宗教平静时期,巫术案件通常不会获得精英阶层的支持。例如,在英格兰,巫术案件主要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内战时期和复辟时期,这些时期由于宗教冲突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十分激烈。这些宗教和政治冲突显然影响了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进而左右了巫术案件的审判。在这些案件中,巫术成了“政治的隐喻”;而政治冲突则成了组织了巫术案件的“词汇”。 同时,巫术引发了人们对无序的恐惧,因此地方官员必须根除它;而对抗巫术这一威胁的能力也证明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巫术的惩罚能够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加强统治集团的主流政治价值。对历史学家而言,巫术案件的分布提供了一种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的有价值的指标。10 随着巫术史研究由社会文化史视角转向政治史视角,安妮·冈特案作为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以及根据1604年新巫术法令审理的第一批巫术案件,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11本文运用“巫术政治”的概念分析这一案件背后所反映的近代早期(尤其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格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一、安妮·冈特案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社会 北莫顿在17世纪初是一个典型的近代早期英格兰小村庄,人口约二三百人,与周围的大城镇(尤其是牛津)有着紧密联系。安妮·冈特案反映了北莫顿以及近代早期英格兰村庄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冲突。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社会的等级如下(自上而下):贵族;绅士(从男爵、骑士、准骑士[squire]、士绅[gentleman]);自耕农(约曼农[yeoman]、农夫[husbandman]);工资劳动者(茅舍农[cottager]、农业工人);依靠他人或接受救济的人(学徒、仆役、教区济贫对象、流民)。12 北莫顿当地的领主是邓奇(Dunch)家族,但他们居住在北莫顿以北二三英里远的小威滕汉(Little Wittenham),因此并不直接介入北莫顿事务。如同其他英格兰村庄,北莫顿在近代早期见证了约曼农的兴盛。北莫顿的社会上层是约曼农,包括菲尔德(Field)家族、格雷戈里(Gregory)家族、利弗(Leaver)家族以及萨德伯里(Sudbury)家族等。邓奇家族在当地的代表是一名叫托马斯·斯坦普(Thomas Stampe)的士绅,斯坦普与庄园陪审团共同处理乡村事务。庄园陪审团的成员来自几个大的家族,可见村庄事务掌握在几个富裕农民手中。13 安妮·冈特指控的女巫是伊丽莎白·格雷戈里、阿格尼丝·佩普韦尔和玛丽·佩普韦尔,而这正折射出北莫顿以及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的两种社会冲突。 一是上层之间的冲突。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并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共同体,它充斥着各种社会冲突,即使是社会上层之间也有着各种矛盾。詹姆斯·夏普向我们展现了17世纪初北莫顿的社会冲突。安妮·冈特的父亲布赖恩·冈特是当地的士绅,他1587年才来到北莫顿。冈特家与当地约曼农家族有着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598年5月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在足球比赛引发的冲突中,布赖恩杀死了格雷戈里家族的两名年轻人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和约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而安妮·冈特指控的三位女巫之一伊丽莎白·格雷戈里则是格雷戈里家族另一成员沃尔特·格雷戈里(Walter Gregory)的妻子。与冈特家一起提起巫术指控的是尼古拉斯·柯弗特(Nicholas Kirfoote)和他的妻子艾丽斯·柯弗特(Alice Kirfoote),他们也是新来者。冈特家和柯弗特家与格雷戈里家的冲突,折射出当地一些传统的约曼农家庭(如格雷戈里家)受到新兴的或新来的更为成功的约曼农家庭或绅士家庭的压力,并逐渐被排除在当地权力和社会结构之外。14 在1593年的沃博伊斯巫术案(Warboys Witches)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1593年亨廷顿郡属于约曼农的塞缪尔一家三口:艾丽斯·塞缪尔(Alice Samuel)、约翰·塞缪尔(John Samuel)以及他们的女儿阿格尼丝·塞缪尔(Agnes Samuel),他们三人被控施巫术使得斯罗克莫顿(Throckmorton)家的五个女儿着魔,并派精灵致使克伦威尔夫人(Lady Cromwell)死亡,最终三人被处以死刑。沃博伊斯案与安妮·冈特案有一些相似之处,斯罗克莫顿家也属于绅士阶层(gentry),不久前才回到沃博伊斯。16、17世纪之交的英格兰有一个历史现象,即小乡绅不断增多:“在16世纪时,1/2以上的英格兰村庄没有长期定居的绅士,到了17世纪下半叶,3/4的村庄已有了长期定居的绅士”。15斯罗克莫顿家借巫术诉讼引入外来势力(主教、治安法官),试图打破当地的自治传统,插手地方事务。另一方面,斯罗克莫顿家族是清教徒,他们觉得应对当地人们的灵魂负责,消除当地的罪恶,他们试图在当地建立一个“公众服从和道德一致”的理想乡村社会。这种清教的理想引起了与塞缪尔家的冲突。16 二是贫富冲突。近代早期不仅见证了社会上层财富的增加,也见证了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人口的急剧增加。据估计,1530年英格兰人口约250万,到了1630年则增加近一倍。例如,在兰开郡的彭德尔森林地区,过去只有2个佃农的土地上现在有13个佃农。人口的增加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贫困人群的增加。其二,传统救济方式的消失。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后,大量良田从教会手中转移到贵族手中。过去,教会保有的公地一部分用以慈善事业,以救济穷人;而到了16世纪末,英格兰的公地数量已大量减少。农民根据传统可以使用公地放牧,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付费才能放牧,很多农民因此陷入贫穷。其三,地主征收沉重的新赋税。例如,在兰开郡的一个城镇,16世纪时承租人需付一年地租的费用才能继承父辈的租地,而到了1608年这项费用增加到12年的地租。