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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西征, 是不是蒋介石有计划有预谋的“放水”的结果,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从史实上详加研究、考析和再做说明的问题了。本文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放水”说的由来、主张, 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蒋介石是否有压迫红军“西窜”的预谋, 是否有意削弱和空洞西南的防御, 以及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围前夕突然离开前线是否有意迟滞中央军的军事行动, 以便利红军突围等问题, 从史料出发, 分别做了较详细的考析。 关键词：蒋介石; 红军; 第五次“围剿”; 长征; “放水”; 有关蒋介石“放水长征路”的说法近年来影响颇广。此说原本只是当年反蒋的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缺少根据的猜测, 并不值得史家当作未定史实来研究考察。不意, 时至今日, 不仅不少历史爱好者, 就连一些严肃的历史学者也相继相信其说未必为假。如此一来, 所谓“放水”说也就变成了一个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学术问题, 并需要依据史料, 用史学的方法, 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一些辨析和讨论了。 严格说来, 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之说, 至少包含有三重涵义:一是就其第五次“围剿”的具体成败而言, 一反国共史以往的正统说法, 转而强调中央红军1934年10月能够突围, 主要是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上精心密谋、巧妙安排、暗中诱导和武力逼迫的结果;一是就其“追剿”红军长征的具体成败而言, 一改传统说法, 强调红军长征所以能够由闽赣而西南再西北, 主要是蒋介石为谋统一西南, 巧妙运用中央军之力, 一路追逼, 迫使红军按照其意图, 引导中央军成功进入西南各省的结果;一是就蒋当年政略战略的评价而言, 相信蒋至少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就已形成要将四川建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的战略设想, “放水”红军就是为逼引红军入川, 以便于中央军和中央势力名正言顺地跟追入川, 从而达到一统黔、川的目的。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上述第一层涵义略做考察, 且主要只着眼于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是否存在和实施过“放水”计谋问题, 有针对性地做若干史实上的考析。 (1) 一“放水”说是怎么来的? 近两年, 对于传统的红军“长征”研究, 出现了一种看起来较新的说法, 即红军长征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放水”的结果。但严格说来, 此说其实并不很新, 甚至由来颇久。 1934年, 中共江西苏区反“围剿”作战失利, 中共中央率主力红军于当年10月中下旬出人意料地跳出国民党南路军的封锁线, 进而突破西路军封堵, 转进到湘桂黔滇川边。这件事当时就让西南地方实力派中人颇多怀疑, 认为这是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一种阴谋。当年12月, 胡汉民就公开刊文, 指责蒋介石是刻意让红军西去以加重西南方面之困难, “进而平定西南之异己者”。 (1) 曾做过“剿匪”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议、时任贵州省府驻湖南省府代表的胡羽高, 依据他搜集掌握的大量各方电报及地方文献, 于1937年编撰出版了《“共匪”西窜记》一书, 其中更是大量记述和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还分析认为, 蒋介石是“明知匪将突围西窜”, 却专挑这个时候飞去北方巡视, 有意“不做任何部署, 听任主匪流窜 (西南) ”。 (2) 直到20世纪60年代唐德刚为李宗仁做口述时, 这位当年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在忆及这段历史时, 仍旧对蒋介石不在赣南就地消灭红军, 而在西南开一缺口, “压迫共军西窜”一事耿耿于怀。在他看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能突围西去, 要么是中央军根本没有能力消灭红军, 要么就是蒋介石“有意为之”。 (3) 不过, 同样对于这段历史, 国共抑或两岸史家的叙述, 长期以来却并无多少分歧。中共方面自不必说, 多数谈及中央红军得以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四面合围西去的著述, 都强调这是中共决策高度机密和巧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矛盾, 促使国民党“剿匪”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所部“让路”的结果。 (4) 国民党官私史书迄今为止仍多认定五次“围剿”, “九仞之功, 亏于一篑”, “这是我们的失败, 实属无可讳言”。这一方面是军事上“过分稳健”, 一方面是当年“情报得到的太慢”, 以致“未达成作战方针所示‘歼灭赣南匪军主力’的目的”。再加上“南路军有网开一面之嫌”, 致使江西苏区红军“以其一部 (约三万七千) 残置江西, 牵制国军, 主力 (约10万) 从国军间隙突围, 未经激烈战斗, 即脱离包围进入湖南”。 (5) 多半是从90年代末以来, 一方面受到两岸学界对蒋介石抗战准备高度肯定的研究进展的启发, 一方面也是缘于不满前述台湾官方的历史解读,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于去世前将此前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怀疑, 与学界对蒋介石抗战准备的研究成果, 两相结合, 对传统所说的五次“围剿”及其“追剿”红军作战的失败, 提出了突出强调蒋介石战略谋略能力的新观点, 即所谓“放水”说。 依据蒋纬国的说法, 这一灵感最初来自一位老飞行员的回忆。他说, 当年这个飞行员奉命从空中勘查江西红军突围时部队所走路线的过程中发现, 中央军并没有努力尾追或超越追击红军。这位飞行员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国军再怎么穷, 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 装载一部分部队, 哪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 都能够先追到前面, 将中共军队堵住, 再加以围剿, 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当时红军南北边各有一支中央军部队, 为什么“红军走多远, 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 也没有超越他们?”给人印象是“这哪里是追击, 简直是护航”。蒋纬国因此“恍然大悟”, 意识到这恰恰是蒋介石战略指导的“独到之处”。他的解释是, 蒋介石非常清楚“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 也早就想到“要建立大后方, 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但如何才能统一当时鞭长莫及的西南以及西北各省, 同时又不让蒋介石非常尊重的那些地方实力派自相残杀, 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最理想的办法自然是把江西的红军赶去西南乃至于西北, 然后中央的力量在“剿匪”的名义下一路跟进, 为避免地方受损, 也不去打红军, 而只是逼着他们经过西南, 再去西北, “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据此, 他提出:“当时与其说是 (对江西红军) 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 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 经过广西、贵州、云南, 绕了一大圈, 再折回来到四川”。我们也正是因为“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 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1) 凡比较了解和熟悉当年这一段历史情形的人, 想来都能够注意到蒋纬国的说法中存在着颇多不准确、不严谨的信口之言。他提出此说, 却从未做过具体的史实研究。而后来不少相信其“放水”说者也并未严格依据史料就此在史实上做过系统的研究考析。其实, 别的不说, 蒋纬国对当时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就既缺了解, 也少经验。 如蒋纬国所称蒋介石压迫江西红军进入四川, 是为便利中央军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兵四川云云, 明显是不了解在江西红军进军西南之前, 先后早有三路红军分别挺进到西南, 包括进到四川的情况。其中仅红四方面军四五万人, 就已经把四川地方实力派扰得不得安宁。1933年至1934年, 该部攻城掠地, 所向披靡, 不仅在川北建立起较巩固的根据地, 而且曾沿嘉陵江南下, 威逼重庆, 一度震动全川乃至全国。1934年9月,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因接连兵败通电辞职, 四川绅耆名流即已联名请求南京派兵入川。蒋介石一年前就开始亲自督导川军各主要将领进行“剿共”作战, 眼看川军节节失利, 南京中央军政高层这时也已在磋商派中央军入川的问题了。只是蒋介石因顾虑“川军内部复杂, 对于中央军入川亦意见分歧”, 且“江西共军尚未解决”, 因此还强调“准备”, 未能马上派兵入川。 (2) 但两个月后, 刘湘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晋京正式请求中央派兵, (3)江西方面作战业已告一段落, 蒋介石即决定派胡宗南部由陕甘入川, 并任命贺国光统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驻四川。 (4) 可知, 中央军西进, 包括入川, 原本并不需要“放水”江西红军突围, “经过广西、贵州、云南, 绕了一大圈, 再折回来到四川”那样周折和麻烦。中央军如不受到江西红军的牵制, 早就可以出兵西南和四川了。 又如蒋纬国解释某飞行员当时空中所见, 即中央军只是跟着红军后面走, 而不用卡车运兵赶到红军前面去堵截, 是蒋介石有计划地逼着红军往四川去云云, 其实也是对红军突围后中央军“追剿”作战各种复杂情况, 缺少了解的一种主观想象。 蒋纬国在这里显然没有在意该飞行员空中所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就简单地理解为突围红军西去一路都大体如此。其实, 该飞行员所讲的情况, 在王多年主编的《国民革命军战史》中就有过具体说明。文称:由于北、南、西三路封堵红军的部署过迟, 且西路军布防于万安、遂川、大汾、资兴、郴县之线, 北路军所属第六路军还在兴国、宁都之间, 及高兴墟至泰和之线集结, 只有南路军一部“尾匪追击”。因此, 红军突围后行进正面宽广, “空军在飞机上向下侦察数十公里正面, 只见国军在匪军后方与其两侧前进, 未见国军超越堵击”。 (5) 如果具体说到中央军派定的“追剿”部队上路“追剿”, 那就更没有乘汽车去超越堵截的条件了。对此, 只要读一下最早受命参加“追剿”行动的北路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13师师长万耀煌的日记与时人的电报, 即可了解一二。 受命“追剿”之初, 部队由遂川西至左安, 或许还修有可通车之路, 进入湖南桂东寨前开始走山路后, 情况就全变了。万耀煌部所在的这支“追剿”大军多达4个师, 恰好又遭遇连续数天大雨滂沱, 山路原本就狭窄崎岖, 马走都困难, 人行更险。再加上大雨中成千上万人都挤在只能单人行进的崎岖山路上, 动辄三四小时不能行进一步, 哪里还谈得上乘汽车? 据万耀煌记, 仅11月8日到13日, 因大雨不止, 各师山路行军“途中跌毙人马”即均在数十以上, 落伍者更不知凡几。之后进至湖南境内, 一度不用登山, 但一连几天还是阴雨不断, “所经道路均曲折小道, 路滑如油, 输卒无草鞋难以行走, 马不能骑, 饲料不能补充”, 仍鲜有公路可行。至进入广西、贵州后, 就更是山路绵绵, 经常登高攀壁, 上二三十里, 下二三十里, 部队补给无望, 经常连饭都吃不上, 电讯联络也常因大山阻隔而中断。 蒋介石一度也十分不满“追剿”部队总是跟在红军后面跑, 因而再三告诫和要求部队要运用游击战术, 创造截击、腰击、“兜剿”“堵剿”的条件, 要能埋伏袭击和正面迎击等。但在万耀煌看来, 这都只是纸上谈兵。由于完全不了解红军行动方向, 中央军能追得上已属不易, 哪里还谈得到游击战术的运用呢?万耀煌多次在日记中写道:“匪步行, 我亦步行”, “追剿”过程“都是委座亲自指挥, 我们受命无不昼夜奔驰, 力求达成任务, 然结果无不落空”, “以步行不能快速, 又走小道, 不仅不能超越, 且有时赶不上”。足以见, 中央军的“追剿”总是陷于被动, 几乎不可避免。 (1) 由上不难看出, 蒋纬国的说法也是一种纸上谈兵。和当年西南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意图的种种怀疑猜测一样, 未必那么可信。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蒋介石具体是如何应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突围的, 红军西去到底是不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计谋等, 还是需要做一些较系统的史实梳理与考察, 以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考析工作。限于篇幅, 本文虽不能深入考察这段史实的具体经过, 但会针对今人较多提到的几个问题, 依据史料做一些史实的考察与辨析。 二蒋介石有压迫红军“西窜”的部署吗? 相信1934年10月中共江西苏区红军得以顺利突围西去, 是蒋介石蓄意“放水”的说法者, 想来无非基于两种判断:一是如李宗仁所称, 因为中央军难以就地歼灭红军, 蒋介石非开一缺口不可, 考虑到可借机进兵西南诸省, 因而蒋介石“将缺口开向西南, 压迫共军西窜”; (2) 一是如蒋纬国所说, 中央军并非不能就地歼灭红军, 只是蒋介石出于安内统一以便攘外抗日的战略布局, 故意“压迫他们进入四川”, 以便于中央军进兵西南再跟入西北, 一举将四川乃至西北变成抗日大后方。 鉴于江西红军事实上突围成功, 关于中央军自身具体能或不能就地歼灭红军的问题, 暂时或可不加考虑。但是, 要证明蒋介石有无“放水”意图, 其第五次“围剿”计划是否存在“将缺口开向西南, 压迫共军西窜”的部署, 却是一件非考察不可的事情。 已知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最初起步于1933年9月底, 其作战的基本设想及目的是:“国军以歼灭赣南匪军主力及流窜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匪军之目的, 区分为北路、西路、南路军, 及浙赣闽边区。于十月中旬, 开始同时围剿。以政治配合军事, 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 及组训民之原则, 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 防止匪军流窜, 逐步缩小包围圈, 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 并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 (3) 这里, 南昌行营将作战目的讲得很清楚, 此次作战即在要实现“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围剿”大不同于以往“围剿”。其主要之点, 就在于蒋介石于军事行动开始之初曾反复研究, 逐渐概括起来, 又不断推敲和讨论, 最终形成一套新的战略、战术和战法, 基本要点就是要“以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 战略攻势, 战术守势,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节节筑碉, 同时修路, 逐渐推进, 由广大包围封锁匪区, 断其食盐, 绝其粮食, 逐渐缩小包围”。此一策略的最突出之处, 就表现在强调不要急于求成。蒋介石对此再三做过解释, 要求众将领要沉得住气。他于1933年10月17日以南昌行营名义发布的训令, 甚至将此点规定为各部队行动要领, 提出“今日剿匪, 不在时间之缓急”, “而在我将士忍性坚心”和能否“效愚公移山之法”。用蒋介石的话来说, “匪 (区) 纵横不过五百里, 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 则不到一年, 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1) 既然下定决心“愚公移山”, 可知蒋介石及其南昌行营指导制订的中央军的作战方针和计划, 中心之点就是强调“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各级将领因此也始终严格执行包括每天前进以30里为度, 下午3点前必须进入宿营地, 并马上抢修工事, 次日开始就地筑碉和向后修通军用公路, 一切基础建设完成后再向前进的推进方式, 绝不冒进。 (2) 1934年2月平息福建事变后, 当中央军开始发动对赣南苏区全面进攻时, 陈诚提出并得到行营认可的第三路军的“进剿”计划, 就是本着这样一种作战指导思想来制订的。计划以“解决我心腹大患之闽赣赤匪”为“唯一任务”, 以“收复一地一城即不再落匪手”为推进方针, 强调要边推进边筑碉边修路, 分步实现阶段性目标, 直至各路推进完成, 实现“最后会师, 寻匪主力而围歼之”。陈诚特别强调说明, 此方案的特点就是:“我碉堡完成之日, 即剿匪成功之时。虽似觉缓慢, 实万全之策”也。 (3) 既然战争计划原本就规定的是先筑碉修路再推进的“稳扎稳打”的“愚公移山”的打法, 北路军主力由北向南及由东向西的推进步骤, 自然也就不存在时人所怀疑的蒋介石是在刻意拖延“进剿”速度, 以便给红军留下突围脱逃时间的问题。实际上, 即使减去为平息福建事变而不得不中断的近3个月时间, 北路军自1933年9月底从永丰、乐安、南丰一线出发, 东路军1934年2月从建瓯、南平、龙岩一线出发, 5月中旬时两路分别推进至龙冈、广昌、建宁、归化、永安、连城, 日均推进只在0.3里至0.7里左右。自1934年6月至10月中旬, 两路再推进至石城 (10月6日) 、长汀 (10月9日) 、兴国 (10月14日) 之线, 日均推进已提高到日均1里至1.4里的水平。至红军主力西去后, 两路进占宁都 (10月26日) 、瑞金 (11月10日) 、雩都 (11月17日) 、会昌 (11月22日) , 就更是数倍于过去速度了。因此, 说蒋介石及中央军刻意迟滞、徘徊, 拖延军事行动, 无论是说10月中旬发现红军可能有突围意图之前, 或之后, 都未必很准确。 需要了解的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蒋介石此次施行的“稳扎稳打”的推进策略, 效果都是明显的。部队推进虽慢, 但既没有出现大进大退的情况, 也再没有出现以往“围剿”所遭遇到的那些惨重损失, 确实做到了“步步为营”。进至1934年9月底10月初, 蒋介石已经很清楚胜利在望了。他为此就几度公开电告各方, 宣称“赣匪则已届最后挣扎时期, 最短期间必可捣破匪巢”, 我各路“围剿”军“现已一切准备完成, 复值秋高气爽, 实为进剿最便之时机。倘三个月内时局不生枝节, 则歼灭赣赤饶有把握”。 (4) 在这里, 蒋介石公开所强调的也依然还是要就地歼灭红军。 不难想象, 作为蒋介石的属下, 无论是南昌行营、北路军总司令部, 还是北路进攻主力陈诚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 大家所得到的信息和指示, 包括亲历的作战进程, 基本上也都是相同的。至少到1934年秋, 中央军的将领都相信:“当前剿匪军事已到最后阶段, 千仞之功, 差仅一篑。”虽然因情报不足, 他们多以为红军主力还潜伏于宁都、石城及其以南地区, 寻机最后决一死战, 胜则固守, 败则西窜, 但他们这时特别关心的, 就是一定要“聚歼匪主力于赣南地区”。