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一套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系统历史叙述，即历次革命运动依序深入，层层推进，继往开来，趋向革命。革命运动历史序列的生成，恰与中共对义和团的叙述和宣传取同一进程。中共以义和团为反帝革命运动之先声，弘扬其反帝爱国的开创意义，以励来者;总结其无知识、无组织、无领导之弊，以警世人。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寓于中共发起的九七运动之中。历史叙述与革命运动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互动机制，正是理解中共革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共; 义和团; 历史叙述; 革命宣传; 九七运动; 运动”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已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但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义和团运动在组织机制、运作方式、行动理念等方面，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群众运动存在较大差异。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20余年中，部分民众并未将其视作一场群众运动。相较于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叙述中，义和团运动成为近代史上的“三次高潮”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前后差距不啻天渊。那么，义和团是如何进入革命史的视野?它的负面形象又是如何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革命和历史互动机制?这对于理解革命史观有何助益?既有研究关注到中共早期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然而尚未注意到历史事件与革命序列、历史叙述与九七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1。本文试从义和团的历史叙述、革命运动历史序列的生成以及中共宣传运动的组织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一、革命运动的历史序列 历史与革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认为，1925年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的钥匙2。中共革命与以往中国历次革命的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中共革命的进程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系统性、多学科、实践指向性的历史叙述。 这种历史叙述起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过列宁的改造，更为具体化和实践化，进而成为革命活动的依据。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具体的历史经验相结合3。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宣传时，应首先准确估计当地的具体历史情况，以判断革命局势4。 历史叙述与革命纲领之间高度契合，同步变动，这是中共向苏俄学习的重要经验。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1922年远东劳动人民大会召开以后，中共逐步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所处历史时期的判断5，转而提出“两步走”，即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6。从中共二大起，中共决议案的文风开始向共产国际靠近，并逐渐定型，开篇多以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历史与现实分析入手，然后推演归纳，最终得出结论，指出当前任务。 中共结合苏俄革命理论以及自身经验，逐渐摸索出一套革命运动的历史序列理论。这套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这套理论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整合到一套前后相继的叙事脉络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演进序列。列宁直接借用恩格斯的提法，将论述范围从西欧扩大至全世界。这种串联排序的意识，虽非革命者所独有，却被其引入历史叙事的理论，打上了鲜明的革命烙印。早期中共党员的历史认识受此影响颇深，且有所发挥。列宁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以其相对有限的中国知识，将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相关联，中共则将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也纳入讨论范畴。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将以上事件等量齐观。中共如此溯源而上，确可以造成国民革命运动源来有自、历史悠久之感。 其次，这套理论反映出后胜于前、今胜于昔的进化论思想。唯物史观进入中国之后大受欢迎，这与中国知识界弥漫的进化论氛围不无关联。德里克指出，当时中国革命者多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作直接对应7。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疾呼民生主义、劳工主义是进化之路，是可迎不可拒之潮流8。陈独秀则认为革命就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的顿变，是推动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9。国民运动遂被塑造为世界进化的必由之路10，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正当性。 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运动的发展必然是不断升级、不断深化、后胜于前。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没有找到正确的理论引导，如人困于雾中、船迷于大洋，必入共产主义之门，方得正道11。正如时任青年团中央青年部主任的林育南所言，革命运动愈往后发展，革命意义愈明了，革命方法愈正确;运动范围愈扩大，革命目标愈明显12。在革命者的叙述中，革命运动如浪潮般层层递进，前后相继，直至革命的终点———共产主义。 最后，在这套理论中，历史阶段的划分至关重要。列宁称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学到了这一方法。他总结马克思社会分析的特点，即能区分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并加入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测定历史发展的大势13。但同时，不断辨析革命发展的所处阶段，也为革命行动提供了灵活性。列宁本人就常常以革命阶段出现变动为由，调整革命战略。