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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考察修昔底德传统对拜占庭帝国历史书写的影响，并在参考欧美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运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通过这一个案来管窥拜占庭帝国的社会变迁对其学术和文化的影响。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军事政治史写作 在拜占庭文明中，基督教信仰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是帝国意识形态的共同基础。然而，以崇拜为前提的基督教原则和以理性为指导的古典教育本质上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对其调和贯穿在拜占庭的历史之中，在早期阶段（公元4—7世纪初）尤为明显。 在拜占庭帝国的学术体系中，历史学占有突出的地位。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大致有四种写作形式：教会史、世界编年史、军事政治史，帝国中期后又出现了皇室传记。军事政治史和皇室传记作家更多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普鲁塔克等古典史学家的影响。这两类史学著作的创作主体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拜占庭帝国世俗精英阶层，他们被称为“古典化的史学家”。而在古典史学家中，修昔底德对早期拜占庭军事政治史的垂范作用最为鲜明。 “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史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军事政治史学家们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本的巧妙模仿和改写。从总体上看，拜占庭帝国史学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的兴趣并不浓厚，他们学习修昔底德作品的目的是借鉴、模仿他的措辞与场景叙事。当时修辞学校的教材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和一些经典的演说词列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这使得当时的学者们普遍熟悉这些内容。通过对拜占庭帝国早期史学文本的分析和对读，可以发现军事政治史学家对修昔底德传统选择性的继承，以及教会史学家对古典史学有意识的沉默，体现出拜占庭帝国文化中的一种内在张力。 在措辞上，普罗柯比在开篇即模仿修昔底德。他继承修昔底德军事政治史写作传统的意识是清晰可见的：他同样宣称自己的叙事主题是“战争”，而且连动词都使用了颇具修昔底德特色的“编写”。而在战争场景中，“普拉提亚之围”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史学家时常模仿和改写的对象。例如，从普里斯库斯所著的《拜占庭史》留存的残篇来看，他在记述公元441年匈人围攻拜占庭帝国的耐苏斯（位于今塞尔维亚境内）时较细致地改写了修昔底德的“普拉提亚之围”。普罗柯比与阿伽希亚斯也都通过模仿和改写“普拉提亚之围”来分别描述公元536年的那不勒斯围城战和公元555年的奥诺古瑞斯（位于今格鲁吉亚西部）围城战。此外，罗马帝国时期的约瑟夫斯、阿里安、卡西乌斯·狄奥、德克西波等史学家都受到过“普拉提亚之围”的影响，这一“围城战文本改写”具有长久的传统。 另一个颇受拜占庭帝国史学家关注的是瘟疫场景，世俗史学家和教会史学家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书写欲望。公元542年，从埃及传入的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国境内大范围流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普罗柯比在记载这次瘟疫时明显模仿了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的叙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在描述瘟疫前介绍自己立场与目的的语句，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修昔底德文本的化用。埃瓦格里乌斯在他的《教会史》中也记载了公元6世纪肆虐许久的瘟疫，直接提及修昔底德，并明确将此时的瘟疫与修昔底德叙述的雅典瘟疫相比较。他甚至和修昔底德一样认为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而非埃及）。但他并没有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选择的历史写作形式（军事政治史和教会史）不同，于是模仿或不模仿“雅典瘟疫叙事”成了他们的显著差别。 除了模仿“普拉提亚之围”与“雅典瘟疫叙事”等纪事片段外，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史学家也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词与对话录。例如，普罗柯比模仿和改写过“米洛斯对话”、“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讲”和“尼西阿斯的信”等。阿伽希亚斯也借用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密提林辩论”、“忒拜人对斯巴达人的讲话”、“克基拉人对雅典人的讲话”。而埃瓦格里乌斯在《教会史》中肯定了修昔底德的修辞技艺，但他并没有模仿修昔底德的演说词。这再次证明拜占庭帝国的世俗与教会史学家各自历史书写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知识背景相通但学术传承相异的话语系统。 拜占庭帝国中后期修昔底德传统影响力的下降 在拜占庭帝国中后期，修昔底德的文本仍在被传播和学习。受教育阶层大多对修昔底德传统仍有所了解。但是，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史学写作的现象中止了。而且，拜占庭帝国学者对修昔底德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究其原因，这既与拜占庭帝国的社会转型有关，又涉及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变迁。 首先，公元7—8世纪帝国的动荡局势导致教育和文化的衰落。查士丁尼逝世后，拜占庭帝国陷入危机之中，内部发生多次血腥政变，外部则不断遭受异族的入侵。其中，对文化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埃及先后落入萨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手。此后，拜占庭人不仅失去了亚历山大里亚这一重要的教育、学术中心。与此同时，教会一度垄断了学校教育，世俗教育只能在家庭私塾中进行，而“毁坏圣像运动”又使教会与世俗两大统治集团陷入长期的纷争。其间，教俗两界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对包括修昔底德的作品在内的古典文化的传习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所幸拜占庭帝国的教育体系没有被完全破坏，而大多数古典著作也都保存了下来，使拜占庭帝国文化在公元9世纪时得以复兴。 