如陈诚这时就力主“北路军拟先构筑兴国、古龙冈、头陂之封锁线, 再以主力分两路, 一路取雩都, 一路取瑞金”, 同时“令西路军扼要筑碉, 并特别加紧守望队、保安队之训练”, “令南路军于大庾、南雄、信丰线上秘密加筑碉堡, 尤以对于交通要点及市镇、大村落更为重要, 使其无从劫掠”。总之, “务求歼匪于赣南地区”。 (1) 事实上, 蒋介石及其行营并非没有预计到红军突围, 包括“西窜”的可能。在其相关计划和部署中一直就非常重视南线和西线的防御问题, 并依据预先划定的纵横几条防线, 依次扩大封锁和围歼范围, 所期望的“围剿”区域, 即在以赣州、信丰、安远、寻乌为第一纵线, 并以万安、遂川、大汾为第一横线的范围内。情况出现任何变化, 即马上增强第二、三线的防御部署。如1934年9月22日, 刚一得知红军主力大举向下进攻南路军的消息, 蒋介石马上就电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要着手强固第二纵线, 亦即宁冈、桂东、汝城、仁化、曲江之线的防线。电称:“该匪此次南犯, 是否主力或先以一部渡河, 虽难断定, 而第二纵线及遂 (川) 、 (大) 汾横线关系重要。除已令罗霖师先行南移, 接替储潭、良富防线, 及令李生达部即日开拔外, 应由西路速派队守护上述两线, 及集十五、十六两师于郴州, 再看情形东移。五十三师应速设法抽集于遂川以南为要。”(2) 紧接着, 南昌行营基本确定红军主力的“西窜企图”后, 也是依照既定方针依次提出:“在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时, 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遂、汾横线中间地区。”万一第二纵线也被突破, 即应考虑在第三纵线内围歼的可能。其电报提出:“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 倘被窜逸, 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 (3) 就实际情况看, 进至1934年10月底11月初, 在得知红军大部已入湘境后, 蒋介石也马上放弃了在赣南歼灭红军的计划。但是, 他这时亦并未考虑到尾追红军入黔的问题, 更没有设想过尾随红军入川的问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各路军指挥官, 不惜一切牺牲, “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勿使漏网”。 (4) 不难看出:第一, 在1933年至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军和整个“围剿”作战的指导和部署中, 并不存在急于将红军逼出江西去西南的计划和方案, 其各项指示亦明确主张要在赣南“捣破匪巢”“歼灭赣赤”。 (5) 第二, 在蒋介石及南昌行营下达给中央军各级的“围剿”作战部署和计划中, 就地歼灭红军主力, 始终是最基本的作战任务。万一遇到红军突破了西南封锁线的情况, 其部署也无一例外地会按照预先设定的“堵剿”线, 由近及远地努力争取要在最近的距离内完成歼灭任务, 并未见其有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和四川的具体设想与部署。 三蒋介石在有意削弱和空洞西南两路防御吗? 认定江西红军突围西去是蒋主动“放水”, 一个基本前提是相信第五次“围剿”期间, 蒋介石及其中央军握有充分的主动权。但是,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作战, 并不都是靠中央军来进行的。在当时北、南、西、东四路大军 (1) 中, 红军最后选定并突破的对象, 一是南路军陈济棠所部, 二是西路军何键所部。问题是, 该两部几乎都是由与南京中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所构成, 他们是否会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呢?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众所周知, 1934年夏秋,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中共红军暗通款曲, 最终使得江西苏区八九万红军“顺利实现转移”, 不过是以邻为壑的一种自保策略, 不仅不是蒋介石所授意、暗示或默许, 而且是公然违反蒋令的。 (2) 西路军何键在这方面的态度和立场更明显, 他们不仅未与红军秘密交涉, 而且极度担心江西红军的侵入。在红军大举入湘后, 其兵力虽不足, 碉堡修筑也不理想, 却仍旧与蒋介石密切配合, 在桂东、汝城一线, 郴县、宜章一线, 以及湘江东岸等地, 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拦击和追击作战, 也因此给红军造成了十分巨大的损失。 那么, 是不是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利用了陈济棠不愿为南京牺牲自身利益的心理, 故意不让何键在西线组织起严密的防线, 同时通过北线空前有力的中央军的攻势, 巧妙地把红军逼上了西进之路并成就了中央军尾随红军入黔入川之想呢? 首先, 如前所述, 涉及蒋介石生平思想的史料, 包括日记手稿、电报信函等, 今天已基本公开, 但从没有人找到过蒋介石有此密谋、设计和具体的安排部署, 包括此一密谋生成变化的过程资料。如果说蒋介石确有此谋, 那也就意味着蒋介石当年不仅瞒住了陈济棠、何键, 而且丝毫没有让自己最亲信的干部和将领与闻其计。甚至为了要欺瞒后世, 就连他每日必录的对于战略、策略、计划的思考, 也都刻意不留任何记录。这显然既不合情理, 也不符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蒋介石的个性和为人的习惯。 (3) 其次, 陈济棠、何键等地方实力派既然对蒋介石怀有高度防范和猜疑的心理, 蒋介石言行中但凡流露出任何不利于粤、湘及所谓西南五省 (4) 的迹象, 都可能会被他们放大为一种阴谋, 以致引发轩然大波。更何况要削弱或空洞南线特别是西线防务, 一切措施都必须要通过电令、信函或专人传话, 具体让陈济棠特别是何键去了解和落实, 这就更不可能不留下种种远不止是蛛丝马迹那样的确实证据。然而, 陈济棠、何键均未发现蒋介石的阴谋, 甚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 蒋介石与陈济棠、何键的关系也从未因此引起过任何麻烦, 而且蒋介石与何键之间的配合较以往明显地还要默契许多。 当然, 不能否认的是, 国民党这次“围剿”兵力部署, 确实存在着如时人所称北强南弱, 亦即西、南两线较北、东两线军力及防御都相对薄弱的情况。问题是, 这是当年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利益格局及其矛盾冲突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还是蒋介石主观上刻意安排布局设计出来的呢? 因为基于事后的观察, 我们往往不大容易体会到当年条件下蒋介石及南京中央所处地位之尴尬与力量之不足, 甚至会想当然地以后来蒋介石权力地位和个人威望的影响作用, 来想象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战略谋略运用或有如臂使指般的能力, 忽略了蒋介石当时日记中种种因自我想象和目标追求间巨大张力所导致的挫折、失落、愤懑和屈辱的感受是怎么来的。“放水”说的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逻辑悖论就是, 一方面相信蒋介石必须“放水”, 否则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永远都不会让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地盘;一方面却又坚称广东、湖南地方军阀防线薄弱, 是因为蒋介石故意不派兵去加强他们的防御力量, 以致在南线, 特别是西线防御区域内, 存在着许多无兵防守的空洞现象。 其实, 这段时期蒋介石与陈济棠、何键等地方实力派人物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蒋介石远不具备名义上的总司令应有的权力与能力。也正是由于双方关系还只是一种利用关系, 因此, 我们也不难发现, 蒋介石除了把南线、西线责成陈济棠、何键负责, 并提出计划、部署, 与之磋商、交涉, 甚至花钱笼络, 以期待陈、何实施外, 并无可能去干预他们的所作所为, 更不用说派中央军, 哪怕是非嫡系的中央系统的部队, 去大举增强其兵力与防线了。说到底, 陈济棠也好, 何键也好, 都还处在某种割据状态, 尤其是最后被红军首先突破的南线防区, 作为陈济棠的势力范围, 是绝对不让中央势力进入的。 在研究这段时期蒋介石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时, 需要注意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面对国内外无数敌人, 再加上国民党内部各种异己力量, 以及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 当时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固然已经取得正统地位, 且正在上升期, 却依旧势单力孤, 经常处于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尴尬状态。蒋介石所以非得降尊纡贵、委曲求全, 来迁就、羁縻陈济棠、何键, 就是因为除南京周边江、浙、皖等少数几省外, 到处都存在着与南京中央貌合神离、矛盾冲突的利益集团。仅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期间, 即使忽略当时北方日本愈益加剧的蚕食和威胁不论, 蒋介石及南京要应对的大小敌人, 和要解决的来自各种反蒋势力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叛乱和威胁, 包括政府自身财政金融与内部人事上的种种危机, 就层出不穷。这时的蒋介石, 不要说对西南、西北、华北各地方割据势力, 就是对南京周围几省交通不畅的边缘区域, 都常常会有鞭长莫及, 事到临头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的困扰。甚至就连蒋介石亲自部署选定的“围剿”大军内部, 半途中也还是闹出了东线十九路军在福建突然宣布反蒋联红的惊人事件。 由此可知, 由蒋介石统帅和指挥的这次看似集全国之力的“围剿”行动, 他真正可以依靠的, 主要也只是比较能听其号令并服从其指挥的嫡系的中央军。问题在于, 在这三 (四) 路“进剿”军中, 真正能够被蒋介石视为嫡系的中央军又占多少呢? 