例如，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当前阶段的核心是苏维埃与反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因此提出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共同打倒帝国主义14。陈独秀也意识到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者不但要知晓本国历史发展至何阶段，也要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至何阶段，这样方能将革命的策略及行动落到实处15。1923年，陈独秀已接受并自觉运用国民革命的主张，将近代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阶段是“五四”以来的学生及工人运动。他的落脚点在于参与运动的阶级日渐扩大。(8) 早期中共和青年团的成员对于革命运动的历史序列认识不尽相同，但逐渐趋于统一。1923年，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先导16，已与陈独秀的观点大致相同。恽代英在谈及义和团时，肯定其“爱国真心”17，却未阐释与国民运动的关联。恽代英本人也认为义和团粗暴排外18。可见，革命运动序列的生成，早于中共义和团历史叙事的形成。此时，义和团尚不在此运动序列之中。 1925年，林育南继续扩展民族革命运动的范围，将太平天国视为第一次运动，之后依次为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二七”和“五卅”19，如此则对外反帝的意味减弱，而大规模民众参与的意味增强。林育南的意见并非孤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任职的颜昌颐也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民族革命运动之发端20。瞿秋白认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不算“运动”，只算中国对外国侵略有所反应而已，与其他革命运动相提并论未免牵强21，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应是五四运动22。但党内的主流观点是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囊括在内。义和团革命叙事的形成过程，也处在历史序列生成的过程之中。 二、五卅运动与中共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 突出强调义和团的正面意义，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历史叙述的一大特色。在国民革命以前，有关义和团的负面评价多于正面，既与“运动”无关，也距“革命”甚远。瞿秋白观察到，在1925年以前，民众普遍以义和团为“野蛮的排外主义”23。著名的左翼文学家阿英搜集整理20世纪初年关于义和团的文学作品后，也观察到社会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占比更大(2)。 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整体性地反思中国文化保守落后之弊，义和团的负面形象更因此被放大和凸显。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运动时期的健将也持此认识。李大钊认为，义和团是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结果24。陈独秀则以克林德碑为国耻象征，斥义和团为“拳匪”，其意不在批判义和团本身，而在孕育义和团的“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土壤。与之相对，陈独秀鼓吹的仍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即一条“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25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选择走上师法苏俄、投身革命的道路后，开始调整其历史叙述。最为明显的标志是陈独秀于1924年9月痛斥以往对义和团认识之非:一者，义和团诚然“顽旧”“迷信”“野蛮”，但民族反抗精神不容否认;二者，义和团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全民族革命的开端26。此时义和团运动仍被称作“事件”，但地位已有提升，得以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有研究者指出，移交使馆事件和废约运动是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转变态度的关键节点27。但他们忽视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因素。苏俄政府的官方态度在1920年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已有所显现。宣言明确称义和团为起义，并表示拒绝接受中国因义和团所付的赔款28。列宁本人也持此观点，他在义和团事件发生当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义和团是“中国的起义者”29。早年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受此启发，指出国际舆论造势使国人以为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但列宁反其道而行，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活动。正因如此，列宁才称得上“民族解放的记号”，而苏俄才称得上殖民地之“良友”。30动员群众亲近苏俄、支持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中共重新讨论义和团的重要动因。 中共自1924年起，开始有计划、系统性地重构有关义和团的历史叙事。1924年夏，彭述之从苏俄回国，以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指导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工作。在他主持下，《向导》以“九七特刊”的形式，发表一系列纪念义和团的文章，掀起了一波关于义和团的大讨论。 在“九七特刊”中，彭述之直截了当地提出“义和团运动”的名称。他著文的目的就是要“重新估定”义和团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真价值”，唤醒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因此，彭文重点描述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对义和团的具体时空背景反不看重。彭述之强调，义和团因其选择了正确的反抗对象，具有主观的正当性和革命性。相较于陈独秀的有所保留，彭述之对义和团的褒扬可谓尽致。他认为义和团是“伟大的民族运动”，以往“拳匪”“恶徒”之名，全是“士大夫”的污蔑。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运动史上，义和团的价值绝不亚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31在蔡和森看来，义和团已完全是正面形象，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蔡和森甚至认为义和团比辛亥革命的意义还要重大，因为义和团在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坚决。蔡和森还以此提醒国民党右派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学习义和团“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真精神”。