17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著作已经表明乡村贫困问题与巫术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近代早期英格兰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导致了社会紧张局势,并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18在安妮·冈特一案中,根据证词,阿格尼丝·佩普韦尔和玛丽·佩普韦尔母女是典型的社会底层;阿格尼丝是无业游民,而玛丽是她和一个瘸腿流民所生的女儿。19可见,在1600年左右,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在北莫顿已经很明显。 我们可以将巫术诉讼看作一种集体行为。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瑟(Smelser)为集体行为确定了六个充要条件:结构性助长、结构性紧张、概念化信念、催发因素、行动动员及社会控制机制。在巫术诉讼中,当时的司法体制适合这种诉讼的产生(结构性助长);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和经济的混乱,导致人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结构性紧张);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巫术的效力,神学家和恶魔学家也完善了恶魔学理论(概念化信念);一件极小的事件(如人或动物的突发疾病)就足以引发一场诉讼(催发因素);某个人“自告奋勇”对巫觋的指控或不利的证词,通常鼓励了其他人的效法(行动动员);巫术诉讼正是整个社会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社会控制机制)。20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共同体将某些人标定为“越轨者”或“边缘人”,他们是社会歧视的对象,也是首选的替罪羊。女巫的名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这种名声可能就会引发一场诉讼。21阿格尼丝·佩普韦尔和玛丽·佩普韦尔素有女巫的名声。而伊丽莎白·格雷戈里尽管没有女巫的名声,但她素有恶名,是有名的泼妇,常辱骂、诅咒和威胁他人,为其他邻居所厌恶。当地牧师和邻居的证词都证实了她们不良的名声。22 总之,巫术诉讼涉及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宗教语境。安娜贝尔·格雷戈里(Annabel Gregory)对英格兰南部苏塞克斯郡拉伊(Rye)1607年的一例巫术案例的研究表明,主导这项巫术诉讼的主要原因是乡村的贫富分化、宗教冲突和政治派系斗争。23同样,安妮·冈特一案正是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社会冲突的体现。 二、安妮·冈特案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上层政治 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是地方司法和行政的主要官员,一般由当地的骑士、贵族和律师担任。一年举行两次的巡回法庭(assize),则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县的中介。在巫术案件中,村民如怀疑自己的邻居有巫术罪的嫌疑,可以向治安法官报告。治安法官如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便签发拘捕令,由地方警察(constable)将嫌犯收押,直至下届巡回法庭进行审理。在安妮·冈特一案中,治安法官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签发了拘捕令,并由地方警察理查德·斯普纳(Richard Spooner)逮捕伊丽莎白·格雷戈里和玛丽·佩普韦尔。理查德·洛夫莱斯记录原告、嫌疑人和证人的证词后,将嫌疑人收押在位于雷丁(Reading)的郡监狱。1605年3月1日,牛津巡回法庭在阿宾登举行,两位法官是戴维·威廉斯爵士(Sir David Williams)和克里斯托弗·耶尔弗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Yelverton)。巡回法庭的法官远离当地冲突,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立性。陪审团一般由当地社会阶层较高的人(约曼农、农夫、商人等)组成,在安妮·冈特一案中,陪审员包括三名治安法官。最终,两位嫌疑人被判无罪。24 两名嫌疑人被判无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证人坚持安妮的症状是伪装的,尤其是绅士托马斯·欣顿(Thomas Hinton)。欣顿通过仔细观察和试验,对安妮·冈特表示怀疑。25欣顿的观点得到治安法官亚历山大·乔克(Alexander Chocke)的支持。乔克在证词中提到,他们试图让陪审团相信安妮·冈特所做的一切都是假装的。26 安妮·冈特一案与当时英格兰一般的乡村案件不同,它涉及更大的社会范围,无论是地域范围还是社会阶层。一方面,由于布赖恩·冈特个人的社交范围,案件的证人包括很多牛津的学者和专家。另一方面,案件受到更高层面的关注。1605年伦敦主教理查德·沃恩(Richard Vaughan)要求医师学会(College of Physicians)的成员对安妮进行检查,以确定其症状是否由巫术导致,其中包括玛丽·格洛弗(Mary Glover)一案中有名的医生爱德华·乔登(Edward Jorden)。乔登对安妮·冈特的着魔表示怀疑。27审判后,安妮·冈特被委托给了索尔兹伯里主教亨利·科顿(Henry Cotton)。在索尔兹伯里,主教、专家和照顾安妮的两位妇女都认为安妮的着魔症状是伪装的,同时安妮自己也向两位妇女坦白了欺诈行为。28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层精英的态度在巫术案件中的作用,巫术审判的成功需要民众和上层的“合作”,正如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所指出的:“猎巫是在上层权力的兴趣与其臣民的兴趣一致时出现。如果大众积极地反对猎巫,它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上层权力反对一场迫害,那它根本不会开始”。29 败诉之后,布赖恩·冈特决定向詹姆士一世申述。由于国王的卷入,我们得以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分析这一案件,分析近代早期英格兰上层政治与巫术之间的关系。 布赖恩·冈特决定向国王申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詹姆士一世猎巫的名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成为英格兰国王,称为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一世猎巫的名声来自几个方面。一是1590年苏格兰北贝里克(North Berwick)巫术案,在此案中,约有100人受到牵连,结果约25人被处死。