已知1933年10月中旬“进剿”军编成之初, 北路军38个师又1个旅, 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 南路军11个师又1个旅, 另加扼守东线福建地区的第十九路军6个师又2个旅, 合计多达64个师又7个旅。 (1) 在这中间, 基本上不在蒋介石直接指挥命令之下的南路军、西路军和十九路军, 就占了26个师又6个旅, 即40%左右的兵力。而北路军同时还要分出7个师去“围剿”赣东北苏区和湘赣边苏区两支红军武装, 剩下真正能够用于对江西苏区红军作战的部队只有31个师。它们中可以称得上嫡系的中央军, 不过十七八个师。 (2) 也就是说, 即使是按照既定部署, “以北路军为进剿之主力” (3) , 除个别部队外, 其中战力很弱、只能用于后方守城守碉护路的非嫡系师旅, 仍旧占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三面围堵, 就非得依靠陈济棠、何键, 包括十九路军等非嫡系的地方派系武装或杂牌军不可了。而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是, 对于那些明显带有浓厚地方派系色彩, 甚或具有半独立性质的武装, 蒋介石要想在不与之发生太多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于军令政令范围内有效约束、驾驭, 以用来为“剿共”战争服务, 根本就是一件颇难办到的一件事情, 非用尽政治手腕, 否则便会弄得自己阵脚大乱。因此, 在研究蒋介石实施第五次“围剿”的史实时, 理当高度重视蒋介石是如何依托中央正统地位, 靠着道义责任的说辞、个人情感、威望乃至金钱的笼络, 又羁縻又迁就, 熬过了与陈济棠、何键发生冲突尤其是与前者翻脸这一关的。无论如何, 陈济棠、何键两部固然最后没能挡住红军突围, 但在长达一年左右的“围剿”期间, 他们总还是在不同程度上配合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 坚持到了红军突围那一刻。 限于篇幅, 在此不能展开考察介绍蒋介石在这次“围剿”期间维持与陈、何关系的具体过程, 但还是可以略举零星史料稍做说明。 1933年夏, 即还在五次“围剿”准备阶段, 蒋介石就在反复考虑对陈济棠、何键的策略。他在日记中曾明白写道:“冯 (玉祥) 逆负隅, 察省和战莫决;西南叛息时至, 济棠摇惑不定;赤匪北窜未退, 芸樵 (何键) 观望不前。此时惟有快刀斩乱麻, 成败有所不计之精神出之, 方能于事有济也。” (1) 在这里, 蒋介石所谓必须“快刀斩乱麻”, 指的就是要尽快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而所谓必须“成败有所不计”, 也即是决心不惜冒险, 大胆倚重陈济棠、何键, 来部署对江西苏区的四面合围。 运用政治和经济手腕, 合纵连横, 蒋介石早已驾轻就熟。但连续四次“剿共”失败, 毕竟给蒋介石和他的手下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开战前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对战略战术和战法苦思冥想并集思广益, 一方面清楚地知道东、西、南、北四面, 只能靠北路来担任主攻;而另一方面又担心单靠北路, 没有其他三面的牵制, 北路不仅战线扯得太长, 而且风险也太大。为此, 蒋介石在考虑最终部署时, 就曾设法想要增加西路和南路的作战任务, 或抽调其军力, 以协助北路。 他先是提出应从西路军调两个师过赣江以东来, 协防北路军侧翼吉安;接着又直接电何键, 希望何键“除调第八十九师来赣外, 并令第十八师、第五十师、第七十七师, 又在第四路中再抽一二师, 于本月底集中参加中 (北) 路进剿为要”。 (2) 同样, 他也希望陈济棠能同意预先向距离南路最近的苏区核心地带开进, 提出:能否“第一步挺进至会昌及其东西之线, 修筑道路, 建筑碉堡, 收抚民众”, 进而“克期袭取会昌、瑞金固守之”, 以便牵制红军主力, 来配合10月1日北路开始的进攻? (3) 然而, 蒋介石为此展开的种种游说和劝说均未能达其所愿, 10月中旬最后敲定的“围剿”计划书只能按照陈济棠、何键的意志来做规定。计划书写明的是, 此次“围剿”“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 主要任务是“集中南城、南丰、黎川之间地区……逐步向广昌方面推进, 捕捉匪军主力而歼灭之”。至于南路军的工作, 则只规定为“于赣粤边境之上杭、武平、寻乌、信丰、大庚, 及赣县间, 构筑绵密之碉堡群, 防匪南窜及渡江西窜”, “逐步向北推进, 合力围攻匪之赣南老巢”。西路军的任务, 则干脆与北路军主攻任务无甚关连, 不过是在北路军的侧后方帮助消除可能的威胁而已。计划书上写明的只是: (1) “在莲花、酃县一带围剿流窜于湘赣边境永新、宁冈之股匪”; (2) “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湘、鄂、赣边境, 构筑封锁线, 逐步围歼孔宠荷、蔡会文两股匪军”; (3) “另以一部维护岳阳、长沙后方之安全”。 (4) 事实上, 蒋介石非常清楚, 把进攻主力摆在北面, 向南进攻, 一旦奏效, 赣南红军很有可能会“西窜”, 理论上不大可能向东或向南突围。一来东和南都临海, 全无大军发展回旋余地, 势同自陷绝境;二来这时鄂豫皖红军已大举进入四川, 所向无敌, 发展顺利, 充分显示西南活动空间广大。故还在1933年8月6日, 蒋介石就明确电示南昌行营称:“匪部将来必西窜, 对赣江西岸之碉堡设计及实施办法, 务希速定, 并指定负责部队并限制筑成, 派员督促。” (5) 问题是, 赣江长达1 500里, 仅在中共江西苏区附近就有数百里宽, 这一任务客观上也只能交由西路军去完成。可是, 碍于西路军一时需要完成的任务太多, 计划书最初竟没有只字提及此事。 西路军这时具体有多少任务或问题需要应付和解决呢?读一下蒋介石8月8日给何键的电报就不难明了。该电称:“兹为求于短期内消灭赤匪起见, 特将贵路各部应取之处置, 条列于后, 请参酌施行。甲、赣江方面匪之主力似已窜往闽西, 该方面现无大部股匪。应饬乘机加紧肃清散匪, 建筑碉堡。乙、赣西南方面, 应饬速打通莲花、安福之线, 将匪区横断, 缩小匪之活动范围。务于最短时间将该匪主力打破。丙、赣西北方面, 务速将小源、白水、慈化、钵盂塘等处之匪巢扫荡, 派队驻扎清剿, 断其归路, 并派队对其主力跟踪穷追。纵不能即时消灭, 亦可使之溃散。丁、鄂南方面, 大墓山、杨林桥、费家冲一带之匪, 须以通山及修北之部队任堵截, 以防其与孔匪会合。迅以机动部队由大冶、阳新, 向西南搜剿, 捣毁其巢穴。”又“据巡查参谋梅萼冬申电称, 萍乡与宜春交界宦椰市、白沙埠等处, 系匪运输往来要道, 且时有匪首不断潜行。又宜春与分宜交界彬江、水汀等处, 亦系匪运输要道, 请何总司令对各该处加驻重兵, 及多筑坚固堡垒, 严密封锁, 以断匪区运输……希即查照办理为要”。 (1) 上述电报再清楚不过地说明, 西路军几乎不可能用力于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作战, 其在湘、鄂、赣边需要同时应付的, 至少就有湘赣边、赣西南、赣西北、鄂南等三四处红军及其根据地, 以及从萍乡到宜春到分宜的红军运输线。何况“围剿”计划书中还明文规定, 要在湘、鄂、赣边界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构筑碉堡线, 如果再加上计划书没有提到, 而蒋介石为完成五次“围剿”必定会要求的, 即甲项沿赣江一线建筑碉堡, 以西路军最初编成的只有9个师左右的兵力, 可想而知何键会如何做了。 已知从1933年秋, 即北路军在江西向南推进开始, 西路军即以3个纵队全部兵力分别发起了对莲花、永新一带红17、18两师, 万载、铜鼓一带红16师, 以及鄂、赣边区及武长铁路一带红军和苏区的进攻、“围剿”和“追剿”作战。 (2) 对湘赣各苏区红军的这次“进剿”, 虽接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同时却也促使各苏区红军纷纷跳出原苏区范围, 跳跃式地运动游击, 红17、18师以及红16师还曾分别接近了赣江口岸, 有东渡中央苏区的迹象。负责遂川方面从高阳到站前江防的西路军第77师, 被迫堵截, 一度竟损失了一个多团, 就连这时在南昌的蒋介石都开始感到紧张了。他为此专门去电何键, 要求西路军迅速派兵增援, “务将该匪于匪区以外设法消灭”, 勿令其渡过赣江, 与东岸红军会合。 (3) 1934年初, 随着军事“进剿”取得部分成功, 西路军已经可以抽出部分兵力部署赣江防守了, 各纵队亦开始遵令“一面围剿, 一面筑碉推进, 完成封锁”。但直到1934年8月, 萧克率改编后的红六军团经湘南突围西进黔、川之时, 赣江西岸湘赣边作战区域内的碉堡封锁线仍未建出个眉目出来。因而萧克等部得以在赣江西岸忽而北上, 忽而南下。西路军也不能不以半数左右的兵力跟着萧克等部红军, 疲于追踪、堵截和应对紧急状况。也正因为如此, 红六军团依照中共中央指令, 从后来江西红军西进的汝城、郴州方向突围西进, 完全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阻碍。 (4) 何键只是在萧克部突围之后, 才严令湘南各县大力修建碉堡及防御工事。即便如此, 在这方面事实上真正有所成就者, 也还只有作为湘南门户的汝城一带。已知江西红军突围至此时, 当地已“筑成碉堡二百八十余座”, “又建横一道横二道两线”封锁线, (5) 这才对江西红军大队的西进,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筑碉修路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作战取胜的关键。它除了能够稳步地缩小红军活动的范围, 增强国民党军自身的机动能力外, 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兵力不足的条件下, 有效堵截红军突围的一种办法。故还在“进剿”计划初步确定的过程中, 蒋介石就再三督促和劝告南、西两路, 要加速修筑赣江西岸“墙壁式碉堡”, 并要求在万安、遂川、大汾、桂东、汝城、仁化、曲江构筑横纵两线碉堡线。1934年四五月间, 蒋介石事实上已经预见到红军后来突围的具体方向和路线, 并几度要求陈济棠、何键“速筑”粤、赣、湘交界处始兴、大庾、仁化、汝城、桂东、酃县一线的碉堡线, 以及进一步修筑从英德、曲江到乐昌、宜章、郴州的第二条碉堡封锁线。 (1) 但是, 边筑碉修路, 边向前推进, 不仅要极大地影响部队进攻和推进的速度, 而且还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南、西两路军所以没有能够像北路军那样筑起绵密的碉堡封锁线, 包括建成几千里四通八达的公路, 除了上述西路军在自己防区内有太多需要对付的敌人, 兵力不足, 忙不过来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缺钱。 