(2) 中共试图重塑义和团的历史形象，强调这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举动。在广东主持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任卓宣称义和团为“近代革命史最光荣的一页”32。这一理论努力在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得到正式确认。该决议案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起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造成大批农民破产(4)。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党员便致力于在国民党内宣传反帝理论和历史观念。中共认为，有必要帮助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为达目的，中共必须加入宣传部，“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33中共党员沈定一则提出， 为使国民认识“军阀底根据在帝国主义各列强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编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直书毋隐”34。在胡汉民访问苏俄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的拉菲斯称，制定政纲的关键，就是分析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人民在义和团等起义中的反抗(7)。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鼓动宣传在国民党内引起广泛反响。据鲍罗庭观察，国共合作以前，孙中山始终不认同义和团的正面意义35。但在鲍罗庭及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孙中山开始尝试运用反帝革命理论，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他在1924年5月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一反此前对义和团野蛮暴乱的评价，驳斥讥笑义和团野蛮的卖国官员36。孙中山对义和团的认识转变，可谓国民党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革命阵营内部达成共识，为义和团的正面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义和团以“运动”之名，进入民众视野，应在五卅惨案之后。1925年5月30日，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结果遭到租界工部局警察的枪击，伤亡达数十人之多。外方舆论口径一致，诬蔑学生和市民“排外”“过激”，形同义和团37。不少国人亦对五卅运动抱有疑虑。有人将中国国民比喻成“贪睡的猛狮”，昏睡时万事不理，醒来便不可收拾，义和团的暴动即如此，五卅运动又有重演的危险(11)。 在“义和团重演”的质疑声中，许多支持五卅运动的人陷于进退失据、愤懑难泄的理论与心理双重困境之中。当时一位诗人朱大楠感叹道:主战，怕被人说是“新义和团”;主和，怕被人说是“二毛子”“卖国贼”38。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朱大楠提倡组织“新义和团”，以“与鬼国经济绝交”“不买卖鬼国货物”为符，以“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咒39。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对义和团历史的讨论中，试图挖掘其正面意义，为五卅运动辩护。而中共始终掌握着这场讨论的主动权，不断强调义和团的“无知识”“无组织”“无领导”的“落后”教训，恰可为五卅运动前车之鉴。 首先，义和团缺乏近代知识，以致行动盲目，已是社会共识。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阶层乐观地相信，更加文明、知识更为丰富的中国，不会重演义和团的悲剧40。中共也同意此见解，如任卓宣归纳义和团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41。蔡和森也痛切地指出，义和团如有近代的知识和方法，应比辛亥革命更为成功(3)。 其次，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眼中，义和团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体现。义和团这种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往往难以掌控，少有作为。因此，“组织民众”成为今时超过往夕的要诀。中共顺应民意，提出加强组织，迫在眉睫。恽代英提醒读者，如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反帝运动就会重演义和团的“冒失激烈”42。而彭述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学习最科学的组织和战略，即中共的组织和战略43。 再次，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领导机关，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中共提出自身充任领导群众的总机关，义和团所代表的农民有待中共导引其从自在走向自觉44。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区别是“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45。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帝主义的纲领，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必由之路。在各方对五卅运动的前途意见含糊、莫衷一是之际，中共的方案显得直截了当，颇具说服力，胡适也不得不承认这套方案“可以动人”(8)。 三、九七运动与中共对义和团的宣传纪念 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套嵌在中共发起的九七运动之中，与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相连。九七运动旨在纪念1901年9月7日清朝与英、美、日、俄等八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屈辱时刻。由于条约内容的赔款额巨大，对象涉及广泛，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典型代表，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罪证。而中共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不执着于文本，而是着眼于实践，着眼于当下，其意义在于为革命运动提供思想资源。 中共发起九七运动时，有意仿照“五九”国耻纪念，塑造新的革命传统。“五九”国耻的纪念，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传统，为各界所广泛接受。高尔松提出，纪念“九七”国耻比纪念“五九”国耻更为重要，因为《辛丑条约》更为“刻毒”“凶酷”46。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纪念“五九”国耻是因袁世凯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只为反对日本一国，而《辛丑条约》更能代表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意义。