二是受北贝里克案的影响,1597年詹姆士一世发表《恶魔研究》(Daemonologie),书中讨论了巫术的真实性。三是1604年,詹姆士一世在英格兰即位后的第二年就颁布了新的也更为严厉的巫术法令。但布赖恩·冈特忽略了一点,国王对巫术案件的态度不仅基于自身对巫术的态度,同时也基于政治的考量。例如,北贝里克巫术案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打击博斯韦尔(Bothwell)伯爵弗兰西斯·赫伯恩(Francis Stewart Hepburn),他是国王的表兄,也是国王强有力的对手。 詹姆士一世来到英格兰后对于巫术案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詹姆士一世在1605年10月初接见安妮·冈特时,就揭穿了她的欺诈行为。国王在10月10日写给索尔兹伯里伯爵的信中提道:“从她的供认中,我们知道……她从没有被恶魔附体或着魔”。30之后,詹姆士一世将安妮委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及其亲随牧师塞缪尔·哈斯内特(Samuel Harsnett)。班克罗夫特和哈斯内特对巫术都持怀疑态度,他们曾经揭发过清教驱魔师约翰·达雷尔(John Darrell)的欺诈行为。显然,国王将安妮交给班克罗夫特和哈斯内特处理,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谨慎态度。同时,詹姆士一世对案件一直保持关注,罗杰·威尔布里厄姆爵士(Sir Roger Wilbraham)于1608年2月20日写给索尔兹伯里伯爵的信中提到,国王要求在下个审判季审结此案。31英国学者罗塞尔·霍普·罗宾斯(Rossell Hope Robbins)认为詹姆士一世对巫术态度的转变正是从安妮·冈特案开始的。在安妮·冈特案之后,詹姆士一世还多次揭发巫术案件中的欺诈行为,如在1616年莱斯特(Leicester)巫术案中,在9名嫌犯被处死之后,另5名嫌犯由于詹姆士一世的介入而被释放;1621年,詹姆士一世揭发另一名欺诈者埃克塞特的凯瑟琳·莫尔帕斯(Katherine Malpas)。32 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巫术被视为是对上帝和神圣王权的挑战,因而猎巫成了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33历史学家罗贝尔·穆尚布莱(Robert Muchembled)认为,猎巫是宗教和政治精英同化乡村地区的结果,“教会的代表、国王和社会的统治阶层致力于身体的约束、灵魂的屈服并强制对专制君主和上帝的绝对顺从”。34但是,巫术的“观念”与猎巫的“实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即相信巫术并不一定会导致猎巫,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政治,不同的政治语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彼得·埃尔默认为,巫术以两种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方式在政治语境中起作用:一是巫术扮演整合的或一致同意的角色,它有助于加强行为规范并维护社会、宗教和政治现状;二是巫术作为一种颠覆性力量,鼓励对掌权者的批评,尤其是当掌权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且易于受到更为广泛的政治事件挑战时。35我们可以用这个思路来理解詹姆士一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北贝里克巫术案属于第一种情况,詹姆士一世通过打击巫术“促进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强调统治集团、政治派别或权威的价值”;而安妮·冈特巫术案则属于第二种情况,巫术“作为批评和政治抗议的工具,为不满者提供一个表达对政治现状不满的平台”。36对于詹姆士一世而言,尽管他对巫术的态度前后矛盾,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一致的,即出于政治的考量。在北贝里克巫术案中,他通过打击巫术加强自己的权威;而在安妮·冈特巫术案中,他谨防他人(尤其是不信奉国教者)利用巫术表达政治不满,破坏王权和国教会的权威。 三、安妮·冈特案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 安妮·冈特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可以进一步将它放在伊丽莎白一世后期和詹姆士一世初期英格兰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早期,英格兰的宗教态势相对比较稳定,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徒尽管心里不满但是态度比较消极,没有以积极的态度去复辟天主教。但是这种情况在16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了改变,英格兰天主教经历了一次复兴。1568年,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逃到英格兰寻求伊丽莎白一世的庇护,这对英格兰而言是一个复杂和麻烦的问题。玛丽·斯图亚特是伊丽莎白的亲戚,而且是一位天主教徒,所以她的到来给了英格兰天主教徒一剂强心剂,很多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围绕玛丽·斯图亚特策划一系列阴谋,寻求天主教的复辟。1570年,教皇颁布一道训谕,将伊丽莎白一世逐出教会,并允许英格兰天主教徒可以不效忠她。宗教争端导致持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正是在此背景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出现了大量着魔案件。37 最初,驱魔在基督教历史中担负着宗教和政治宣传的功能。在《圣经》中,耶稣及其使徒通过驱魔以及其他奇迹以建立一种新宗教。耶稣解除着魔者症状的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威,这一权威证明了其神性,同时也证明了敌对竞争者(如别西卜)的虚假性。同时,在很多例子中,耶稣的神性通过恶魔之口被宣告出来。38 在基督教建立后的十五个世纪中,基督教驱魔的主要宗教和政治功能是证明基督教优于其他宗教。而在宗教改革之后,驱魔成为各基督教派别对抗其他竞争派别的宣传手段。对于魔鬼及其权力的害怕是近代早期欧洲具有影响的思潮之一。16世纪是一个神学、政治、军事和社会急剧冲突的时代,在这一语境下,公开展示与撒旦势力的战斗,为基督教各竞争派别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在这一宗教冲突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坚守真理、排除不确定性并加固权威感,同时也需要一种上帝临在的观念,以回应信徒急切的请求。39驱魔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斗争的微观体现,着魔者的身体则成了驱魔师(上帝的代表)和恶魔(魔鬼的代表)斗争的战场。 