何键可以说是地方派系将领中最早积极响应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上提出的边筑碉边修路边推进的战法的。他得讯后, 马上把原本只是规划中的连通湘赣、湘粤、湘鄂的多条公路线, 以及省内各支线建设计划, 报给南昌行营, 要求拨款修建。他同时还要求中央帮助湖南省建设一条轻便铁路, 并要求依照蒋介石所提“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和强化占领区善后工作的方针, 帮助西路军解决湘鄂、湘赣边部分苏区占领后的用款等。 由于这些方针、战法都是蒋介石自己提出来的, 北路军已在如此实行, 西路军照此办理, 有利于“剿共”军事和成就国家的统一, 蒋介石自然不能拒绝。但是, 何健并不是这时唯一向中央伸手要钱的地方实力派, 而1933年又是中央财政极端困难的一年, 蒋介石因军费问题甚至与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姻亲宋子文闹翻了脸。 (2) 因此, 他这时显然无法满足何键的绝大部分要求。为此, 他只能分别复电何键, 恳切表示:“中央军费困难, 西路实无法多所补助”, “芸樵与中央关系尤深, 宜加倍努力, 特加谅解”;湘省轻便铁路事, 已嘱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主持照办;“匪区善后经费, 可在棉麦借款分拨一部, 但须在十一以后”。湘赣间公路, 如茶陵至莲花至安福至吉安一线“最为紧要”, 湖南方面如能“照行营规定军队筑路办法, 每里一百元, 路面铺砂子一百元”, 行营可“发给经费三万二千元”。其他各线亦可择要构筑, 唯“经费容俟筹发”, 或需要列入赣西北公路次第构筑, 统筹办理, 或要“由湘省府所定筑路公债款项开支”。 (3) 换言之, 即使财政再多困难, 蒋介石也还是不能对何键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 因而非择其不得不做者, 勉力应付一二。 在这方面, 南路陈济棠比何键就更难对付了。这是因为, 广东历来是两广反蒋派的重要基地, 蒋介石必须拉拢陈济棠以避免广东再度落入反蒋势力的掌握中。这也决定了蒋介石在对陈济棠的态度上, 远比对何键会更加敏感、矛盾, 有时也就会更容易迁就。比如, 在军费问题上, 蒋介石这时就明白拒绝了何键的军费补助要求, 然而却从未真正拒绝过陈济棠提出的军费补助要求。 (4) 实际上, 因广东财政一直紧张, 维持庞大军费开支颇为不易, 故陈济棠虽然明知中共江西苏区的存在, 对维持广东半独立局面有利, 却从1932年初就加入到蒋介石第四次“围剿”计划中来, 派兵入赣入闽, 担任南线防堵。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让南京帮助负担自己的部分军费开支。这一年夏天, 广东财政更加紧张, 以致不顾与南京冲突, 单方面实施了征收进口洋米专税, 擅自将国税变成了广东的地方税。故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一经提出, 北路军还未动作, 陈济棠就于9月间主动电告蒋介石称, 南路军已开始推进, 唯因南京过去还有部分军费补助款未发足, 要蒋介石补发, 并继续按月提供助款。 (1) 陈济棠显然没有注意到, 这个时候恰好也是蒋介石经济上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个月前, 为落实五次“围剿”计划, 蒋介石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之机, 把豫鄂皖三省“剿总”内部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大举向各银行垫借了数千万巨款。宋子文8月回国得知情况, 大为恼怒, 一方面不得不发行1亿元关税库券来挽救金融;一方面则以辞职相要挟, 坚决限制蒋介石进一步用款。此举使得南昌行营自身所需的军费都成了问题, 更不必说蒋介石曾答应过各方的种种旧欠, 如粤军欠款等。蒋介石气得大发脾气, 一时也无计可施。 (2) 对于陈济棠的要求, 蒋介石这时也只好苦口婆心地去电解释中央财政困难的种种情况, 请求陈济棠宽限时日, “徐待后图”。 (3) 仅两个月后, 福建事变爆发, 蒋介石迫切需要陈济棠进兵福建以威慑并夹击十九路军。陈济棠趁机狮子大张口, 要中央借款1 000万元。 (4) 其来电称, “粤中纸币因闽变影响挤兑”, 财政可能崩溃, “金融问题不解决, 军事无法计划”, 请中央速筹款项接济, “以救眉急而安军心”。这时蒋介石已设法使宋子文去职, 让比较听话的孔祥熙担任新财长, 故他立即要求后者为陈济棠设法解决。不过, 孔祥熙与陈济棠反复交涉, 毕竟陈济棠所要数额太大, 担保问题亦解决不了, 双方也未谈出眉目来。蒋介石虽焦虑, 还是无可如何, 但其内心里坚持认为必须“迁就粤陈”。 (5) 好在福建事变很快即告平息, 蒋介石不再需要陈济棠进兵福建, 陈济棠的借款理由也泡了汤, 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 陈济棠参加“围剿”既以金钱为转移, 在得不到军费补助的情况下, 南路军的行动自然更趋消极。福建事变后, 蒋介石让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与陈济棠协商两面夹击的办法, 争取说动陈济棠“能由龙岩入汀州, 占领瑞金最好”。陈济棠坚称兵力不足, 拒不接受。蒋介石让步为“会昌、雩都与兴国三县必须由粤军负责, 并请其规定各期进度”。陈济棠为求款, 也象征性地让南路军向会昌推进了几十里, 拿下了距离会昌县城40余里的筠门岭, 然后就停止不前了。恰好1934年春夏几个月, 两广反蒋活动甚为活跃, 陈济棠的态度让蒋介石强烈怀疑其可能加入反蒋, 因而对陈济棠的动向也变得极其警觉, 双方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当然, 事情过去后, 蒋介石还是必须要努力与陈济棠维持好关系, 一方面谨防“南路撤退, 网开一面”, 使一年来“围剿”作战前功尽弃; (6) 一方面蒋介石也仍旧想要南路军在堵截红军突围时能够发挥作用。 从10月初开始直到中旬, 蒋介石特派陈济棠的广东同乡、第18军军长罗卓英作特使, 想要劝说陈济棠与北、东两路配合行动。陈济棠派参谋长见罗卓英, 除说明各种困难外, 主要即要求行营按月津贴10万元, 同时却并不确实承诺会进攻蒋介石所要求的雩都。鉴于此, 蒋介石只好让罗卓英告诉陈济棠:按月津贴没问题, 但要在南路军“确实占领雩都后”。 (7) 由上点滴情况, 应该不难发现, 南、西两路防御部署及力量所以不如北路, 原因复杂, 且多与两路防区在半独立的地方实力派控制之下, 以及陈济棠、何键两部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关。尽管依据现有史料, 尚无办法证明中央军这时真有实力增援南、西两路, 但至少, 目前也没有任何能够形成的史料链足以证明南、西两路防御薄弱, 是蒋介石刻意设计、安排造成的。 四蒋介石离开前线是有意迟滞北路军的“进剿”吗? 在当年, 众多相信蒋介石有“放水”密谋者, 不仅怀疑西、南两线防御薄弱可能和蒋介石的计谋有关, 而且认定“放水”的时机也是蒋介石巧妙地计算好了的。否则, 为什么蒋介石早不走, 晚不走, 偏偏要在中共中央确定了突围时间和路线之后, 就跑去北方“巡视”去了呢? 1934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率红军主力动身南下, 开始大举西征。蒋介石提前四天先行离开南昌, 飞去武汉, 并在10月10日红军开拔的同一天, 转飞洛阳, 去了西北。在红军主力与陈济棠、何键所部苦战于粤湘赣交界处之际, 蒋介石却接连游历了潼关、西安、宁夏, 再经济南飞去北平, 悠哉悠哉地住进协和医院, 花了5天时间检查身体, 之后又去宣化、张家口、大同、太原, 直到11月11日才经汉口返回庐山。 (1) 这件事早在当年就引发过西南诸多地方实力派的强烈质疑。他们特别不满于“朱毛主匪, 出窜半月之后, 南昌行营始颁部署”, 且以中枢大军克复空城瑞金等地, 不派主力“追剿”。给人印象, 这正是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离开南昌有意造成的。胡羽高当年就借“神精过敏者之口”指责称:“蒋委员长料定匪将西窜, 故意先往西北, 藉名考察, 俾避免正面冲突, 及纵匪脱逃之讥, 暗中授意中央军将匪放出, 使共匪流窜在前方, 对消异己的部队, 然后乘其两败俱伤之际, 一鼓之下, 连茹拔茅, 计亦良是。” (2) 这种推断, 首先是把蒋介石在“围剿”作战期间离开南昌这一表面现象, 等同于撒手不管前线军事, 让人以为蒋介石一旦离开前线指挥位置, 作战指挥就会中断, 部队推进就会迟滞。其实这种判断是不成立的。 一个明显的反证就是, 一年前, 福建事变爆发的关键时刻, 蒋介石也突然离开江西前线指挥位置, 经南京去杭州, 先是遥祭岳母70诞辰, 后与妻子一路沿杭州、衢州、浦城, 又在闽浙赣交会处的越王山下住下, 悠游于周围各种幽美之山景和古迹中近一个月。然而, 以北路军为主的针对十九路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而且进行得还有条不紊。一个月后即顺利地平息了这场事变, 将十九路军打垮、收编, 然后调离了福建。 (3) 这一情况也提醒我们, 恐怕应当了解一下处于第五次“围剿”关键时期的蒋介石, 在1934年10月以前是否就不曾离开过前线指挥位置 (即南昌行营和抚州北路军总指挥部) 。蒋介石一旦离开, 是否部队作战推进就会陷于停滞或徘徊了。 为便于比较起见, 也因第四、五两次“围剿”及其中间的准备期, 都是蒋介石在主导、部署并指挥的, 我们不妨把1933年2月 (4) 至1934年10月合并起来, 分为四个阶段来做一考察, 即1933年2月至4月第四次“围剿”作战期、1933年5月至9月第五次“围剿”准备期、1933年10月至11月第五次“围剿”的初战阶段和1934年2月至10月第五次“围剿”的续战阶段。看一下蒋介石在这四个阶段里, 在前线和不在前线的天数各占多少, 进而比较分析一下其中可能的原因 (见下表) :  资料来源: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3—1934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少数日记中未标明行程者, 系参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 (二) 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1编军事卷) 所收相关电报落款。 