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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差序疆域”中的弹性管理方式 显然, 现实政治中的边界畛域, 会给“天下秩序”的理想蒙上一层阴影, 尤其当中原王朝势力衰落、边界不断内缩之时, 这一阴影所造成的心理失落会更为明显。那么,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如何应对并解决这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与尴尬呢?针对于此,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采取弹性方式, 对于适宜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地带, 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加以直接控制;而对边缘及其以外之地区, 在拥有足够实力时, 仍致力于直接控制;而在力量稍逊时, 倾向于选择非军事手段, 主要通过政治交往、经济补助、文化传播, 与军力无法直接控制的地区“让而不臣”“待以客礼”44, 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盟, 获得政治宗主的地位, 从而仍在形式上维持着天下秩序。正如陈大猷所说:“圣人政事所治, 详内略外, 不求尽于四海, 而道德所化, 则无内外之限, 而必极于四海。”45 具体而言, 便是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 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 而在更为遥远的地区实行藩属制度, 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 从而建构了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而即使通过多种方式, 仍无法达成一定关系的边缘及其以外地区之政权, 则会被天下秩序选择性地忽略。伴随对外交流逐渐展开, 中国已认识到在遥远的地区, 存在诸多甚至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中华文明的国家, 比如秦汉时期对于大秦的了解, 东汉以降对于印度文明的了解, 以及明清时期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等。虽然中国古代逐渐了解到诸多异质文明的存在, 甚至据此开始修改自身的地理观念, 但作为主流的政治地理观念, 天下秩序一直是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核心内涵。 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中, 直接统治区实行郡县统治, 而在其外层的是羁縻统治区。所谓“羁縻”, 是将边疆政权从形式上纳入国家体制, 但一般不干涉其制度形式、内部人事更替与社会风俗, 实行间接统治, 也就是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改其宜”46。中央政权与羁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中央政权担负保护羁縻政权的职责, 羁縻政权具有承担赋役、应征出兵的职责。47羁縻统治区以外是藩属统治区, 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松散, 两者之间只是名义上的君臣, 仅依靠数年一次的朝贡维系彼此关系。48可见, 差序疆域在地缘政治上呈现从中心到边疆,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 关系由紧到疏, 控制力由强至弱的差序格局, 即所谓“圣王之制, 施德行礼, 先京师而后诸夏, 先诸夏而后夷狄”44;“内中国而外四夷, 使之各安其所也”49。 比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大体继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区, 为管理广阔疆域, 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 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地区, 设置郡县, 直接控制;在北方边疆, 设置军镇, 实行军事化管理;在西南边疆, 遍设土司, 实行羁縻统治;而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域、东南亚, 则实行藩属制度, 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特征。而为贯彻政令、管理地方修建的驿站, 覆盖了直接控制区与羁縻区。《明史》先叙明国之事, 继之以“土司传”“外国传”, 反映出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 仍维持着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在朝贡贸易中, 也通过设定不同待遇, 以排定不同羁縻部落、藩属国的不同地位, 从而不断形塑其与明朝的关系。比如万历时期, 明朝在与兀良哈三卫、女真、西番 (“回夷”) 、“北虏”的朝贡贸易中, 通过制定不同的次数、人数、地点、赏赐规格, 表彰拥护明朝者、批评叛附不常者, 从而调整与维护周边族群与明朝的政治关联,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50 那么, 除却文化的想象, 直接控制区之外的羁縻区、藩属区, 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是否属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大在《志蛮》中如此表达:“今郡县之外, 羁縻州峒虽故皆蛮, 地犹近省, 民供税役, 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 则谓之化外, 真蛮也。”51这是说明羁縻区属于疆域之内, 之外则属于“化外”, 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 明初四川播州夷民归附之后, 明朝虽实行羁縻统治, 却将之视为处于版图之内。洪武七年 (1374) 三月, 中书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图, 即同王民, 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 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 以为军需。”52 但另一方面, 虽然朱元璋也认为播州隶属于版图之内, 仍将之与内地加以区别, 并未命其如同内地一样承担赋役。