天主教利用驱魔来改变(或至少是驳斥)新教徒的信仰,重申天主教会的信仰和实践。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展现圣体转变的真实性(圣体中基督的真实临在),以及其他遭受新教攻击的实践和信仰(圣水、圣迹、画十字、名字的力量等)的真实性而实现的。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圣体转变制造了极大的奇迹和魔法效果。40而对于新教徒来说,天主教徒进行的是偶像崇拜的魔法仪式,因为新教徒否认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精神无法体现在物质中, 所以圣水、圣物和人体是不能体现神圣性的。41由于将恶魔视为一种非物质、精神性力量,新教徒不认为恶魔能够占据人体,因此新教徒对着魔持怀疑态度,也不支持驱魔。42 在英格兰,天主教徒与激进的新教徒都通过驱魔来强调相对于国教或其他教派的优势。1580年后很多潜入英格兰的耶稣会传教士,往往是以驱魔来证实天主教会的权威并吸引信徒皈依天主教。例如,1585—1586年,以威廉·韦斯顿(William Weston)为首的一群耶稣会士在白金汉郡德纳姆(Denham)的乔治·佩卡姆爵士(Sir George Peckham)和哈克尼(Hackney)的沃克斯勋爵(Lord Vaux)家中,为6名着魔者驱魔,他们甚至还准备出版关于这一事件的小册子,但很快就被政府逮捕。43尽管如此,驱魔仪式仍获得很大成功,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据称还至少有500人皈依天主教。44但是,总体而言,由于1580年之后英格兰天主教徒的危险地位,天主教的驱魔仪式受到限制,不能公开进行。 在英格兰,驱魔的主要力量是激进的清教徒或不信奉国教者。他们进行驱魔,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一方面,驱魔为激进的牧师提供了确立权威、巩固教区信徒信仰和教育大众的机会。45由于新教牧师不再具有传统天主教教士的一些功能(如弥撒的魔法力量、对圣物的控制以及为亡灵提供帮助的权威),他们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基督教社区的领袖,其权威主要来自他们的圣经知识和虔诚信仰,因此驱魔仪式“为他们在上帝的选民中确立领袖地位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证明,并强化了真正的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非实体的机构这一观念”。46 另一方面,驱魔的宣传效果非常明显,是对抗天主教的有效方式,甚至有天主教徒说只要驱魔成功就改信新教,因为能够驱魔才是真正的教会。16世纪末,英国最有名的清教驱魔师是约翰·达雷尔,他的驱魔活动具有非常大的政治和宗教宣传作用。达雷尔宣称,一些兰开郡的天主教徒承诺,如果驱魔是真的,他们将放弃天主教,因为能够驱除魔鬼是真教会的标志;相应地,达雷尔将反对他的人称为“罗马的秘密朋友”。47正如达雷尔的盟友乔治·莫尔(George More)牧师所说:“如果英格兰教会有驱除魔鬼的能力,那么罗马教会就是伪教会;因为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教会。”48 正是上述因素导致激进新教徒热衷于驱魔。但是英格兰国教会意识到驱魔仪式中的颠覆性因素会威胁到国教会的权威,因而试图限制激进牧师的驱魔活动,这导致了国教会与达雷尔的直接冲突。 约翰·达雷尔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布道师,他通过祈祷和斋戒治愈了一系列疑似着魔的人。达雷尔的驱魔最早是在1586年,一个名叫凯瑟琳·赖特(Katherine Wright)的德比郡女孩控告玛格丽特·罗珀(Margaret Roper)对她施咒,这是达雷尔的第一次驱魔活动,但这一案件被持怀疑态度的治安法官驳回。达雷尔主要的驱魔活动是十年之后(1596—1597年)在斯坦福德郡、兰开郡和诺丁汉郡进行的。1596年,达雷尔为斯坦福德郡特伦特河畔伯顿(Burton-upon-Trent)一个13岁的男孩托马斯·达林(Thomas Darling)驱魔;1597年3月,达雷尔在兰开郡的利(Leigh)为士绅尼古拉斯·斯塔基(Nicholas Starkey)家中的7名青少年着魔者驱魔;1597年11月,达雷尔为诺丁汉郡的一名学徒威廉·萨默斯(William Somers)驱魔。反清教的英格兰主教们对达雷尔的驱魔活动持怀疑态度,约克大主教马修·赫顿(Matthew Hutton)禁止达雷尔的驱魔和布道活动,并派出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威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将此案件交予伦敦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491589年,达雷尔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官邸兰柏宫(Lambeth Palace)受审;凯瑟琳·赖特、托马斯·达林和威廉·萨默斯承认受达雷尔唆使而伪装出着魔症状,达雷尔因而被判欺诈罪。 此事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小册子论战,这“不仅揭示了人们对于达雷尔病人的诚意持有异议,而且也引出魔鬼附身之可能性的大问题,以及祈祷和斋戒治疗的地位问题”。50英格兰国教会这方面的旗手是班克罗夫特的亲随牧师塞缪尔·哈斯内特,他揭露了达雷尔的欺诈行为,宣称一切驱魔都是无用的。51而达雷尔则对哈斯内特的指控作了回应,同时指责主教们压制证人,以全面阴谋掩盖事实真相。 对于清教和国教来说,他们有两个理论上的难题需要在争论中解决。一是奇迹。清教和国教都认为,奇迹自耶稣和使徒时代之后就业已停止。他们对奇迹的攻击主要针对天主教,他们引用《马太福音》中的经文作为依据:“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24∶24)但是,对于清教来说,他们必须将着魔和驱魔排除在奇迹的范畴之外。正是在这点上双方分道扬镳,国教徒认为所有的超自然现象都属于奇迹,祈祷和斋戒是不能驱除魔鬼的;而达雷尔则反驳到,斋戒和祈祷“不涉及任何奇迹作用,因为它们不是自动起作用的,而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才起作用”。52二是巫术。对于国教徒来说,他们倾向于用自然的原因(如癫痫、癔症和忧郁等)来解释着魔现象,从而否认着魔和驱魔,但同时他们谨慎地不否认巫术,因为否认巫术有无神论的嫌疑。53 小册子论战在1602年重新点燃。1602年,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杰克逊(Elizabeth Jackson)的伦敦老妇被控对玛丽·格洛弗施展了魔法。在法庭上,医生爱德华·乔登认为着魔症状不是由超自然原因,而是由自然原因(癔病)引起的,但他无法确定疾病能否被治愈。因此法官埃德蒙·安德森(Edmund Anderson)驳回了他的证词,他认为:“凭良心说,这并非自然的;因为如果你告诉我它既非自然原因引起,又没有自然的治疗方法,那它就不是自然的”。54在当时,能不能用自然的手段治疗是判断一种疾病是否是自然的重要标准。55因而,埃德蒙·安德森同意控方的意见,即着魔症状是符咒作用的结果,伊丽莎白·杰克逊最后被判有罪。 