张国焘指出，在20年代初，即便是爱国者也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而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本身47。中共希望借由九七运动，向群众推广反帝国主义的口号。 中共的宣传卓有成效，与其宣传时统一口径、形成此唱彼和的规模效应有很大关联，发动九七运动时亦复如此。192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九七运动的宣传大纲，指出各地应召集各界各团体的联席代表大会，举行示威活动，同时规定应宣传义和团运动的意义、《辛丑条约》对于中国之影响、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之比较、五卅运动的前途等内容。其中，前两项与1924年九七运动时并无不同，而后两项则明显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呼应。中共强调五卅运动优于义和团运动，主要在于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政治意识均优于无组织的落后的农民。此时，中国应进一步发展民众的力量，方能废除《辛丑条约》，“打破帝国主义之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48宣传大纲还列出五项宣传要点，如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求关税自主、召集国民会议等等，与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张相配合。可见，九七运动是套嵌进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环节。 1925年8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九七运动宣传大纲，内容与中共中央的宣传大纲完全一致49。1926年9月3日，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布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宣传大纲，除较为常见的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及《辛丑条约》的影响等内容外，还增加了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抗辩词。抗辩词共有七项内容。中共承认义和团排外、野蛮、杀人放火，但反诘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军队野蛮镇压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也仍为宗法神权的愚昧空气所笼罩，“何能独责义和团?”50中共认为，义和团作乱、国人赔罪的历史观念，是受“洋大人宣传之毒”。义和团是代表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不幸失败，亦是代整个民族受过。因而，废除《辛丑条约》，需要“复兴”义和团的精神。51义和团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样，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52。中共恰恰集矢于以义和团为祸首的观念，将祸乱之源塑造成反抗先锋，如此反转，更具鼓动效果。 掀起一场运动，不能止于宣传。吸收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形成规模性的游行示威，引起更大社会关注，也十分重要。在中共领导下，九七运动从观念变为行动。各地党部组织反帝同盟，作为九七运动的组织依托。1924年8月，中共青岛支部发起反帝大同盟，决议先从各中小学校教职员入手，成立支部筹备会，以便动员上千中小学生参与纪念“九七”53。在湖北武汉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中，共青团和国民党的成员“十占其八”，居于绝对领导地位54。广东方面，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等团体做足准备，在9月7日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上海、湖南等地的反帝同盟也是类似情形55，由国民党出面组织，由共产党实际负责。尽管中共在各地建立组织，扩大宣传，但1924年的九七运动因各地党团员人数较少，且无群众基础，组织不力，影响有限。 而到了1925年九七运动之时，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组织条件与观念条件均已成熟。5月底爆发的五卅运动，使反帝观念深入人心，“几乎没有人不熟悉和不了解它的意义”56。同时，各地党团及下属群众组织初具规模。面对1925年的“九七”纪念，中共上下信心十足。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九七运动委员会统筹安排，以各团体联席会议名义发表传单，召集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潼福德商联、国民党区党部等团体参与运动57。次日，中共上海区委告知各支部，准备借“九七”纪念之机，乘五卅运动之势，在工人群众及小资产阶级中“做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以巩固在五卅运动中所发展的势力。上海区委下令，各支部首先在内部报告九七运动的宣传纲要及具体的宣传与活动方法，而后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或群众大会，其他各市县也是如此。58 1925年9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上海各大中学校、各工会等150余个团体按计划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九七”纪念及追悼各地死难诸烈士大会，参加人数达20万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李硕埙在主题报告中将“五卅”受难者与《辛丑条约》的签订联系在一起，称不废除条约，愧对死难者。大会口号、游行传单、游行路线也与中共上海区委此前的设计相符。59 1926年的九七运动沿袭了1925年运动的基本思路，同时配合了当年的革命主题———北伐。中共上海区委提出九七运动的重点应注意以下三点:一为“提高反英空气”，二为援助小沙渡罢工，三为乘机宣传北伐。区委先在主席团会议中决定举行租界讲演，召开市民大会，落实活动方案。1926年9月1日，区委召集各部委及党团书记的会议。区执委书记罗亦农解释义和团运动的由来和意义，与义和团运动以后历次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概。最后决定各方活动方法，分头准备。9月4日，区委再次召集会议，由部委书记、党团书记报告准备经过和结果。区委见成绩不好加以训斥，令各方再去准备，分头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做传单鼓动市民，规定各支部必须凑齐的到场人数。9月6日，区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时间、地点、路线等游行细节，做游行前最后准备。9月7日，大批军警镇压示威人群，游行讲演只能草草收场。60 九七运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势改换口号和策略。国共合作破裂后，反对国民党成为中共革命的重点。在1929年的宣传大纲中，九七运动被认为是动员群众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旗帜。