上表中阶段区分的时间线并不十分严格, 但大体上不难看出“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驻在和离开前线指挥机关的天数各有多少: (1) 1933年2月至4月第四次“围剿”作战期间, 蒋介石驻南昌和抚州共54天, 在南京9天, 为组织长城抗战去北方18天, 可知其主要时间和精力这两个多月大都放在了“围剿”作战的指挥和督战上。 (2) 1933年5月至9月第五次“围剿”准备期间, 蒋介石驻南昌和抚州共72天, 在庐山及其军官训练团68天, 几乎没有离开过江西。同时, 由于这期间并无作战, 蒋介石这4个月即使在庐山, 也主要在研究“围剿”军事计划、战法、部署, 包括组织北路军中下军官的“剿匪”训练, 故实际上与在南昌、抚州并无不同, 可以视为蒋介石这几个月几乎全身心都投入在研究、组织、计划“围剿”的过程中。 (3) 1933年10月至11月中旬第五次“围剿”初战阶段, 蒋介石驻南昌和抚州共45天, 在庐山6天, 去南京2天, 主要精力依旧放在了对“围剿”作战的计划、指挥和督战上。 (4) 1934年2月至10月第五次“围剿”续战阶段, 蒋介石驻南昌和抚州共86天, 在庐山及军官训练团78天, 在南京12天, 回杭州及奉化老家15天, 算至蒋介石及各路军确定红军已突围的10月24日、25日, 去北方大约20天。由于蒋介石此一阶段上庐山及主持军官训练团, 已经主要不是为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作战服务, 因此可知这将近8个月时间里, 蒋介石至少一半以上时间没有在前线的指挥位置上。 由上可以看出:第一, 在第四阶段8个月的时间里, 蒋介石并不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 即所谓“料定匪将西窜, 故意先往西北”的。如上表所示, 除了第五次“围剿”准备阶段外, 他每个阶段都可能有离开前线的情况, 问题是第五次“围剿”续战阶段他离开前线的时间极多。事实上, 即使在1934年10月之前, 他离开前线就已经是经常性的了, 最长能达两个月左右, 离开一两周更为常见。 第二, 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手段, 蒋介石离开南昌、抚州, 丝毫不影响其通过电报、电话及时获得作战情报, 并进行实际的指挥与督战, 包括空投手令等。他在平息福建事变期间的离开就是证明。另外, 查蒋介石10月5日离开南昌北上后大量日记、电报和手令, 也可以了解这一点。蒋介石几乎仍旧天天都在了解、研究江西前线部队进展及红军动向, 并频繁下达指令。 (1) 第三, 纵使单纯从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角度来考虑, 在长达8个月时间里他会经常离开前线去处理其他相关事务, 也不属于反常现象。比如蒋介石选择10月初北上,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夏天以来, 他一直在主持督导7月开始的连续三期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工作, 9月27日第三期才告结业, 他这才得以抽身前往武汉“剿匪”总部开会, 以研究部署同样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要务, 即对四川、贵州、鄂西、皖西、皖南、闽浙赣各地红军的“进剿与促进川事”, 也包括“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的问题。至于之后的“北巡”, 虽9月底已列入计划, 却也并非不可改变。 如10月4日, 即飞武汉前一天, 蒋介石还曾期待与陈济棠能就南北夹击的作战问题商得结果。他为此致电陈济棠, 明确表示:为具体了解罗卓英与南路军参谋长协同行动的商谈情况, “已派坐机接尤青 (即罗卓英) 由南城直来汉口”。如需要, “弟明日 (到武汉后) 可乘此机赴南城也”。唯因陈济棠对此无所表示, 蒋介石赴武汉数天后仍只得照原计划动身北上。 (1) 由此亦可发现, 蒋介石北上未必含有打算放手让红军突围的预谋。恰恰相反, 如果陈济棠这时准备与蒋介石携手堵截红军, 实现蒋介石的计划———即在北、东两路进占石城、长汀同时, 南路攻取雩都、会昌, 将红军主力围堵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 蒋介石这时未必还会北飞。 (2) 第四, 也是最需要了解的, 就是这次“围剿”作战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也正是导致蒋介石后来不得不频频离开南昌前线的一个原因。当然,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蒋介石自己确定的计划和战法造成的。如前所述, 蒋介石在“围剿”之初就明白宣布过, 要准备“愚公移山”, 不惜用一年时间捣毁“匪巢”。而依照其“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新战术和新战法, 北路军各路最初几个月日进缓慢, 却异常成功地达成了在部队不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实现节节推进的作战效果。影响所及, 各主管将领愈加依赖于蒋介石所制定和规定的这套战法, 反倒是蒋介石本人对部队的推进速度经常会感到不满足了。问题是, 任何急进的要求一旦具体落实到作战推进的条件时, 即使是蒋介石本人, 也无法放弃自己规定的且事实上成功的战术和战法, 改取变通和灵活之策。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影响就是, 身为国民党事实上的最高统帅和国家政治领袖的蒋介石, 已不可能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江西“剿共”作战问题上了。而继续此前已经见效的战术、战法, 除非出现重大变故, 必须调整改变作战计划, 他事实上也不用天天守在南昌和抚州的前线指挥岗位上了。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上表中看出来。在上面所列四个阶段中, 前三个阶段蒋介石都很少离开前线。即使离开, 要么时间很短, 要么因为日军南侵, 非离开不可, 要么还是为了“围剿”军事。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个阶段中的前两个阶段, 蒋介石当时还没有制订出成熟的战术和战法, 因而还非得自己盯在前线或埋头于研究准备不可。第三个阶段一是时间甚短, 二也是新战术、战法还在实践中, 蒋介石无法离开前线指挥岗位。但第四阶段就不同了, 在开始的三四个月里, 蒋介石还和过去一样坚守在前线。如他自2月9日重回前线后, 两个半月之久都未离开过, 直至4月25日才跑去庐山住了10天。这次去庐山, 也是因其身负的公务所迫, 如要抓紧修订他刚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若干讲演稿和运动纲要文件等, 以便马上印成小册子。同时, 他还要会见一直要求会面而不得的美、意公使, 并且就国防、外债等问题, 花相当时间向德、法顾问讨论、请教。用他日记上的话来说:“来庐十日, 应接外使, 与讨论军事, 几无暇晷, 现时不能断其成效如何, 亦尽其心力而已。” (3) 足以见蒋介石此次离开南昌, 仍颇受前线军情羁绊, 不仅无法远离, 如回京, 也还不能自由支配时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才大致告一段落。蒋介石于5月6日离开庐山, 回到南昌, 仍旧集中精力于“围剿”作战的计划与部署。这说明他回南昌后, 相当精力又放在“围剿”作战的问题上。但是,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 自6月9日蒋介石再度离开南昌后, 除了7月26日至8月1日几天外, 他基本上再没回到南昌来了。一方面, 这反映出蒋介石已经确定了依照原定已经成功的战术、战法行事, “围剿”计划和部署均已大体落定, 不必再做重大调整改变, 部队作战也基本上不需要他临阵指挥和督战了;另一方面, 这也显示, 自此之后, 他已经不再纠结于这次“围剿”的军事指挥问题, 开始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全国性内政外交及军事的其他方面去了。 那么, 自6月中旬至10月初, 即蒋介石基本上不在南昌指挥岗位上的这三个多月时间里, 北路、东路国民党主力的推进和进攻, 是否受到影响, 被迫停滞不前了呢?显然没有。 前已述及,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江西前线军情的了解与指挥, 仍可在其各种日记、电报和手令中清楚地看到。同时, 北、东两路6月中旬已“占领泰宁、广昌、建宁、龙岗、连城、筠门岭各重要城隘”。 (1) 在这之后, 部队依照蒋介石6月底下达的作战任务, 于7月上旬已分别向规定的作战目的地边筑碉修路边推进。唯因进入江西苏区中心区域, 地形及山势均较复杂, 部队筑碉修路相对缓慢。至8月2日, 第三路军才开始进攻驿前, 激战26天, 于28日中午占领驿前。第八纵队于8月9日向兴国以北高兴墟据点发动进攻, 激战5天, 占领高兴墟。第六路军9月11日才得以正式向古龙冈发动全面进攻, 前后激战近一个月, 于10月10日夺占古龙冈。基于不同的筑碉修路进度, 第三路军于10月3日续攻石城, 4天后攻入城内。第八纵队则于10月11日发起夺取兴国的作战, 也于3天后占领。这中间驿前战役、古龙冈战役, 都堪称艰苦异常, 北路军和红军的损失都十分惨重。直至10月中旬以后, 红军主力才陆续放弃保卫所余各县城, 国民党军的攻占才变得轻而易举。依此进程看, 蒋介石6月中旬离开南昌前线指挥岗位, 事实上并没有影响到北、东两路依照计划进行的作战和推进。 综括以上讨论, 或可了解一点, 即现在恐怕还找不到可以证明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 有过可以构成史料链的, 以削弱南、西两线防御, 并以强化或迟滞北、东两路的推进, 有目的地压迫、诱导, 促使中共红军依其预定计划、时间和方向, 突围西去的任何史实上的证据。 注释 1 事实上, 要完成这一层考辨, 亦需就蒋介石在应对红军可能突围“西窜”问题上策略变化、蒋介石“聚歼”红军于赣南的作战目标变动等原因问题, 加以考察和说明, 唯这些问题只能另文处理了。 2 (1) 胡汉民:《纵共政策及其危机》, 《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6期, 1934年12月15日。 3 (2)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上,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 第85页。 4 (3)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478-480页。