1603年,爱德华·乔登出版了《癔病的窒息》,认为着魔其实是由癔病(歇斯底里症)引起的机体疾病。56爱德华·乔登的小册子不仅仅是一本医学著作,它首先是一本宗教宣传著作,该小册子显然得到理查德·班克罗夫特的授意,因为班克罗夫特试图抑制审讯之后重新出现的清教狂热。在国教会主教们看来,激进的清教徒就如同天主教徒一样,是危险的、煽动性的反政府势力。 同年,哈斯内特出版了一本论战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关于1585—1586年天主教耶稣会士威廉·韦斯顿的驱魔活动,而这一事件在1602年重新受到审查。哈斯内特在小册子中否认着魔的真实性,其目的正是限制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利用驱魔达到政治和宗教的宣传目的。57 乔登和哈斯内特的小册子“产生自国教会与其天主教和清教对手之间长时间的尖锐冲突这样一个背景”。58这两本小册子都在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到伦敦的途中向其进呈,因为对国教会主教们(威特吉夫特和班克罗夫特等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间点,王朝更替充满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威胁到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反清教政策。59 这场论战的结果是,1604年英格兰国教会颁布新教会法规,其中第72号规定:从今以后,除了获得主教的特殊批准外,任何牧师都不得试图“通过斋戒和祈祷处理任何人的着魔或遭祟而驱除魔鬼,违者则处以欺诈或招摇撞骗罪,并革除牧师职务”。60 尽管安妮·冈特案不像之前那些巫术案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目的,“没有清教牧师参与北莫顿的诉讼,女孩的父亲和家庭与伯克郡的清教网络也没有明显联系”;61但我们仍可以看到案件中潜在的宗教冲突,与之前一系列宗教和政治冲突有着明显关联。这从塞缪尔·哈斯内特和托马斯·霍兰(Thomas Holland)在案件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哈斯内特一直致力于反对清教的驱魔,在安妮·冈特案中他积极调查安妮的欺诈行为,并让安妮及其父亲在星室法庭接受审讯。理查德·尼尔(Richard Neile)协助哈斯内特进行调查,他在10月30日写给索尔兹伯里伯爵的信中提及他们的调查事宜:“她之前已经主动坦白,现在她发誓后再次坦白”。62哈斯内特非常重视安妮·冈特案的调查工作。尼尔在1606年的一封信中提道:哈斯内特当年被选为剑桥大学校长,这本是一个非常荣誉的职位,但是哈斯内特为了不影响针对冈特父女的诉讼事宜,决定派代表前往,因为星室法庭的其他人无法代替他们的工作。63 安妮的姐夫托马斯·霍兰是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院长和神学钦定教授。霍兰与案件保持了一定距离,并没有涉入案件,但他组织了一批学者参与诉讼,以表示对案件的支持。以托马斯·霍兰为首的这批学者大多是加尔文教徒,他们仇视“英格兰教会中以阿米纽派为伪装的秘密天主教徒日益增长的影响”,这势必引起与班克罗夫特和哈斯内特等人的冲突。64加尔文派学者试图趁詹姆士一世访问牛津之际,利用有关巫术的争论“说服国王忠于英格兰教会的加尔文传统”。6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马斯·霍兰在1602年的布道中支持教会对于巫术、着魔和驱魔的怀疑态度。66显然,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印证了彼得·埃尔默有关巫术政治的观点,即精英对于巫术的态度是与政治语境相关的,这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哈斯内特在此案中的积极态度。 结语 某种程度上说,安妮·冈特事件是一场关于着魔和驱魔的戏剧表演,体现出公开性和戏剧性的历史特征。 正是由于天主教与新教、清教与国教对驱魔的不同态度,天主教和清教强调驱魔的宣传效果,因此驱魔通常以公开性而著称。首先,驱魔仪式通常是公开进行的,吸引了大量观众。这些观众是见证者,同时也是这出驱魔戏剧的积极参与者。在安妮·冈特案中,邻居、医生、专家都见证了安妮的着魔。很多证词都提到,布莱恩·冈特要求这些证人和邻居“去见证他女儿安妮的发作”,67甚至还有人从外地特地前来观看。 驱魔的公开性还体现在,事后还会出版相关小册子。这些关于巫术的小册子对巫术观念的传播有着一定影响。安妮·冈特的这出着魔和驱魔戏剧中的很多元素来自一本描述1593年沃博伊斯巫术案的小册子。安妮·冈特后来承认她的很多症状来自对斯罗克莫顿家女孩的模仿;安妮·冈特宣称伊丽莎白·格雷戈里有一个名叫“Catch”的精灵,而这个名字来自沃博伊斯案;安妮·冈特强迫三位女巫念的咒语也来自沃博伊斯案。68 对于着魔者个人而言,他(她)在这场戏剧中得以暂时地反抗乡村秩序、社会规范和宗教义务;对虔信者而言,这场戏剧体现了上帝和魔鬼(善与恶)之间的冲突,并以上帝的胜利而告终。但归根结底,着魔和驱魔是一场社会权力关系的戏剧表演,这场戏剧表演能否被社会共同体所接受,取决于社会的权力关系。同样,一场巫术诉讼的结果也往往取决于能否获得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以及有权势者的支持。 尽管安妮·冈特巫术案并不涉及大规模公开驱魔,但它仍是一次小规模的戏剧演出,其中牵涉各种权力关系。起初,布赖恩·冈特是整个着魔事件的编剧,借此解决其与北莫顿其他村民间的冲突;接着,为了强化演出效果,他引入专业的乡村外部力量(牛津大学的专家和神学家),因此将舞台背景设定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69当诉讼失败后, 他决定向国王申诉。国王对巫术案件的态度,不仅取决于国王对待巫术的态度,同时也取决于政治的考量。安妮·冈特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可被视为伊丽莎白一世后期和詹姆士一世初期一系列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尾声,也是整个近代早期英格兰国教和清教之间争论的一个插曲。塞缪尔·哈斯内特等国教人士将着魔和驱魔视为戏剧,戏剧性意味着驱魔只是“虚假的奇迹”,进而解构了驱魔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发现了国教徒和清教徒之间的不同:“国教辩论家在恶魔中发现了戏剧性,而清教辩论家则在戏剧中发现了恶魔”。70 注释 1在近代早期的观念中,恶魔(demons)对人的攻击分为两种类型:着魔(possession)和着迷(obsession)。“着魔”通常指恶魔进入一个人的身体,并控制其行为、思想和人格;而着迷则指恶魔从外影响个体。尽管《圣经》中并没有提到着魔是由巫术引起的,但《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等近代早期恶魔学著作都认为着魔与巫术是有联系的。因此,人们相信着魔是巫觋作用的结果,他们利用巫术使恶魔进入人体。 