其次，虽然巴尔达斯和弗条斯在公元9世纪中期重振了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古典学问仍受到重视，但此时学者们的学术兴趣较拜占庭帝国早期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学识渊博、代表当时最高学术鉴赏能力的弗条斯在他编著的《群书辑要》中，为希罗多德撰写的词条只有寥寥数行，而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居然都没有单独的词条。而且，弗条斯并不欣赏修昔底德的文风。12世纪的修辞学者约翰·泽齐斯在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皇宫本时更是对修昔底德的文风有过严厉的批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选段在当时修辞教育中的减少直接导致学者们对其产生了一种相对的疏离感。 再次，由于文化和学术风气的变化，帝国中期的拜占庭史学家模仿的对象也从修昔底德转向了其他前辈史学家。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人为了进一步将自我身份构建为“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因此普遍重视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而对古希腊历史的兴趣并不浓厚。波利比阿、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阿庇安、普鲁塔克、卡西乌斯·狄奥、赫罗狄安等人关于罗马史的著作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相比修昔底德作品时常艰深的文字，这些史学家使用的通俗希腊语也更容易为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接受。随着皇室传记的流行，原本在拜占庭帝国教育中就占一席之地的普鲁塔克更受到关注。此外，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也更愿意学习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史学家，比如普罗柯比和阿伽希亚斯。 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末期的复兴 公元十一二世纪，西欧人对拜占庭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其中尤以十字军东侵为甚。他们虽然都是基督徒，但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诸多矛盾。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欧拉丁人，一些拜占庭帝国知识分子开始自称“希腊人”，以尝试构建新的自我身份认同。公元1204年，拉丁人在第4次十字军东征中转向进攻君士坦丁堡，将其洗劫并在之后对拜占庭帝国领土进行殖民统治，给拜占庭人带来了灾难。此后，拜占庭人不仅更加仇恨拉丁人，而且强烈地激发起一种“复兴”希腊人身份的民族意识，以与入侵者相区别。在尼西亚流亡政府时期（1204—1261年），“罗马人”的称呼虽保留，“希腊人”的身份却日益成为统治者和学者们的普遍共识。他们继承和发扬古希腊文化，发展教育，加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后来君士坦丁堡得以收复也有赖于此。 到了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1261—1453年），拜占庭帝国又涌现出一批知识精英。他们自觉延续了尼西亚时期的文化构建工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日趋衰败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对希腊古典文化的研究和讨论，进行了一场文化救亡运动。而对修昔底德军事政治史写作传统的复兴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也应当放入其中来加以考察与评估。 14世纪，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被废黜后，进入修道院认真写作历史，叙述他所处时代的一系列事件。他模仿修昔底德详细记载了公元1347年肆虐于拜占庭帝国的黑死病。他对鼠疫的叙述与现代医学的看法基本上吻合，并没有因模仿修昔底德文本而使记载失实。到了15世纪，亲身经历并记录下拜占庭帝国覆灭和奥斯曼土耳其崛起的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和米哈伊尔·克利托布罗斯都爱模仿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词。克利托布罗斯甚至利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中的话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编写了演说词。此外，克利托布罗斯在记载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城墙时，还像拜占庭帝国早期史学家那样灵活运用了“普拉提亚之围”中的文字。而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学习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作品，关注国家经济，详细记录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财政税收情况。约翰六世、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和克利托布罗斯三人代表了拜占庭帝国末期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的最高水平。 从总体上看，公元十四五世纪拜占庭帝国学者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他们传承了古希腊人的学问，并直接影响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修昔底德传统的再次推崇和模仿的复兴也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然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已是日薄西山，国势岌岌可危。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最终未能挽救国家，这与他们本身的局限性也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拜占庭人的历史书写中还透露出明显的消极情绪。末代的拜占庭人更是被信仰危机所困扰。在君士坦丁堡易主后，克利托布罗斯选择与土耳其人合作，并为穆罕默德二世写作历史。这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不得不说，他对修昔底德作品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已偏离了拜占庭帝国学者原先文化救亡运动的轨道。在这之后，希腊本土的古典教育濒临消亡，对修昔底德作品的研习要到18世纪才恢复，而且更多是受到当时西欧的影响。 考察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如何影响拜占庭人的历史书写，既是一项史学史研究，同时又能借此剖析拜占庭帝国的学术、教育和文化变迁，并感受到拜占庭帝国早、中、晚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应是一项有益的史学探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