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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情感被界定为一种强烈的感觉或“有别于理性和知识的本能感觉”，在以往经常被视为非理性或原始本能的产物。然而当代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证实，人类大脑在做决定时，认知与情感往往同时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这一发现意味着，强烈的情感，诸如愤怒、恐惧、希望或厌恶等也同样塑造人们的选择结果。事实上，“通过研究情感会有助于我们澄清人们的行为动机，搞清楚是什么激发了人们的行动以及哪些要素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因此，作为决策过程中与理性相互作用的要素，情感不应被简单地略过。 受到上述研究成果推动，一场广泛的“情感转向”运动已经波及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在国际关系领域，近年来一批学者也开始关注情感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弗兰克·科斯蒂格里奥拉指出，乔治·凯南对苏联的复杂情感在冷战之初加剧了美苏关系的恶化；威廉·里奥格兰德也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古巴革命政权决定采取所谓“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政策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言论的极大反感，使美国当权者先入为主地判断其无法与古巴新政权和平共处；另一位学者芭芭拉·凯丝认为，尽管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表现得像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但他也有“好发脾气、嫉妒心强和自我怀疑”的另一面。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联的行为给基辛格造成的强烈“背叛感”，成为推动美苏对抗升级的催化剂。 近年来，学者们还从情感视角对一战前夕英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了研究。众所周知，在经历1914年8月2日英国内阁激烈争论后，不列颠一改以往消极对待巴尔干争端的做法，最终做出参战的重大决定。究其原因，已有研究要么将其视为英国决策层将英法协约付诸实践的产物，要么认为它反映出英国像一个世纪前对抗拿破仑欧洲霸权野心那样，为反对德国称霸欧洲图谋而战。在相关探讨中，情感因素虽也被提及，但影响完全被局限于大众情绪层面。然而，一旦涉及决策者本身，相关论著无一不是以理性决策的调子来定位英国决策的过程与结果。 仔细解读相关文献，我们会注意到强烈的情感渗透其间：在战争危机临近之时，一方面，英国政府连日召开会议磋商对策无果，决策层身心疲惫，政府因承受巨大内外压力几乎完全分裂：主战派代表人物海军大臣丘吉尔变得既“好斗”又“不负责任”，使其提前动员了皇家海军；“不干涉”派首领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则显得摇摆不定和易怒；而赞成和平主义路线的一批官员因担心英国卷入欧战而时时流露出悲观、绝望情绪，甚至为此打算辞职；即使是其他留任内阁阁员，也因对英国（可能做出）的参战决定持怀疑态度而惴惴不安。失眠、消化不良、过度焦虑等症状几乎成为困扰大多数政府要员的“流行病”，人人都因能否避免战争前景而备受煎熬。 另一方面，面对危局，包括首相阿思奎斯、外交大臣格雷在内的英国核心领导成员表现出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首相阿思奎斯在内阁会议上不动声色，以低调默许的方式批准了丘吉尔动员皇家海军；面对劳合·乔治等人的反战抗议时，首相只是耐心聆听，“一语不发”，不予置评；在英政府内部为参战与否进行激烈辩论之时，首相主持的休憩活动仍能照常举行，他从容不迫与泰然处之的态度造就了某种“令人愉悦的氛围”。整个危机期间，首相阿思奎斯的个人魅力——沉着、耐心、灵活与高情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时成为其同胞所称道的“国家财富”。 与阿思奎斯相仿，外交大臣格雷的冷静和责任感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同僚回忆，作为持续承受重压的英国外交部掌舵人，一直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态度而著称的格雷在对待事态发展时表现得异常老练、冷静。人们注意到，危机虽使格雷“看起来比一个月前似乎衰老了十年”，但他仍能做到举重若轻、安之若素——不仅始终衣着朴素得体，甚至有时还会在内阁激烈争论间歇抽出一个小时到动物园观察鸟类，从而向外界展现出一位国务活动家良好的修养与情绪自控能力。究其原因，也许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提及的那样，“战事临近虽令人紧张，然人在其位便应履行职责”。 对于那些因政见不和而可能辞职的阁僚，阿思奎斯与格雷往往诉诸公共责任、荣誉与忠诚等大力加以挽留。考虑到依靠海上贸易立国的英国对履行契约极为敏感，加之“荣誉、在情感上强烈地诉诸忠诚与勇气，以及对懦夫和背叛行为的谴责与抨击是1914年那个男性主宰的政治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阿思奎斯等人通过在情感上强调“捍卫不列颠荣誉的必要性”，取得了“干涉派”和“不干涉派”政府成员的认同，并因此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减小了因分歧、官员辞职对政府决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最终，在阿思奎斯与格雷等人的感召下，仅有两位内阁成员退出政府，而其他大臣选择了与国家共度时艰。 应该说，情感纽带所造就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政治氛围，但仅此仍无法确保政府成员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史料表明，直至7月29日、30日英国内阁对参战问题进行假设性讨论时，许多官员仍认为，根据英法协约，英国虽对法国承担义务，但它也不应进一步做出参战承诺；在讨论英国对确保其中立负有条约责任的比利时之际，决策层亦因此事“关乎英国国运”，而就是否履约问题争执不下。外交部出于职业与情感偏好而对履行条约持强烈支持态度与财政部、工党以及和平主义人士“真诚”的不干涉呼吁既令政府其他成员为之动容，也让有干涉倾向的阿思奎斯等人左右为难，踌躇不决。 然而，8月2日德国悍然入侵比利时表现出它对英国利益和敏感心理的全然蔑视。对此，即便是“不干涉派”的大臣和议员们也不得不谴责德国的挑衅行为。一贯冷静的格雷义愤填膺，认定德国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谴责“柏林罪责难逃”。此后德国的提议——如英国战时保持中立，德国将放弃兼并法国的欧洲领土并在战后恢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更令英国政府上下怒不可遏，因为这意味着德国正在以让对手名誉扫地为代价，要求不列颠在事实上承认其入侵比利时目的之正当性。此时此刻，履行对比利时的义务对英国而言便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法问题，而是与德国侵略行径所激发的巨大愤慨和被羞辱情绪密切相关。对于英国的决策层而言，这种感觉正如首相阿思奎斯所言，“一旦履行神圣的国际义务进入到（国务活动家的）私人领域，它将不但是一项国际法义务，而且还是任何有自尊的人都不能放弃的荣誉”。几天后，格雷在议会演讲时虽提到英国应该将决策建立在权衡利害而非感情用事的基础上，但德国的行为给英国政治精英带来的深切绝望感、幻灭感已在事实上为后者的抉择铺平了道路。最终，履行条约义务的要求和道义上的义愤共同促成了英国对德宣战。 当然，情感要素也不应被过度夸大。回溯一战前夕英国参战的决策历程，也许诉诸情感与理性的共同作用来解释其原因更为稳妥，但西方学者根据史料，却得出以下看法，即相较于理性，强烈的情感与情绪反弹才是将英国拉入战端的最大推手。 在国际关系中，情感与理性都是客观现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二者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可能会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或组合形式体现出来。而决策往往是决策者在某种情感的作用下，将其在所处文化（如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等）中被期望做的事理性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情感转向”的实质其实是关注“对复杂人性探讨”，它对于深化现有传统国际史研究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情感研究丰富了对事物的理解，但也极有可能歪曲事物变动的本质。 （梁军，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