“播州西南夷之地也, 自昔皆入版图, 供贡赋, 但当以静治之, 苟或扰之, 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 彼率先来归, 所有田税随其所入, 不必复为定额, 以征其赋。”52可见, 羁縻统治区与直接统治区在国家定位中, 仍有相当不同。二者不仅政治制度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赋役制度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古代世界, 疆域的意义主要并非土地本身, 而是生存于其上的民众以及其所承担的赋税、兵役, 如果能够承担赋役, 才会获得重视。这与现代疆域观念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将每一寸土地, 无论其生态环境如何, 都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非常不同。因此, 在中国古代, 又有在严格意义上, 将羁縻区与直接统治区相区别, 不将羁縻区视作国家版图者。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在播州之役进行之初, 为笼络播州周边土司, 明朝放缓“改土归流”的步伐, 认为土司与州县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性质一致, 明神宗诏称:“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 因俗而治, 世效职贡, 上下相安, 何必改土为流, 方是朝廷疆宇?”53但从这种反问的语气来看, 当时人有以土司不属国家疆域, 只有设置流官、直接控制的州县, 才属国家疆域的观念。实际上, 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将仅设置军事机构, 不设民政机构的边疆地区, 鉴于其不承担与内地州县一样的赋役, 而认为其属于化外。景泰时期, “贵州苗反, 久未平。何文渊请罢藩、臬二司, 专设都司, 以一大将镇之。于少保谦不可, 曰:‘若不设二司是夷之也, 何以通滇僰道?且无故弃祖宗疆内地, 不祥。’遂寝。”54果然, 在播州之役后, 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 认为从此播州属于明朝, 而邻近土司仍保持原貌, 被划于疆域之外, 双方有正式边界。万历二十九年 (1601) , 兵部奏“正疆域”。 播左连水西, 右通永宁, 地址虽若犬牙, 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 互相雄长, 侵剋无常。既改土为流, 当清疆界, 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 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 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 永为遵守。55 万历三十二年 (1604) , 明朝在议平播之功时, 也称:“平播一功, 开疆展土, 奇勋懋绩。”56 可见, 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观念下, 直接控制的郡县地带属于正式国家疆域, 而间接控制的羁縻区, 则处于疆域的模糊地带, 存有争议。至于藩属国, 则不属于国家正式疆域, 与正式疆域之间更是同样存在边界。57不过中国古代不断进行的边疆开拓逐渐将羁縻区, 甚至部分藩属区明确纳入国家疆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这一进程在前近代时期十分缓慢, 中国古代疆域格局从而呈现不断扩大的、动态的“差序疆域”。一部中国史, 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 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 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古之戎狄, 今为中国。”58 结 论 东亚大陆的广阔空间, 使中国古代形成了“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 而其所标榜的国际秩序, 相应是以中国为中心, 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在“天下”观念下, 并无真正的国际秩序, 异域政权被通过各种形式, 巧妙地安排于“天下秩序”的不同序列。作为“天下秩序”的直接反映, 古代中国建立了以广疆域、多族群、多宗教为特征的“王朝体系”。在“王朝体系”下, 虽然边疆地区政权、族群不断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 并保存自身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立性, 却基本与中原王朝保持不同程度的政治关联, 在竞争中彼此共存、共生、共同发展。 为管理庞大的王朝疆域, 中国古代在差序血缘观念基础之上, 采取拟制血缘的方式, 对广阔疆域实行差序治理, 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 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 而在更为遥远的异国实行藩属制度, 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 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一部中国史, 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 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 转变为“均质疆域”, 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由于“差序疆域”采取多样而富有弹性的统治方式, 从而使中国古代长期保持了王朝体系的稳定, 并在近代屡遭冲击之后, 仍促使各边疆族群对中央政权保持相当的向心力, 使中国成为至今唯一一个大体继承了前近代王朝体系遗产的现代民族国家。 相应,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历史认知, 还是对当代中国疆域的现实认识, 都应从王朝天下的角度, 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应从复合性的角度, 而非单一性的角度去审视, 否则便会造成理解的错位。差序疆域所具有的弹性空间与灵活方式, 也为解决当前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冲突、宗教对立等各种现实问题, 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与解决思路, 是未来值得借鉴与挖掘的政治管理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