2“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马太福音》17∶21;《马可福音》9∶29) 3BrianP.Levack,The Devil Within: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the Christian Wes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p.147. 4PhilipC.Almond,Demonic 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ontemporaryTexts and Their Cultural Contex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 5阿格尼丝·佩普韦尔逃跑了,她不久即被捕,关押在伦敦,之后她很有可能被带到温莎,由国王亲自审讯。 6关于安妮·冈特案,只保留了星室法庭的记录。星室法庭的记录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档案号:P.R.O.,STAC8/4/10、詹姆斯·夏普对安妮·冈特案作过整理,参见James 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 Deception,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New York:Routledge,2000。 7小册子(pamphlet)由于古腾堡印刷术的出现而兴起。小册子是一种简短的文件或论文,篇幅不长,一般在50页以内。小册子在英格兰广为流传,其中很多涉及当时巫术案件的介绍,最早有关巫术案件的小册子出现在1566年。有关巫术的小册子有助于巫术案件的传播,也有助于大众巫术观念的建构。 8例如,在罗塞尔·霍普·罗宾斯(RossellHope Robbins)的《巫术和恶魔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Witchcraft and Demonology,London:Peter Nevill Limited,1959)中没有关于这一案件的词条;在芭芭拉·罗森(Barbara Rosen)编的有关近代早期英格兰巫术的概述性著作《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England,1558-1618,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69)和布莱恩·莱瓦克(Brian Levack)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综合性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猎巫》(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London:Longman,1987)中都没有提及这一案件;甚至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在其经典著作《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1)中也没有提到它。在沃克(D.P.Walker)有关近代早期英格兰和法国驱魔的经典著作《污鬼》(Unclean Spirits: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London:Scolar Press,1981)中只是简要提及,而没有分析。 9例如:菲利普·阿尔蒙德(Philip C.Almond)的《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着魔和驱魔》(Demonic 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ontemporary Texts and Their Cultural Contexts)根据夏普的研究对安妮·冈特案进行了一些讨论,但仍然缺乏详细的分析。 10Peter Elmer,“Towards a Politics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Stuart Clark,ed.,Languages of Witchcraft:Narrative,Ideology and Meaning in Early Modern Culture,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1,pp.101-118. 11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政治史视角可参见彼得·埃尔默《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猎巫和政治》(Peter Elmer,Witchcraft,Witch-Hunting,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sity Press,2016)一书的导言;埃尔默在书中对安妮·冈特案也作了讨论。此外,布莱恩·莱瓦克1996年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安妮·冈特案与近代早期英格兰法律。(Brian Levack,“Possession,Witchcraft,and the Law in Jacobean England,”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vol.52,no.5,1996,pp.1613-1640) 12许洁明:《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13James 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 Deception,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pp.23,27-28. 14James 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 Deception,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pp.29-42. 15许洁明:《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第103页。 16Anne Reiber DeWindt,“Witchcraft and Conflicting Visions of the Ideal Village Community,”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34,no.4 (Oct.,1995),pp.427-463;James 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 Deception,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p.135. 