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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我本应当站在静园二院展厅的楼梯口，担任北大文研院的编外，备你垂问这个“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展览中那些摄影家眼里是作品、科学家眼里是样品、历史学家眼里是文献的西北科考团的老照片。至少九成以上的照片，你都没有见到过。 袁复礼先生的藏品非常丰富，但也异常坎坷。1932年他考察归来，开始了采集品的整理工作，东部天山恐龙发现等等的成果不用说了，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成果等着发表，但是抗战开始了。新中国当然重视袁先生的学术贡献，希望他尽快完成科考团工作的研究，也派了助手。那个时候他的胶片都用统一的纸袋分别包装，并洗出样片，逐一根据回忆做出记录——当然，有些也记不起来了，时间、地点都打了问号。他在三十年代末期就撰写了《蒙新考查五年记》，但是抗战中偏偏被杂志社把新疆考察的第二卷给丢失了，只留下往返行程的记载。五十年代，他在留下来的油印本上分别标志了照片的编号，希望出版图文并茂的考察记。但没有来得及。袁复礼先生再见到这批材料时，已经80多岁，老病侵寻，无法完成后续的工作了。但他还是写了《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来弥补《五年记》失落的新疆考察内容，总算留下了完整的考察记。 袁先生留下的文献资料，头绪繁多，我们首先是做了照片的清理工作。面对成千上万的照片，整理工作也只好分离“西域”和“塞北”两个部分，逐一处理。现在你看到的，确实只是冰山一角。后续的工作，当然是要完成袁复礼先生的心愿，把这些图片还原到《五年记》和《三十年代》中，不让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专美于前，虽然在时间上确实晚了很多。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