大纲强调“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点明国民党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缔结更加不平等的“卖身契”，指出只有工农群众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才能够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61。 中共精心筹划九七运动，对其抱以厚望，但九七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25年8月，反帝宣传如火如荼之际，恽代英观察到多数民众仍以为义和团是排外复仇的活动62。中共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并未从整体上改变时人对义和团的刻板印象。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仍在社会各方长期拉锯的过程之中不断调整，深受时势演变和革命进程的双重影响。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成功探索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观察中共如何叙述和宣传义和团的历史，有助于理解中共革命史观的理论特征和形成机制。革命史观的核心是以“革命”观“史”，即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革命目标为驱动，以革命实践为导向，依时依地依势分析历史的阶段、性质及走向。因此，重新审视革命史观，应该还原客观情势、主观施为、思想脉络、社会语境及革命效果等多种因素。 革命运动依照序列层层推进的历史叙述，是革命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团的历史叙述，恰在历史序列的生成过程之中。正如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郑超麟所言，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意义，直至1924年、1925年才被系统挖掘出来，并由此而重新估定以前几次运动(如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价值(1)。 历史叙述与革命运动的双向、动态的统一，是革命史观形成的重要机制。革命与历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动态调整。中共党员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书写者;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形势赋予了中共党员以多重身份，使中共党员在塑造历史的同时，也为历史所塑造。一方面，革命者对历史的认识，决定了革命的主体、客体、纲领和步骤;另一方面，革命所面临的机遇、现实和挫折，又反过来修正了革命者对历史的阐释。这套革命与历史互动的机制，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于三四十年代逐渐成型，成为中共革命史观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曾在其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中已经注意到20年代肯定义和团的目的在于反帝国主义，但他只选取了赞扬义和团的部分，却忽略了大量关于义和团“落后”的讨论，而这也是重构义和团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柯文忽略了义和团的重塑并不止于文本讨论，更是中共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梁磊、张炜玮则较早关注到中共对义和团的论述，金富军的学位论文也设置专章讨论了义和团的问题。刘长林、储天虎与王先明、李尹蒂等则从文本分析的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共关于义和团论述中的文本形象和象征意义。以上研究对中共关于义和团论述的相关分析，已较为充分，但对于革命历史的生成机制以及文本与行动的研究仍稍显不足。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出发作一综合探讨。参见梁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张炜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历史教学》2000年第11期;金富军:“中共早期反帝理论与策略研究(1921-1925)”，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年，第110-129页;刘长林、储天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王先明、李尹蒂:《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2(1)[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3(2)《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5页。 4(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5(4)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4、325页。 6(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 7(6)[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第28页。 8(7)《李大钊全集》(2)，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8、359页。 9(1)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10(2)章炳荣:《国民运动》，《向导》第42期，1923年9月30日。 11(3)王星华:《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政治生活》第67期，1926年2月3日。 12(4)林根:《介绍第七届全国学生大会决议案》，《中国青年》第4卷第88期，1925年8月8日。 13(5)《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14(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第114、115页。 15(7)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26年7月25日。 16(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94页。 17(9)实庵:《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第1卷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18(10)代英:《收回关税主权的第一声》，《中国青年》第1卷第9期，1923年12月15日。 19(11)F M:《我们的战略》，《中国青年》第4卷第88期，1925年8月8日。 20(12)林根:《介绍第七届全国学生大会决议案》，《中国青年》第4卷第88期，1925年8月8日。 21(13)昌颐:《纪念“二七”》，《中国青年》第5卷第112期，1926年1月30日。 22(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5页。 23(1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9页。 24(1)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25(2)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6页。 