17Kathleen R.Sands,Demon Posses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Westport:Praeger,2004,pp.167-169;James 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 Deception,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p.69. 18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Alan Macfarlane,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A 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2nd ed.,London:Routledge,1999. 19P.R.O.,STAC8/4/10,f.160v. 20陆启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21陆启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第269—270页。 22P.R.O.,STAC8/4/10,f.196. 23AnnabelGregory,“Witchcraft,Politics and ‘Good Neighbourhood’ in EarlySeventeenth-Century Rye,” Past and Present,vol.133 (Nov.,1991),pp.31-66. 24James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Deception,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pp.115-138. 25P.R.O.,STAC8/4/10,ff.9-17. 26P.R.O.,STAC8/4/10,f.18. 27P.R.O.,STAC8/4/10,f.57. 28James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A Horrible and True Story ofDeception, Witchcraft,Murder,and the King of England,pp.130-131,169-175. 29WolfgangBehringer,Witchcraft Persecutions in Bavaria:Popular Magic,Religious Zealotryand Reason of State in Early ModernEurope,trans.J.C.Grayson and DavidLeder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89. 30“KingJames to the Earl of Salisbury [Oct.10,1605],” in M.S.Giuseppi,ed.,Calendar ofthe Manuscripts of the Most Honourable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Part XVII [1605],HistoricalManuscripts Commission,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38,pp.450-451. 31“Sir RogerWilbraham to the Earl of Salisbury [Feb.20,1607-8],” in M.S.Giuseppi,ed.,Calendar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Most Honourable theMarquess of Salisbury,Part XX [1608],HistoricalManuscripts Commission,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8,p.76. 32RossellHope Robbins,The Encyclopedia of Witchcraft and Demonology,London:Peter NevillLimited,1959,p.278. 33StuartClark,Thinking With Demons: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Europ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552. 34RobertMuchembled,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in France,1400-1750,trans.LydiaCochran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p.269,quoted inMarko Nenonen,“Culture Wars:State,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inEurope,1400-1800,” in Jonathan Barry and Owen Davies,eds.,Palgrave Advances inWitchcraft Historiograph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p.110. 35PeterElmer,Witchcraft,Witch-Hunting,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7. 36PeterElmer,Witchcraft,Witch-Hunting,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7-8. 37KathleenR.Sands,Demon Posses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pp.8-9. 38例如,《马可福音》中记载:“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1∶23-24)“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3∶11)早期教会把驱魔作为一种武器来对抗异教的神祇,而这些神祇常常以使人着魔的恶魔形象出现。恶魔宣告着真正的信仰,如《雅各书》中所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2∶19) 39SarahFerber,Demonic 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Early ModernFrance,London:Routledge,2004,p.3. 40圣体在中世纪驱魔仪式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低于圣水、画十字、圣迹、圣物等。 41LyndalRoper,Oedipus and the Devil:Witchcraft,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Europe,London:Routledge,1994,pp.173-174,177-180. 