涉及“放水”回忆的资料较为混乱, 有回忆称蒋介石当时准备向东南“放水”;有回忆称向西南“放水”是杨永泰等人献计的结果, 但同样的说法, 有的记为1933年秋, 有的记为1934年秋。参见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第95-96页;刘鸣皋:《杨永泰被刺内幕》,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政府政党) ,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150页;等等。 5 (4) 刘喜发主编《红军长征全史---红一方面军战史》第1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97-98页;王树增:《长征》,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86-91页等。 6 (5)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第129页;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 台北“国史馆”, 2005年, 第58-59页。 7 (1) 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第5-8页。 8 (2)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 (1934年9月6日) ,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200-00177-135,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致何应钦电》 (1934年9月10日) ,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90300-00196-149,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9 (3) 转见《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4册, 台北“国史馆”等编印, 2014年, 第478页。 10 (4) 《陆军第一师广昭守城战斗详报》 (1935年1月) ,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中央部分) 》上, 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第547页;贺国光:《参谋团大事记》上,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版, 第269页。 11 (5)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37-138页。 12 (1) 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册, 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 第184-190、219、224、234页。另据陈诚1934年11月15日给妻子信所告, 当时得到的消息, 中央军“追剿”部队“因连日天雨, 士兵冻病落伍死者不知其数”。见《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 台北“国史馆”, 2006年, 第303页。 13 (2)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上, 第479页。 14 (3)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五次围剿计划》 (1933年10月) , 转见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6页。 15 (1) 《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册, 第146页。亦可见蒋介石:《在军官团第二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3年8月27日) ,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以下简称《事略稿本》) 第22卷, 台北“国史馆”, 2005年, 第153-155页;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关系》 (1933年10月) , 秦孝仪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7,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年, 第27-28页;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3-14页;等等。 16 (2) 《蒋介石致陈诚、薛岳电》 (1933年8月18日) , 《事略稿本》第22卷, 第47-48页。 17 (3) 《陈诚函呈进剿闽赣赤匪意见》 (1934年2月12日) ,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 台北“国史馆”, 2007年, 第126-127页。 18 (4) 《蒋介石致昆明龙主席电》 (1933年9月30日) , 特交文电, 23056215,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介石致汪院长电》 (1933年10月3日) , 《事略稿本》第28卷, 台北“国史馆”, 2007年, 第201-202页。 19 (1) 《陈诚致罗卓英等手令》 (1934年10月2日) ,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 台北“国史馆”, 2009年, 第53-54页;《陈诚致南昌行营意见书》 (1934年10月14日等) ,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 第94-95页。 20 (2) 《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总司令部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 (1933年10月-11月) ,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中央部分) 》上, 第108页。 21 (3) 《贺国光电蒋中正据各方情报判断江西共军似有西窜企图请准拨款修筑湘赣桂边区碉堡封锁线》 (1934年9月29日) ,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200-194-043。亦可见《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总司令部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 (1933年10月-11月) ,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中央部分) 》上, 第108-109页。 22 (4) 《蒋委员长致陈济棠总司令等告以赣南匪部已由赣州与大庾之间向西逃窜望各将士努力截追电》 (1934年10月31日)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 (二)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 第406页;《蒋介石致蒋伯诚代达陈济棠电》 (1934年10月31日) , 《事略稿本》第28卷, 第386页;《蒋中正致南京外交部转刘尘苏公使电》 (1934年11月4日) , 蒋中正档案, 特交文电23030967, 台北“国史馆”藏档。 23 (5) 《蒋中正致昆明龙主席电》 (1934年9月30日) , 蒋中正档案, 特交文电, 23056125, 台北“国史馆”藏档。亦可见《事略稿本》第28卷, 第201-202页。 24 (1) 东路军是在参与福建事变的粤系十九路军被解散改编后, 由南昌行营加派中央军后于1934年1月20日编成的, 总指挥为原北路军第二路总指挥蒋鼎文, 前敌总指挥为卫立煌。 25 (2) 关于此点, 在事后蒋介石、陈济棠双方往来电报的争辩中也很容易得到印证。面对蒋介石“何以对天下与后世”的愤怒斥责, 陈济棠仅以防广兵稀为由加以搪塞。参见《蒋中正致蒋伯诚转陈济棠电》 (1934年10月31日) 、《蒋伯诚电蒋中正档案转呈陈济棠电文》 (1934年11月3日) 、《蒋致杨德昭、蒋伯诚电》 (1934年11月5日) , 《事略稿本》第28卷, 第386、415-416页。 26 (3) 这也是迄今为止相信“放水”说的研究者只能从其日记中寻找个别看似可能有些关联的蛛丝马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依蒋介石的个性和习惯, 他是很少能掩藏得住内心喜怒之情与政治计算的。日记尤其是记录其内心困扰、猜测, 以及应对方法、策略得失计算, 表现其深谋远虑的一种工具。 27 (4) 当年作为政治术语的“西南”一词, 多系两广地方势力结盟自称。唯两广地方势力亦经常视云、湘、黔为其同盟或势力范围。 28 (1) 参见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7-19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第410-411、432页。唯王多年书中对北路军的兵力统计有38个师和37个师两个数字。另, 《申报年鉴 (民国二十三年) 》中的《一年来国内外大事概述》的统计稍有不同, 它略去了刚刚被取缔的十九路军的兵力数字, 称:1933年秋中央出动至江西“剿共”前线之军队, 北路军约20个师又5个旅, 西路军约20个师又2个旅, 南路军约为10个师2个旅, 总计约有51个师又10个旅。见《申报年鉴 (民国二十三年) 》, 上海申报年鉴社, 1935年, 第36-41页。 29 (2) 1934年3月后, 北、东两路投入对江西苏区红军作战的部队有说达到41个师又5个旅的, 有说只有32个师又1个旅并2个支队另2个团的, 唯中央军的数量并未增多, 而西路军则增到13个师又3个旅并2个团。