26(3)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每周评论》第24期，1919年6月1日。 27(4)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28(5)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29(6)金富军、蔡乐苏:《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0(7)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31(8)《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32(9)大雷:《列宁与义和团》，《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33(1)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34(2)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35(3)卓宣:《义和团运动之革命的教训》，《人民周刊》第22期，1926年9月14日。 36(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8页。 37(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1、232页。 38(6)《沈定一提编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案》，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汉口档”，档案号5660。 39(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763页。 40(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4页。 41(9)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0-534页。 42(10)齐:《“反帝国主义”和“义和团”》，《共进》第67期，1924年8月10日。日本内部也有声音，认为此次运动与义和团无异。参见「上海騷擾事件ニ関シ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ノ建議書進達ノ件」、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巻)、日本外務省、1983年、108頁。 43(11)重威:《爱国运动亟宜注意的几点》，《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十)，第182号，1925年6月17日。 44(12)大枬:《庚子和乙丑---听说想起之三》，《莽原》第14期，1925年7月24日。 45(13)大枬:《新义和团---听说想起之四》，《莽原》第14期，1925年7月24日。 46(1)清华教授张荫麟南下广东，发现粤人继承了义和团的不惧外精神，而吸取以暴易暴之教训，文明排外效果已达，引发冲突之事则“绝无闻焉”。参见张荫麟:《回粤见闻记》，《清华周刊》第384、385期，1926年10月8日、1926年10月15日。 47(2)卓宣:《义和团运动之革命的教训》，《人民周刊》第22期，1926年9月14日。 48(3)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49(4)F M:《我们的战略》，《中国青年》第4卷第88期，1925年8月8日。 50(5)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5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9页。 52(7)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53(8)《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0页。 54(9)高尔松:《义和团运动》，《五九》第9-10期合刊，1925年11月。 55(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下)，明镜出版社，1971年，第208页。 56(1)《中共中央关于“九七”纪念运动宣传大纲》(192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45-649页。 57(2)《上海区委关于“九七”纪念运动的宣传大纲》(1925年8月2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年)》，1986年，第8-13页。 58(3)《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九七”纪念的宣传大纲》(1926年9月3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1986年，第388、389页。 59(4)龙池:《废约运动与九七纪念》，《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60(5)《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九七”纪念的宣传大纲》(1926年9月3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第387页。 61(6)《邓恩铭关于青岛反帝大同盟国际日及平民教育等问题致宗兄信》(1924年8月20日)，《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94年，第160页。 62(7)《团武昌地委报告(第九号)---非教运动及反基督教大同盟成立和分工情况》(1925年5月22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1983年，第69页。 63(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618、619页。 64(9)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节录)》，时光等编:《“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71页。 65(1)《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关于“九七”运动、组织报告、工农报告及妇委改组等》(1925年8月2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1989年，第127、128页。 66(2)《通告枢字第三号》(1925年8月29日)，《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67(3)《昨日之九七追悼大会》，《申报》1925年9月8日。 68(4)《江浙区委九月份工作报告---政治概况与群运工作情况》(1926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文件)(1927年2月)》，1990年，第383-386页。 69(5)《上海工会联合会“九七”宣传大纲》(1929年8月28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委文件)(1927年11月-1929年9月)》，1987年，第518页。 70(6)F M:《我们的战略》，《中国青年》第4卷第88期，1925年8月8日。 71(1)超麟:《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3卷第72期，1925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