42DarrenOldridge,The Devi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Stroud:Sutton PublishingLtd,2000,p.113. 43MichaelMacDonald,ed.,Witchcraft and Hysteria in Elizabethan London:Edward Jorden andthe Mary GloverCase,London:Routledge,1991,“Introduction,” p.xx. 44D.P.Walker,UncleanSpirits: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p.44;天主教徒一方宣称有四五千人皈依,参见Samuel Harsnett,A Declaration of Egregious PopishImpostures,London:Iames Roberts,1603,p.154. 45DarrenOldridge,The Devi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122. 46DarrenOldridge,The Devi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130. 47Anonymous,TheTriall of Maist.Dorrell,or A Collection of Defences against Allegations not yetSuffered to Receiue Convenient Answere,Middelburg:R.Schilders,1599,p.66. 48GeorgeMore,A True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Certaine 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of7Personsin One Familie in Lancashire,Middelburg:Richard Schilders,1600,p.5. 49理查德·班克罗夫特于1604年转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50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4页。 51SamuelHarsnett,A Discouery of the Fraudulent Practices of Iohn Darrel Bachelor ofArtes,London:[John Windet for] Iohn Wolfe,1599. 52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第344—346页。 53D.P.Walker,UncleanSpirits: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pp.66-73. 54StephenBradwell,“Mary Glovers Late Woeful Case,Together with Her JoyfullDeliverance(1603),” in Michael MacDonald,ed.,Witchcraft and Hysteria inElizabethan London,p.28[fol.38r]. 55MichaelMacDonald,ed.,Witchcraft and Hysteria in Elizabethan London,“Introduction,”pp.xvii-xviii. 56EdwardJorden,A Briefe Discourse of a Disease Called the Suffocation of theMother,London:Iohn Windet,1603. 57SamuelHarsnett,A Declaration of Egregious Popish Impostures. 58MichaelMacDonald,ed.,Witchcraft and Hysteria in Elizabethan London,“Introduction,”p.viii. 59MichaelMacDonald,ed.,Witchcraft and Hysteria in Elizabethan London,“Introduction,”p.xxiv. 60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第346页。 61PeterElmer,Witchcraft,Witch-Hunting,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48. 62“Dr.RichardNeile to the Earl of Salisbury [Oct.30,1605],” in M.S.Giuseppi,ed.,Calendar ofthe Manuscripts of the most Honourable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Part XVII [1605],p.471. 63“RichardNeile,Dean of Westminster to the Earl of Salisbury [1606],” inM.S.Giuseppi,ed.,Calendar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Most Honourable theMarquess of Salisbury,Part XVIII [1606],Historical ManuscriptsCommission,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0,p.423. 64PeterElmer,Witchcraft,Witch-Hunting,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49. 65PeterElmer,Witchcraft,Witch-Hunting,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51. 66JamesSharpe,The Bewitching of Anne Gunter,p.93. 67P.R.O.,STAC8/4/10,f.85,f.9v. 68Anonymous,TheMost Strange and Admirable Discouerie of the Three Witches of WarboysArraigned,Conuicted and Executed at the Last Assises at Huntington,London:TheWiddowe Orwin,1593. 69BrianP.Levack,The Devil Within,p.147. 70Stephen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Renaissance Englan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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