参见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2卷, 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第249-252页;曹剑浪:《国民党军事简史》 (上) , 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7-181页;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上, 第21-22页。 30 (3)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五次围剿计划》 (1933年10月) ,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6页。 31 (1) 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3年7月24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32 (2) 《蒋中正致熊式辉、贺国光指示北路进剿准备及战斗序列电》 (1933年8月16日)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 (二) , 第396-397页;《事略稿本》第22卷, 第203-204、297-298页。 33 (3) 《事略稿本》第22卷, 第201, 254页。 34 (4)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五次围剿计划》 (1933年10月) ,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军战史》第4部第4卷, 第21页。 35 (5)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席、贺国光厅长告以匪部将来必西窜对赣江西岸之碉堡希速设计并限期筑成电》 (1933年8月6日)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 (二) , 第392页。 36 (1) 《事略稿本》第21卷, 台北“国史馆”, 2005年, 第457-458页。 37 (2)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03页。 38 (3) 《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罗霖部与红军萧克部在江西遂川潞田战斗详报》 (1933年12月15-16日) , 转见《国民党西路军第二纵队陈继承部与红军萧克等部在赣西一带战斗详报》 (1934年1-4月)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 (军事四) ,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0-403、448页。 39 (4) 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103-105页。 40 (5)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上) , 第117页。 41 (1) 《蒋中正致熊式辉等电》 (1934年4月1日) ,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10-200111-004,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委员长致陈济棠总司令、何键总司令告以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构筑赶成电》 (1934年5月18日)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 (二) , 第403页;贺国光:《参谋团大事记》 (上) , 第326-327页等。 42 (2)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3年9月5日、24日, 10月2日、3日、8日、16日、21日、22日、27日、28日、29日、30日条;吴景平:《宋子文评传》,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220-221页。 43 (3) 《事略稿本》第22卷, 第203-204、297-298、340-341、461-462页。 44 (4) 蒋介石在此一问题上似一直瞒着何键。他对何键求款的答复是:“剿赤工作为民族存亡所关, 不惟湘应多出兵力, 并须多助财力。伯南 (陈济棠) 派兵廿个团, 驻剿赣南逾年, 已往向未求助分文。芸樵与中央关系尤深, 宜加倍努力, 特加谅解。”《事略稿本》第22卷, 第203-204页。 45 (1) 参见《事略稿本》第23卷, 台北“国史馆”, 2005年, 第503-504页。 46 (2) 1933年9月14日, 蒋介石不得不为此转而求助于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 请孔祥熙代为疏通并设法垫借。参见《事略稿本》第22卷, 第397页;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3年9月24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47 (3) 《事略稿本》第22卷, 第503-504页。 48 (4) 蒋介石暗中称陈此举为“敲诈”。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3年12月2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49 (5) 《事略稿本》第23卷, 第533-535页;《事略稿本》第24卷, 台北“国史馆”, 2005年, 第20-21、27-28、98-99、137页。 50 (6) 《蒋介石致致汪精卫电》 (1934年10月3日) , 《事略稿本》第28卷, 第201-202页。 51 (7) 其参谋长仅含混表示:粤军“嗣后或进取雩都, 或向北筑碉, 与周纵队连系, 俟届时匪情如何再定”。《事略稿本》第28卷, 第275页。 52 (1) 见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4年10月9日至11月12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53 (2)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上, 第108、120页。 54 (3) 福建事变发生于1933年11月20日, 蒋介石12月中旬才宣布“讨逆”, 同时在20日手拟陆空“进剿”手令后, 就离开抚州前线指挥部经南昌飞杭州, 25日再由杭州飞衢州, 乘车一路南下, 于27日入住闽浙交界处的越王山 (今仙楼山) 下。两周后夫妻两人才离开, 经建瓯南下至已被中央军占领10日的延平古城。最后, 于十九路军各师长通电反正的1934年1月22日, 双双由建瓯飞去南京。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3年12月20日至1934年1月22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55 (4) 之所以以1933年2月为起点, 是因为蒋介石是1月29日才赴南昌并开始研究思考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的。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亦特别讲到这一点, 称:“上午九时到浔 (九江) , 十时开车, 下午三时到洪都 (南昌) 。途中思虑剿赤计划甚久, 可知凡事必身入其中, 而后能专一求精也。”见蒋介石日记, 1933年1月29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56 (1)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4年10月6日-25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亦可参见《蒋中正手谕陈诚总指挥》 (1934年10月9日) ,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委员长往来函电》 (上) , 第140页;《蒋委员长限期推进至石城、古龙冈、兴国之线手令》 (1934年10月10日) , 转见王多年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4卷, 第91页;《蒋介石复罗卓英电》 (1934年10月14日) , 《事略稿本》第28卷, 第212-213、275页等。 57 (1) 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4年9月27日, 10月1日、4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亦可参见《釜底游魂中之共匪谋出路计划》, 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10月15日。 58 (2) 1934年10月9日, 蒋介石动身飞洛阳前, 还在与罗卓英谈如何劝说陈济棠出兵进攻会昌、雩都, 截堵红军主力向西和向南突围的问题。13日、14日仍在指导罗卓英劝说陈济棠马上出兵“进取雩都”, 以便“早时发现匪之企图”, “截击匪向该方面逃窜”。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4年10月9日、12日、14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事略稿本》第28卷, 第266、274、275页。 59 (3) 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4年5月5日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60 (1) 《陈诚给南丰罗 (卓英) 副总指挥、樊 (崧甫) 指挥官、龙岗吴 (奇伟) 副总指挥、周 (浑元) 指挥官等》 (1934年6月14日) ,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 第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